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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 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里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来，原本“一穷二白”，后来一直也没有得到机会脱产学习、进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国古代史工作岗位上未遭淘汰，还能基本上完成任务，靠的便是北大学术气氛的熏陶，而主要以通过自学的形式来实现。在这一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厚积薄发 在燕园里很早就流行一个比喻：如果将讲课内容比作一杯水，那么教师本人的学识便应相当于一桶水，方能应付裕如。每当我在辅导、答疑中被同学问得瞠目结舌、背上冒汗之时，便自然而然想起这个比喻。这也就是要求教师厚积薄发。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将王鸣盛《蛾术编》之“蛾”念é，一位老馆员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别字，当念yí，义同蚁。这“一字师”也再次提醒我学海无涯，自己知识太浅薄了，必须尽快地积累，再积累。 在摸索中，我不断积累目录学、文献学知识。这得力于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者綦多。50年代的馆员个个业务娴熟，工作认真负责，知无不答；而且教员可以自由出入书库，十分方便。当我逐渐懂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关论著的价值之后，便以之为指导，将其中所载重要的或我感兴趣的书借回阅读，做卡片、索引，或径直在书库中浏览序跋等，广泛增加感性知识。同时也购置一些书，每月总要跑琉璃厂等地一趟，并把它视为极大乐趣。由于有了一些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便懂得哪些书该买，哪些书可暂不买。如《汉书》、《后汉书》便买王先谦补注、集解本；学术笔记首先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劄记》、《十七史商榷》；《周礼》买孙诒让正义本；《仪礼》买胡培翚正义本；《礼记》买孙希旦集解本；诸子则主要买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等。这些书都对丰富我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一些大部头的书籍如二十四史、五经等，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包括“白专”帽子的威胁）像前辈学者当年那样系统阅读、钻研，打下深厚功底的；[1]就我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通过一般浏览，有个大体印象而已。我的学力只能做到：借助于这个大体印象，加上直接间接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书（如“引得”）、辨伪书、类书，以至内容丰富的学术笔记（如《日知录》、《陔余丛考》）、论文等，一般能够尽快了解一部古书的真伪、价值、存亡，到哪里去查找佚文；或比较迅速地搜集到某一问题的有关资料。举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邻居是北京林学院的老师，他认定我教中国古代史便该懂得查找唐宋时期牡丹栽植的历史资料，于是便把一外地来信请教他的这个问题，转托于我。虽然我从未接触，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立即想到《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后来果然以之为线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他，据说回信后对方表示满意。不容置疑，我的答复肯定是肤浅的獭祭之作，因为我毫无研究基础。我举此例，只是想说明，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教师，即使基础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录学、文献学知识，一旦研究一个课题，需要有关资料，大体上便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到什么地方去查，这对教学、科研都是颇为有用的（如我上课讲皇权制度，涉及朝会、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以之为线索，扩大资料范围，便事半功倍）。虽然在这一方面我还远不能与前辈学者相比，但我坚信必须向这方向努力。 为了厚积薄发，除了史学知识、基本功外，还需懂得一些与之时有联系，比较专门的知识。如阅读先秦两汉若干文献和有关论文，音韵学便是一个重要拦路虎。很早我便对它感到头疼。后来下决心反复学习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学会查阅《韵镜》、《七音略》，并懂得了一点基本知识，回过头再读有关历史文献和论文，涉及某些术语，便不感到那么神秘莫测了，有时还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写一篇有关门阀制度的论文，为了证明中古“庶族”这个词可能演化为“素族”，作为证据之一，便从音韵学上考证出审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可以相通，从而加强了论点的说服力。 官制和历史地理知识更为重要。钱大昕曾说：“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他还批评《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诸传删省（按：指删略《宋书》、《魏书》等八书为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领。” [2]关于官制和氏族，因为篇幅关系，兹从略，此处只想谈一下我是如何积累历史地理知识的。如所周知，历史地理变化多端，难度很大。为了对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阅读当代权威论著（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的文章）外，我还大体浏览了《尚书·禹贡》（参考胡渭《禹贡锥指》）、《汉书·地理志》（用王先谦补注本）、《水经注》（用杨守敬等《水经注疏》本，参考赵一清《水经注释》，对照杨守敬《水经注图》）三大经典。特别是《水经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从图书馆借阅需定期归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将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转抄在我的国学基本丛书本《水经注》的相关注文下。因为后者是小32开本，每页天地有限，为了多抄些，只得写成蝇头小字，再不够便贴上小纸条。每页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纸条错错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点校本，已经不用它了，但偶而翻阅，一方面惊诧自己当年怎么会下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种欣慰感：在不断“阶级斗争”的缝隙中，我没有浪费自己的青春。有了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在教学、科研中便主动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于是便不得不探讨当时西北地区绵延十年的鲜卑树机能反晋活动，其性质究竟是什么。很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少数民族起义，而我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知识、《水经注》知识，经过反复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树机能的反晋活动是叛乱而不是起义，是非正义的，从而使我的基本论点站住了。很清楚，评价晋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论文，但如果没有历史地理知识，说服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论点根本无法成立。 此外，我的体会是，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知识，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尽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学、科研中涉及这些问题，出了麻烦，立刻会到有关书中去查找答案。