|
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间，各国工人运 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 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 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 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但社会科学 还有另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 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19] 5、6月之交，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曾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访问了雷海宗等三名教授。事后，在南开的大礼堂召开了由三教授谈与谭天荣谈话情况的大会。雷海宗在发言中指出，曾询及谭天荣学习哲学和读黑格尔的著作的情况，劝谭天荣在谈黑格尔的思想时，应多读一点黑格尔的著作。至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贫困落后，要治理这样的国家，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出现不少问题。他指着礼堂主席台两侧的两个标语牌说，他相信这两句话，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他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6月中旬，全国开始了反右派斗争运动，天津市和南开大学也不例外。但到7月下旬运动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时，雷海宗始终未被触及。直到8月，康生在北京的一次会上点名批判了雷海宗，中共天津市委和南开大学历史系才中断假期，紧急召开了批判雷海宗的会议。 1957年秋，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此后，他健康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不治之症，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但雷海宗虽身处逆境，仍关心国家大事，精心译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创精到之处。此外，亲自指导和校改拙译《李维〈罗马史〉选》，认真负责，关怀备至，使我学到许多东西，终生受用不尽。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上天，加加林成为人类第一个宇航员。雷海宗知道这消息后，受到极大鼓舞，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用英文写下了歌颂人类征服宇宙的这一伟大成就的长诗。雷海宗英文极佳，此诗当为文学精品，并能充分体现他的内心思想与宇宙观。可惜，笔者只在他的案头看到手稿，未能细阅，而此后诗佚人亡了。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马上于1962年克服病痛，毅然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个学生先后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到当年11月难以行动时为止。雷海宗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课从不写讲稿，但在讲外国史学史课程时，却以颤抖的手亲笔写下了讲稿，可见他在一生最后时刻时认真的献身精神和负责的教学态度。此时，他还让笔者从南开图书馆借出全套《诸子集成》，显然他还想研究先秦诸子，写有关的著述。可怜他已身心交瘁，油尽灯枯，天不假年。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患尿毒症和心力衰竭病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六十岁。 学 贯 中 西 创 建 体 系 热 爱 祖 国 锐 意 创 新 以上大致介绍了雷海宗的生平及其重要著述。总起来看，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擅长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把握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 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纲要》第48章中，首先对18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演绎方法经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和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直至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做了清晰的阐述。然后，又分门别类地对19世纪时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个学科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20] 这充分显示出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总体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把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不仅如此，雷海宗又反过来以历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写出了《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高水平的论文。[21] 很明显，雷海宗是我国总体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和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学习和发扬的。 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王朝体系传统，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光耀中华的历史体系。 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普遍称为“过去”，而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发生的独特事实，这个过去是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但是，史学的过去是相对的。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宇宙人生观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之为孔子，已经过去，万古不变，但这个绝对的孔子，人们永远不能知道。不仅史料漏载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献可征，其当时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历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时代的后世对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观认识。由此，他提出了主观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而异的对于过去的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参见《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和《历史过去的释义》）[22] 雷海宗的历史认识论是与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分不开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采用佛家语“大我”、“小我”作为哲学名词来观察人生的境界，把个人看成是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认为：宇，空间，整个的太空，在物质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时间，有机的发展，在心灵方面，是复杂的意志，无穷的希望，整个是有意义的。时空无限的宇宙之能有意义，是人类给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得解脱和出路。可以勉强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个什么的力量，要自知自觉，生命就是这种力量的表面化。人类，表现一种相当高的知力和觉力，但绝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觉力。人生中偶然会因过度悲喜和过度奇异的遭遇，而出现某一种一纵即逝的心境和经验，突感超过普通人生，好似与宇宙化而为一，明白了宇宙最后的真理。伟大的诗品，不朽的艺术，超绝的音乐，都是此种心境下的产物。然而，于此种心境最浓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稣、释迦、庄周之类的创教圣者。禅定修行，杂念全消，一片光明，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最后达到无碍自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雷海宗觉得，最好将此中经验视为宇宙中的自我表现力可能高于今日的预示。他由此展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我们的了解，终有一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参见《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23] 就历史观和整个历史体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在时间上以最近的五千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相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在人类历史上，欧西文化与埃及、中国等其他六个文化相并列，并无高与下、中心与非中心之分，这就有力地破除了西欧中心论的谬论。雷海宗还多次批驳欧洲学者对阿拉伯的历史与文化的歪曲和诬蔑。 