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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这样在可能条件下通过精细读书不断受益的。有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由此及彼”，发展成科研论文。如上述《史记·游侠列传》之例，便触发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并成为我后来发表的有关司马迁崇儒论文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论从史出 追求新意 从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有很长一段时期，史学界十分强调“以论带史”；甚至“论”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我在法律系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曾撰写、不断修改了几十万字的讲义，全都体现这一精神。虽然我对史料还是注意搜集的，但仅只为了反复证明权威之“论”的正确。具体说，就中国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历史上任何时期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任何变化，结论都是预定的；其指导思想全都被认定是为了加强镇压奴隶、农民反抗的需要，即阶级斗争的需要。为此，有时还不得不曲解史料。记得有一次讨论，我的发言出了格，强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便遭到批评。从此，我便被“以论带史”紧紧箍住。老实说，这样做，倒也很省心，只要搜罗一些足以说明统治阶级残酷剥削、镇压劳动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时也会感到乏味和苦闷，难道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不断重复已有现成的结论吗？ 60年代初，读到翦伯赞先生几篇论文，大受启发。他反对“把史料硬塞进原则中去作为理论的注脚”，反对“挑选材料只是作为原理原则的注脚”，“用史料去迁就理论”。[6]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强调从具体历史中概括出结论来。这也就是“论从史出”。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就必然会有创见，会有新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了，我努力追求这一境界。 所谓“论从史出”，如果从广义理解，也可以把“论”理解为一种看法，则小至一个字、一件事、一项制度等的考证，只要史料确凿，见解新颖，都应该是“论从史出”。这种“论从史出”，大体也就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也可以说就是“微观”。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它是决不可少，决不可忽视的。因为古代史料脱漏、错讹、长期误解，在所难免。如果不加考证，去伪存真，而是囫囵使用，以之为依据提出宏观看法来，也许不知哪一天便会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楼一样，倒塌下来的。五六十年代有些宏篇巨著，今已很少有人问津，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所以对于一些在关键问题上的精采考证，必须给予高度评价，有些考证决不亚于一篇大论文或专著。我自己从来对这类“论从史出”、考证都是十分欣羡的。也曾在这方面做过一番努力，发表过《刘裕门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兴趣还是偏重在探讨一些分析性、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上。即将“论从史出”之“论”，多从宏观方面着眼；而把一些微观考证作为“论从史出”中“史”的组成部分，为宏观看法服务，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关于偏重宏观，古代学者早有类似论述：清初学者刘献廷在其名著《广阳杂记》卷四中说：“历代史册，浩繁极矣！苟不提挈其纲领，便如一屋散钱，无从着手。”所谓“提挈其纲领”，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说明一些“关系重大”的问题，以达到“识古今之成败是非”的目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我写专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过对大量“散钱”即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力图“提挈其纲领”，探讨这一段时期内，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宰相和秘书咨询官员出现、发展的原因与规律，以及相互之间，并与皇帝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仅限于具体制度的罗列及其变化的介绍。 关于究竟如何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我的体会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认真地、自觉地学过一点理论的，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可以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尽管它们的具体内容，后来逐渐模糊了，但它们分析历史与现实在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性，毫无教条气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却在我头脑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使得我对一些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念，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个人与人民群众、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相互辩证关系，能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掌握，这便有利于宏观地把握史料，提高“论从史出”的理论性。 例如我的《陶渊明田园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文，联系儒家正统文学观、玄学、门阀制度、江州农业生产状况、陶渊明宦途失意亲自参加一些劳动等因素展开论述，便是以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辩证关系，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体现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的。又如《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一文，关于《史记》不可能以批判、反对汉王朝为指导思想的看法，则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分析司马迁的家世、教育、仕宦经历之后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较宽广的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或一旦涉及这些问题，懂得如何很快查到、了解。其实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积”，而且是其中的主体部分——系统的中国通史基础知识。过去我写过《略论晋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一良先生请教，他便指出：研究晋律和礼、法关系，不能局限于晋代，要“上挂下连，非于通史精熟者不办”。这对我启发很大。通过后来教学、科研实践，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系统的通史知识，纵使有着很高理论水平，宏观思维，面对有关课题，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无从下手；或虽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露肘，主观地概括出几句干巴巴的教条，“以论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识越丰富，掌握得越深入细致，有关史料越娴熟，进行教学、科研，分析问题，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最近我写了《〈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观地认定主要是《四书》适合宋代以后各王朝力图以之教育官员及其后备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灭人欲”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劳动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际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些通史知识，以及经学、理学的一点比较专门的知识为前提的。