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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代学人剪影——记吴廷嘉、赵淑凡、刘大年、孙思白、吴静渊、何兆武、李慎之等学者(上)(20040809)

http://www.newdu.com 2017-11-10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前 言
    我们都是跨世纪的人,无论是你、我、他,老年、中年、青年,都有幸在这21世纪初相会,二个世纪的风雨苍黄,带给我们的兴奋和苦恼,追求和彷徨,都难以在岁月流转中磨灭,因为这都是我们真切地感受和由衷的付出,是一生中最值得留给后人的记忆。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与我的前辈、同辈经历了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文革的灾难,在不同程度上使我们的身心受到伤害,也使我们这一群人曾经迷失自我,践踏自己甚或相互践踏,留下心灵的创伤。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 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和无奈,至今也难以使后人理解。
    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自身留下多少遗憾,很多人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不知疾病、苦恼和穷困,忘情地跋涉。他们是我的老师和同事,有的已经故去,有的也已垂垂老矣,但那上下求索,苦苦追寻的声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
    一位年青学者对我这样说:“ 你们这一代人未完成的学业,可以由我们来完成,但你们一代人的境遇和奋斗精神,如果不留下来,那就永远地消失了。”
    然而,这是一部难以抒写的大书! 我也许无能为力。但那曾经令我感动过、振奋过、伤心过的人和事,却不容淡忘,因此,我想为他们留下翦影,一个目前尚难以完成的写作就这样开始了。
    哀哉,吴廷嘉!
    她走了。
    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 当医院宣布她的绝症,并多次作了处理后事的准备,却又奇迹般地多活了十多年,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写下百万字的著作。
    这是上帝对她的不公! 对这样一个如牛负重的赤子,不论成家立业,著书立说,甚或在公益活动中,都历经坎坷,饱尝艰辛,直到撒手人寰。
    这是我骤闻噩耗后的第一感觉。
    这个感觉是揪心还是解脱? 是沉重还是松一口气,说不清道不明,只是直觉地感到,她正当如日中天的年华,有千万个理由活下去;但看到她辗转病榻的痛苦和治疗的无望,宁愿她少受些折磨,因为她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只能祈求上帝赐给她最后的安宁。
    这第一感觉中的矛盾,竟然与我初次见到她时的复杂心情,相近相似,难解难分,也许只有仰天长叹才能排遣我心中的追思。
    对于她,我是未见其人,先识其文。
    那是在八十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涌现了一批后起之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年青女性的崭露头角,她就是一个佼佼者。在行文中她那新颖的见解,透辟的分析,流畅的文采,洋溢着泼辣辣的阳刚之气,在我面前展现的该是一个潇洒倜傥,英姿飒爽的女才子。可是蓦然一见竟令我惊讶得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她那焦黄的肤色,瘦弱的身躯,满面风霜,憔悴得像是一个老妇人。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在这里无影无踪。
    自那以后,每逢有什么学术研讨会,只要她一出场,就令人肃目而视,听到她连珠炮般地发言,富有鼓动性的口才,怎么也难以设想这是发自形同枯槁的抱病之身,而且还不得不为她犀利的谈锋,严谨的逻辑而折服。当她雄辩滔滔的时候,我有时不忍卒看,唯恐她一番慷慨陈词后,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可这时我又最爱睁大眼睛观察她的声色,唯有在论辩中的她,神采飞扬,焕发炯炯目光,直逼听众的心窝,使我顿悟这才是她的本色。
    她是一个为学问而锺情、陶醉、献身的性情中人。她常常彻夜不眠,笔耕不辍,次日清晨又忙着为三个孩子准备早餐。她就是在这样繁重的家务和多种疾病的折磨中写出一本本专著,本本掷地有声。为她这样超常的负荷,超常的成绩,在研究所年年评为先进或优秀党员,直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她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就在她不得不依靠输氧、输血维持生存,靠抽去胸腹积水减轻痛苦的间隙,仍然匍伏在病榻上写作。对于事业和疾病,她有永远不断进击的意志,即使在病入膏肓之际,依然那样乐观自信,谈笑自若。人们都惊异她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连医生都叹为观止。所以在我眼中她又是当今学术界的奇女子。