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四千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３８３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帝国主义时代、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 (公元前２２１至公元８８年)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８９至３８３年）。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２０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人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更多的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文艺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参见《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历史的形态与例证》）[24]。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观和历史体系大致如此，从根本上看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打破欧洲中心论和传统王朝体系的努力，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历史体系，以及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色，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开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看法，在当时学术界是颇为难得和有显著影响的，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也甚具教益和启发意义。有的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第三，热爱祖国，坚决抗日，热情歌颂中国的历史，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雷海宗之所以不同于斯宾格勒，提出了中国文化二周乃至三周说，是由他的爱国抗日思想决定的。辽阔的祖国大地，灿烂的中华文明，雷海宗生于斯，育于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能接受中国文化已经一周而亡的洋人论调。面对祖国积弱和文化衰老的现实，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抗日战争爆发前，雷海宗对中国旧文化提出了较多的批评和非议，因为他觉得“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25] 雷海宗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26]就家族而言，汉代恢复古制，大家庭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维持了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中国经 “五胡之乱”而能创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不能并立，近代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当去弊趋利，采中庸之道加以调和，建立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27] 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统治中国，直至近代。在西方势力摇撼下，经辛亥革命，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曾笼罩中国三四千年的天子理想，一股脑儿结束了。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28] 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古代罗马帝国的制度，或可供将来的参考。[29] 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海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前此，他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中国文化二周乃至三周说的体系尚未最后完成。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雷海宗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连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其他民族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他检讨自己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但抗战开始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当前，欧西文化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抗日战争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它比淝水之战更严峻，更重要，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全部在此一战。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30] 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积极参加各项运动，改造思想，他说自己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此后，他在南开大学的全部教学实践、政治活动和学术生涯，直至1962年抱病重上讲台，都深深地体现着他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 第四，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追求真理，锐意创新，不断前进，勇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海宗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认为“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该书原著者韦尔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译本的校译者多是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名人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然而，雷海宗却对《世界史纲》原书和中译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充分显露出不畏权威、敢于阐发个人意见的精神。其后，他撰写《殷周年代考》，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这种采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史学领域的方法，是十分新颖的。《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成名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至于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建立中国文化二周说的体系，也是其锐意创新的表现。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亦给予注意。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史的提纲中，他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劳工阶级的学说，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持经济的唯物史观，寻求历史变化之定律。[31] 解放后，雷海宗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他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发表《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介绍和翻译了当时国内尚未刊载过的《达尔文致马克思书》和《恩格斯致索盖书》。 1952年，雷海宗调到南开大学后，主要讲授世界上古史。与以前根本不同，他开始接受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但是，当一般人都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教科书的体系、观点和材料时，雷海宗却根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所掌握的大量史料与具体史实，编写出独具特色的《世界上古史讲义》，特别对古代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关系和奴隶制与奴隶社会的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1956年后，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他对自己过去讲授的世界上古史体系做出原则性的调整，并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提出了新的部民社会的概念，并认为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必经的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至于所谓“马克思主义基本停留在1895年”的说法，他原来的主要思想是想说明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应该掌握和根据大量的新材料，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在了解、整理、总结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经验上要前进发展，得出新的认识，不要教条式地对待62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论述。 总括上述，不难看出雷海宗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显示出一种探索真理、打破传统、不断创新、敢于亮明自己独立观点的鲜明个性，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