没有这些知识，便不会了解宋代的新特点，也就不会考虑宋代以后官员、士人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完备法令制度相比，在巩固王朝统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问题，也就写不出这篇文章了。当然，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否站得住，是另一问题。我举此例，只想说明，各方面知识包括通史知识多一些，必然有利于教学、科研中大处着眼，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顺便一说，上面提到理学知识，我还要特别感谢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它对我学习哲学史知识帮助极大。这书从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编》，再到80年代《新编》修订本，我全都一一购买、拜读，有的篇章是反复拜读若干遍。这是把极难读懂的哲学史史料，一个字一个字真正读懂、理解、消化后，概括出来的具有精辟见解，而又深入浅出的一部巨著，是一部高水平的“论从史出”之作。从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的角度 ，或许对冯先生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但从我们这一些一般古代史学工作者积累哲学史知识言，则已感到非常满足。某些囫囵引用史料之作，是绝对无法与之比拟的。所以我还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据情况有选择地阅读这部书。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体会，即经过摸索，懂得要朝哪个方向去做，实际上我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我原来史学基础极差，起步也晚。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文革”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时，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毕竟有限。对这个问题，我很想得开，所以把自己的蜗居颜曰“材不材斋”，但与《庄子·山木》的圆滑态度，以及辛弃疾的消极态度不同。[7]我是现实的、积极的。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80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的确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辈学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视这一现实，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于“不材”境地，毕竟“天生我材”，总要发挥一些光和热，所以要奋斗，要以“材”为目标，尽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过要心中有数，如果精力不济，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强。面对来日方长的中青年学者硕果累累，还有可能著作等身，要为他们高兴，为史学兴旺发达高兴，可能时予以扶掖。要心平气和，决不要嫉妒、压制，也不必暗自嗟伤，空耗心力。与其如此，还不如将心力用在学术上，多增加一点成果 。这便是我的材不材观，并以之颜蜗居以自勉。 最后，谈一下一些前辈学者对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与点拨。只举两例。 记得1948年在华北文法学院兼课的黎锦熙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声韵学”，第一堂课便宣布：听完课，要动脑筋，提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期末考试，“如果完全照我讲课的笔记背，一字不错，别人给你一百分，我给零分！”对惯于死记硬背的我来说，这话无异于一声霹雳，振聋发聩，以至五十年后黎先生当年说话时的姿势、神态，记忆犹新。那年期末考试，我才得65分，懊恼之余，更进一步加深了对这话的印象。我这一生，教学、科研在内容、观点上总力争有点新意，不愿落人窠臼，不能说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响，但他的话对我启发极大，却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给我很多帮助的是周一良先生。我认识周先生是在1972年调到历史系以后，但早闻大名，1964年已购买、拜读他的大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在与周先生交往，有幸亲聆教诲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诚：真诚地进行学术研究，真诚地指导研究生、中青年教师（包括我这类由中转老的教师），真诚地与同事相处，真诚地奖掖后进，而毫无利己意图。“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初稿写就，征求意见。我在先睹为快，拼命学习，还抄下一些精采内容之余（因当时还不知何时能出版），也提了几点小意见。如《陈书·虞寄传》“系马埋轮”一词，我以为既非汉代俗语，亦不出于《孙子》，而是源于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周先生不但表示赞许，而且后来《札记》定稿出版，他还在这一条目下转述了我的看法，以为“似与虞寄原意较近”。这既反映周先生的谦虚美德，更是对我的激励、奖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经毕业了的北大同学来信问我“茶”字的梵文读音与写法。我哪里懂？便带上此信当面请教周先生。他说：多年没摸梵文，要查一查。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信，作了解答；但又说，为了慎重，还要再去请教季羡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时间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来信，并附上季先生给他的信，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我便将这些信一并寄给了那位同学，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茶”字，对方还是一位从未谋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极其宝贵的时间，如此认真负责处理，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周先生一贯平等待人，一片真诚待人的美德。这种美德给我的教育意义更大。当然，我得到周先生学术上的点拨也很多，同样终生难忘。前面所举关于重视中国通史掌握问题，即其一。下面再举一例作为本文的结束。80年代初我的《刘裕门第考》一文初稿，本来只提到陈寅恪先生将魏晋南北朝士族分为三等，自己并无定见。周先生看后认为三等说“陈先生似未伸论”，建议说：“我看士族大致分为高下两阶层较妥。”据此，我又收集资料作了点考证，补充到初稿中去；并且后来一直坚持士族高低两级之分，追根溯源，实得力于周先生的点拨。 [1]如吕思勉先生曾将二十四史系统读过三遍，见《蒿庐问学记》第3页。 [2]以上分别见《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卷三六。 [3]参看劳干：《两汉刺史制度考》，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4]侍中、中常侍、御史演变情况与尚书不同，但“文属”性质则一。其他官府如光禄勋属官也有“职属”、“文属”之别。 [5]以上看法详参拙作：《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载于《国学研究》第二卷，北大出版社，1994年。 [6]分别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7]辛弃疾词《鹧鸪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带湖之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