    她是成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不修边幅在我辈中是罕见的,有时几近蓬首垢面,使人几乎忘却她是一个女性。可我永远忘不了她穿上旗袍,戴上项练,流盼四顾的神态。那是我和她夫妇出差广州的时候,她刚刚得了一笔稿费,这对她沉重的家室负担不过是杯水车薪,为了这一小笔稿费怎样支出,夫妇俩争议不休。第二天她爱人倾其所有买了一件漂亮的旗袍和项练送给她。我以为过惯苦日子的她,怎能接受这种奢侈品,说不定会发火吵架。岂知她竟然爱不释手,喜不自胜地穿戴好,在镜子面前端详流连,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也有一副苗条的身材,这使我恍然大悟,她和我一样是个有情有欲的小女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从未看到她穿着这一时装出入公共场合。
    她就是这样生就一副儿女心态,丈夫气概。风风火火,毛毛躁躁,绝顶聪明又傻得可爱。她会把一个塑料片当作玉坠子珍藏多年,送给我作永久的纪念,我不忍拂她的好意,从未言明这是连孩子也能识别的赝品。她文思喷涌,挥挥洒洒,倚马千言,看她的手稿,满纸烟霞,句句珠玑,但那错字、漏字也着实令人又气又恼。她急公好义,嫉恶如仇,论人评事,不乏偏颇,遭人物议。她忧国忧民,激情满怀,又有点理想主义,难免不合时宜。她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却用生命熬油,燃尽了了最后的光焰。
    上帝造就了她,又何必那样摧残她?!
    哀哉,吴廷嘉!
    生命如歌
    -----记拉美所副所长赵淑凡
    淑凡是我的同事,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论姿色也许算不上出色,论年纪更是徐娘半老,可那文静的举止,娴雅的神韵,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向周围散发,不知男同事们感觉如何,我这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见着她常常有一种如沫甘泉般的清爽。
    说来也奇怪,同是女性,年青的反而被年长的吸引,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五、六十年代的姑娘,能说、能唱、能劳动,就不太爱打扮,白、黑、蓝、灰色的服装,颜色和样式就那么几种,男女老少都一样,难得是夏天穿上“布拉吉”,还是从苏联传来的连衣裙,有苏联老大哥做榜样,就不怕被人说三道四,似乎只有这一季节女性的着装才显出与男性的差别。淑凡是党的基层领导,穿着自不能特殊,在穿件花衣服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代,哪能反其道而行哩。可同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与别人就不一样,剪裁合体自不用说,款款的步态,轻轻一掠的披肩发,温馨的话语,真像一个淑女,这是我对她最初的印象。
    可这淑女,也有令我吃惊的时候,据说她在反右运动中,居然堂而皇之的扬言,闹革命就是为了要过上好日子,因此还受到处分。她从少女就参了军,论资历也算得上是“红小鬼”,难道连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人人皆念的“经”还不明白,非要与众不同。又听说她四个孩子的名字是以和平安宁排行,仅此一点就够她受了,可不,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候,胆敢扭着干,标榜什么和平安宁,为此她没有少被明敲侧击,到文化革命中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状,尽管如此,她居然言不改志,行不更名,直到和、平、安、宁长大成人。有一件事使我一度迷惘而感动,她的属下有一名少妇,有了婚外情,丈夫远在外地而有了孕,在当时这可是了不得的丑闻,按惯例,大会小会检查、处分、批判、弄得不好被开除、劳教,身败名裂,遇到运动更会成为活靶子,千人踩、万人踏,不饶不恕,一辈子也翻不了身,这种严酷性,想起来也令人不寒而冽。她是党支部书记,这件事落在她手里会怎样发落哩? 我怎样也猜不透。谁知她不露声色,悄悄地帮她堕了胎,接到家里,养好身体,解决夫妻的两地分居,还要知情人保密,当然也不乏有严肃的批评。当我看到当事人满面泪水地向我诉说对她的感激之情和忏悔,我才明白挽救年青人的错误,有理有情的批评比无情打击更见成效。当时这样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要顶住多大的压力! 仅此一点就使我感受了她的淑而不凡。