为此，又必须学习、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学的日文，尽管只能勉强看业务书，也在扩大知识面上派上用场。当然，前面强调要学习的各种知识，或许其中有些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始终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却可使我们对直接用上的知识掌握得更扎实，运用起来更有信心。 《庄子·外物》：庄子对惠子说，“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处只是一小块，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无用”呢？不是。他说：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于黄泉”，则“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无用。庄子说“然则无用之为用也明矣！”用在知识上也可以说是这样。看来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识，与直接用上的知识往往是互相关连的，就像“容足”之地与其外相毗连土地是一个整体一样。不能因为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学它，成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没有直接用上，从总体上看，应该说，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说：“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这正是“无用之为用”的好例。袁枚虽然没有直接用上这些“典”，但有了这些“典”，心中有恃无恐（“犹之有权势”当即此意），作起诗来自然便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 精细读书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个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读任何一本书都精细，而应像弹钢琴一样，有重有轻，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浏览一下序跋目录，记入卡片备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或科研课题紧密相关的重要书籍或篇章，则必须精读细读，遇到疑点难点，还必须联系上下文，甚至查找有关资料，反复琢磨。这样读书的好处甚多。有时可以透过字面，扩大、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如《后汉书·百官志》，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读的一篇。此志写得比较简略，王先谦集解本有助于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但如果读时不精细，仍会把重要内容忽略过去。如在九卿“少府”属官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之后，紧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书令和仆射、御史中丞等，最后说：“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 开始我马马虎虎地读，便以为这些官员全归少府统率、指挥。后来读书一深入，便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难以解释。如尚书各官至东汉权力日益扩大，以至形成将取代三公为宰相的态势，怎么可能听命于少府呢！再如查刘昭注引蔡质《汉仪》，三公列卿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预相回避。卫士传：不得忤台官。（台官）过后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则长官要回避属官，岂不违背礼制了吗？这些矛盾只有在仔细琢磨“以文属焉”四字，正确理解其涵义后方可得到解释。原来“以文属焉”就是“文属少府”（《通典·职官三》），它与“职属少府”不同。“职属少府”是真正听命于少府；而“文属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条文之“文”。[3]“文属少府”是指仅在条文规定上，亦即形式上（包括朝会班次上）、名义上属少府，实际职务与少府无干。这一制度，西汉很长一个时期似不存在，诸尚书应该和太医令等同样“职属”少府，但后来尚书权力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其任务已经远远超出少府指挥范围，往往由君主直接过问，而积习难改，尚书品秩一时尚未能提高（如尚书令仅千石之官），不足以撑起独立机构，于是“文属”的办法便出台了。[4]这样，通过仔细琢磨，分清职属、文属，对汉代政治制度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读细读有时还可以正确掌握原文精神：如《史记·游侠列传》有这么一段话：“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一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作为司马迁否定儒家仁义思想之强证。过去我也同意这一看法。可是后来我反复阅读上下文之后，发现司马迁并非此意。因为在这段话之前他明明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并举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时也难免陷于困境为例，证明如能帮助他们，体现仁义思想，具有极大社会意义。所以说：“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谓）有德”。司马迁是肯定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观之”那段话之后及全文中，虽不否认游侠某些行为“时扞当世之文网”，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游侠“救人于厄，赈人不瞻”等（隐隐包含可能“救”、“赈”像虞舜、伊尹这类“有道仁人”之意），合乎仁义之道，并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这样，联系上下文便可断定，司马迁绝无否定仁义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过这段话肯定游侠宣扬仁义之行的必要性。然则又如何理解“由此观之”一段话呢？经过进一步琢磨，我发现原来司马迁对仁义的理解很朴素，和后来发展了的儒学有所不同，他仅只认为，肯于帮助他人，使之摆脱困境，得到各种利益，这种行为就合乎仁义之道。“窃国者”（如周武王）因为涉及面宽，从其举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极多，称赞这一行动合乎仁义，故被拥为诸侯；而“窃钩者”因他人没有得到利益，没人称赞他仁义，拥护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杀。“侯之门仁义存”的真正涵义便在于此。这样理解，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肯定“人富而仁义附焉”（如陶朱公）、“富者得势益彰”（如子贡），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窃钩者诛”等三句话，司马迁转引自《庄子·胠篋》，原意确是讽刺、反对儒家仁义之道的，但先秦两汉学者在发表议论时，常有引前人的话反其意而用之的风气，甚至还有捏造史实以证明自己观点的，司马迁未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这样，“由此观之”一段话的精神，本来易被误解，经过反复阅读，也就不难正确掌握了。[5] 精细读书有时还可以发现原书及其注疏中的错误：《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南齐郁林王即帝位，与大臣萧鸾矛盾尖锐。支持郁林王的杜文谦敦劝郁林王的宠臣綦毋珍之，赶快联络掌兵权的人先下手为强，“勒兵入尚书，斩萧令”，“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胡三省注：鸾录尚书事，故称录君），父母为殉，在眼中矣。”（以上依古籍出版社版，今人标点） 然而据《南齐书》，齐武帝临死遗诏仅以萧鸾为“尚书令”。萧鸾“录尚书事”是在发动政变杀掉郁林王，拥立海陵王为帝后自封的，则在此之前与郁林王斗争时，何来“录君”（录尚书事）头衔？何况《通鉴》正文杜文谦明明白白说的是“斩萧令（尚书令）”！胡三省此处读书不细，注释出错，今人标点又受其误导，将“录君”作为名词下属。其实，正确标点应该是：“若迟疑不断，复少日录君，称敕赐死”云云。这里“录”是逮捕之义。綦毋珍之极受宠幸，如萧鸾夺郁林王位，必定杀珍之，故杜文谦才以“复少日录君”这一利害关系打动他，要他先下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