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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初，名著选译告一段落，雷先生去世课程中断，我暂时“赋闲”。承杨生茂先生垂青，我开始问津美国史，在他的指导下翻译关于美国内战的历史文献。这些译稿后经杨先生和查良铮先生校改，收入杨生茂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1963年7月，资料室的人员和工作有所调整。蒙吴廷璆先生器重，我以资料员身份担任他的助手。从此，我转向日本史研究，在吴先生领导下，与俞辛焞同志共同创建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由于四清、五反、半工半读等运动接连不断，日本史的科研工作未能顺利展开。1965年9月，随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一起去盐山再次参加四清运动，直至1966年6月中旬返南开。 1966年6月至1970年9月，在南开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洗礼，后又到农村、农场参加学农和疏散野营等活动。1970年9月，分配到南开大学化工厂，在包装车间当工人整整二年。1972年9月，调回历史系为工农兵学员教英语。1973年日本史研究室恢复工作，与米庆余等同志去塘沽海关宣传批林批孔，并就地调查了解日本海员的情况。不久，随吴廷璆先生配合评法批儒运动，收集探讨日本历史上儒法思想的资料与斗争。之后，由于国际上发生石油危机，进而考察日本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战争。接着，发挥自己精通英语和过去爱好国际关系史之所长，回过头来研究日本外交史。1974年以来，在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室主办的内部刊物《日本历史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不署名的文章和资料选编。最后，承担了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十三章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大部分撰写任务。从1963年7月起，经过文革十年，直到1978年9月，我若断若续地从事日本史研究长达十五年之久。此外，1972年后，还在黎国彬先生领导下，参加联合国资料翻译工作，并主要与冯承伯同志合作，编译了《尼加拉瓜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 1978年9月，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人手缺乏，于可同志代表教研室希望我“归队”，这样我重新回到了22年前报考南开研究生时确定的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的“本行”上来了。 1979年7月至今，又24年，是我一生的第三阶段。这是我摆脱逆境，苦尽甘来，教学科研事业得到发展的时期。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形势一片大好。历次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右派”问题加以改正。1979年7月，我的“右派”头衔终于改正，职称由资料员改为讲师，工资恢复到1956年在武昌建筑工程学校时的待遇69元。我衷心感谢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革命路线。我一生的生活实践证明：没有小平同志的理论和路线，就没有自己后半生的发达和辉煌。 1979年5月，我代表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的同仁出席在重庆召开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成立大会。8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于可同志代表南开参加，提交了与我合写的《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9月，我有生第一次名正言顺地登上大学讲台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1980年10月，首次参加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曲阜举行的关于古代城邦和希腊罗马史的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与于可合作的《关于城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1981年5月，受到魏宏运先生的信任，担任南开历史系副主任一职，直至1991年10月（最后二年主持全系工作）。1982年11月，经南开大学推荐，被国家教委派往希腊研修一年，专攻希腊史。1983年5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郑州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我从雅典向大会遥寄《斯巴达早期土地制度考》一文，并由林志纯、吴于廑二位先生提名，担任研究会秘书长。从此，在林志纯先生（笔名日知，福州人）的领导下，我负责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以及1991年后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的工作，至今整二十年。林志纯先生是建设和发展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元老和泰斗，从1979年以来对我的成长关怀备至，爱护有加，如今以93岁的高龄为《贻书堂史集》题词，勉励我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创新前进。我没齿不忘林老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情和同乡之泽。 1983年和1987年，先后晋升副教授、教授。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与此同时，承吴于廑、齐世荣二位先生青睐，得附刘家和先生骥尾，担任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全书《古代史编》上卷主编之一，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我与国际史学界建立起较广泛的联系。自1982年以来，先后在希、荷、德、英、美、西、丹、加、瑞士、澳等国二十多所大学讲学、访问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1990年和1995年，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西班牙马德里和加拿大蒙特里尔举行的第17、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93年和1997年，先后在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规模盛大的中国第一、二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1993年3月至2003年2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八、九届委员，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肯定和信任，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 《贻书堂史集》编辑了自己1962年以来写的文章，共分七类42篇。每类内文章按发表和写作的时间为序。第一类关于西清王氏和王贻书堂，1篇。第二类关于日本史和外交史，7篇（这些文章主要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内容和文风不能不带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语言与烙印）。第三类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4篇。第四类关于世界史和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5篇。第五类关于世界上古中古史，19篇。第六类关于雷海宗先生的史学，5篇。第七类关于吴宓和杨宪益二位先生的学术成就，2篇。其中，有不少篇与其他同志合作，皆在篇末注明。前半部分合作者多为较早时期在日本史和世界古代史方面的战友，后半部分合作者则是我培养的研究生。对于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贻书堂史集》是自己过去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的读书心得汇编，并将鞭策我今后继续治学不懈，笔耕不辍。我平生的学习经验是：必须勤奋读书，刻苦钻研，不要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即使身处逆境，也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必须打好广博、深厚的基础，有理论指导，熟悉多学科知识与跨学科研究方法，通晓古今中外的历史，才能登堂入室，精益求精，攀登科学高峰；必须谦虚谨慎，严谨治学，一步一个脚印，既充分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追求真理，敢于创新，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由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最后，我谨向为本卷题词的林老，写序的王世襄、齐世荣、刘家和三位长者表示最衷心、热诚和亲切的感谢，一定努力自爱，自强不息，不负前辈对自己的关怀和期望。我要做到：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王敦书 2003年6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