    由于工作调动,一别多年,当我再想探询她的时候,她已阖然长逝。这样我就去了她的家,在她的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册相片簿。打开相册又见到她温文尔雅的风貌,所不同的是有了病容,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变换着各种服装和姿态,照了那么多的相。这时我才知道,当她得知自己不久人世后,选购了十多套时装,轮番地穿著,留下最后的倩影。这要有多么旺盛的生活热情,才拥有这样美好的情怀。生命对她像一首歌,一首情怀隽永的歌,伴随她飞离了人间。
    思想者不老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刘大年先生化作云烟,我没有去送行,为的是不忍心看到一个神采奕奕的老学者,永远闭上了双目。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深到不经意会在耳畔响起他的湖南音,这不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慕名读了他的著作,也不是因为进入研究所后,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而是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授予名誉博士的会上,留下的深刻印象。
    社科院给外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授衔,这还是第一次,会场不大但很隆重,主持人的讲话是念发言稿,不疾不徐,稳稳当当,听来大都是耳熟的套话,是涉外的会议弄得这样拘谨? 还是作为一方主管的讲话离不开事先拟好的讲稿? 这本该是启人心智的会议,一开场却那么平庸。正在我默默思忖之际,突然听到一个充满激情的声音,那是刘大年的发言,他是井上清的老朋友,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和切磋,建树了深厚的友谊。大约是老朋友的业绩,拨动了他的心弦,讲话一如山泉出谷,滔滔奔流,娓娓动人地叙说这一代日本学者的成就和风范,话语的流畅,思路的清晰,论理的严密,像是一挥而就的雄文华章,可圈可点。他以八十岁的高龄,作出这样虎虎有生气的即席演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是: 他没有老! 这也使我油然想起六十年代的他,曾经以一篇《论康熙》在史学界引起震动,不论对其观点是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都不否认在那万马齐喑,八股成风的年代,一篇文章激起对历史人物品评的新风,那时他还年青。岁月如驰,黑发人已成了白发人,是什么原因使垂垂老人葆有这样的青春风采? 听说他在临终前夕,卧倒在病床上仍然笔耕不辍,医生不得不给他用药,使他活跃的思绪停滞下来,不这样就不能使他得到休息。临近弥留竟然用人工麻木停止思维活动,是医学制胜了生命,还是生命使医学无奈?
    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开动思考就如开动机器一样,运动起来的惯性不可逆转,生命不止,思索不已,连痴呆症的患者也不例外。已故考古学界的老前辈徐旭生先生是我的邻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连冷了穿衣服,热了脱衣服,都要人招呼,你不叫他吃饭,他也许再也不会想到肚子饿,可他每天不言不语地端坐在书案旁,两眼直瞪瞪地瞅住书不放,有时还能往下翻页。我好奇地问他的家人,他还能看得进书吗?回答是看不进了。但他每天都要在书城中危坐,像是老僧入定,不这样,就会烦燥不安。在他痴呆得失去自我意识的时候,书,仍然使他牵肠挂肚,有了书似乎就有了他的天堂。难道在行将就木的身躯中,还有一息思想的细胞潜藏在无意识中盈盈欲动?
    真正促使我想为老学者们写文章的,是86岁高龄的孙思白教授。他已退休多年了,一天他颤巍巍地扶着拐杖来到所里,一见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把文章送给我看呀,我喜欢看你的文章。”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随手把刚刚发表在1999年第1 期《史学理论》上的一篇《青史有待垦天荒》递给了他,这件事也未在意。谁知过了一周,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是找到人事处才知道我的电话变了,否则早就要与我通话了。他在赞许了这篇文章后,话峰一转,连连谴责自己: “我这十年白活了! ”我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了。他说这十年疾病缠身,身上疼痛,手发颤,没有写东西,原来他说的“白活”就是指没有再出科研成果。我连忙问他今年多大高寿,他说,85岁了。啊! 这年纪早该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却因为从75岁以后,不能继续著书立说而于心不安。这样一位视科研工作如生命的老人,胸中要涌动多少蓬勃的思想活力,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概!
    但有科研不言老,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心态,也正是对科研工作的不息追求,成就了他们学术事业的高峰。季羡林老先生自述,在他的论著中有三分之二是在进入老年后写成的,他那优美、清新的散文,在年青人中拥有大量的读者,一个老人的作品,博得老少共赏,是因为融进了生活乐趣和知识芬芳,吸引了年青人的心。人们都知道杨向奎老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可他还写过一篇物理学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权威杂志《中国科学》上引起自然科学界的兴趣;史学界同行评论他在70多岁出版的专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是他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一传世之作是他长年在白天也要开灯的黑书房中完成的,为此,我曾为他的住房条件鸣过不平。他在给我的信中自述这是特意的安排,不无风趣地说:“且谈‘玄学’,‘玄’的本意是暗淡,也是安静,‘安静’不仅来自无声,也来自无光,无声而暗淡,才能安静,我最讨厌杂音之污染,所以造就一个‘玄静的环境’。”又说: “在安静的环境中思考,是人生最乐处。如果我读书有所得,都是在‘玄’的环境中思考出来的。秋冬之际,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大半时间在思考,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思考人类的将来。”诚如其言,人生、宇宙和人类的未来,是他毕生思考和探索的课题。看到先生以渊博的学术,出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游刃有馀,成就卓著,每天还坚持游泳不断,鹤发童颜,生气勃勃,这哪像耄耋之年的老人!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自然科学人才成长的特点并不一样,学业的精进要靠长年的积累,往往是年龄愈大,积累愈丰厚,学术研究愈趋向成熟。
    积累和思考使得老一代的学者永远燃烧学业的青春。
    因为,思想者不老!
    在天国安享桃李的芬芳
    多年来我就想找到吴校长,他是不会记住我的,或许他就没有认识我,作为一校之长,谁会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记住一名低年级的学生? 何况他任职不长,又从来没有教过我,可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这样渴望为的是表达母亲临终的夙愿。
    三十年了,这已是遥远的记忆,当我守着弥留之际的母亲,度过人生最难诀别的时刻,又不得不克制悲痛,抚慰母亲对人世最后的眷恋,有多少舍不下的情怀,割不断的牵挂?!不意,母亲对我最后的嘱告是: “代我谢谢吴校长....。”这轻轻的一句话,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可不是,吴校长解放初就任镇江中学校长时,我刚刚跨进中学。失业的母亲抚育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子女,实在是太艰难了,我是长女,不能不分挑生活的重担,寻找生计,虽然我那么渴望求学。就在这关键时刻,老师传来了吴校长的决定,给我最高的助学金,介绍我母亲就业,尽一切办法帮助我复学。喜讯来得那么突然,当我重新走向学校时,好像是走进梦中。就这样我顺利地读完中学,上了大学。母亲总是念念不忘吴校长,虽然她从未见过他。吴校长哩,早已调任了。对於向个人道谢,我又不太放在心上,那时候的思想方法就这样,把一切关心和爱护都归之於党的恩惠,用这最高的抽象,涵盖个人所作的一切努力,那自然也容易把个人淡忘。事过多年了,母亲久久不能释怀,终于成为终生的遗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再次对我嘱告,又怎能不使我刻骨铭心哩! 吴校长,你在哪里?风云变幻的年代,几经周折的调动,又在哪里留下你的踪影? 我苦苦寻求而不得,时间已使我从青年进入中年。
    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后,史学界第一次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出其不意的是,在与会者的名单上发现“吴静渊”三个字,是他?!难道是他! 江苏师范学院的教授,当年的校长,如今成为我的同行? 不管是与不是,我立即循着房号,一脚跨进了门,屋内坐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大约是我这不速之客的莽撞,他蓦然回首,清瘦的面庞和我打了个照面,这不是吴校长吗,正是他,我奔上去,一把抓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吴校长,我母亲谢谢你。”当我说明来由后,他依稀记起说: “你姓刘,是个好学生,对好学生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上学。”就为了这简简单单的一个信念,亲爱的老师,你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处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谢谢你,吴校长!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抬起头时,看到站在一旁的赵俪生教授眼中映出了泪花。
    在这以后不几年,吴校长谢世,在哀痛之余又不禁轻轻地嘘了口气,上天给了我不期而遇的机缘,终于在他生前表达了铭谢的心迹。如今我也渐入老境,回首往事,吴校长在我心目中是一座圣洁的灵碑,在天国永享桃李的芬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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