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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大道理，只想讲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第一层， 是原始文献，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 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 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 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 《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 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 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 《新旧唐书》之外，给我们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 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 “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 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 是更次要的。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 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 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 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 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 就会一下子崩溃。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解释和引用，找 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 是独出心裁地乱解释，这就麻烦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前人研究是很 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 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解释，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 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 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 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 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 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 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 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 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 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 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 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 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 的，做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 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 术刊物，国外的像《T＇oung Pao（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亚洲学会会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 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方学》、《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宗教》，中国大 陆的《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研究》，中国台湾的《史语所集刊》、 《汉学研究》，等等。还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录，像《东洋学文献类目》之类。 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 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 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介绍过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 （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 “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 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 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 再次，学术研究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表达形式。比如说，一篇合格的学术论 文，除了要有前面说的研究史回顾，有引用书目文献目录外，还要有清楚的表达 和整齐的注释，这是通过形式表现的规范。也许有人说，论文主要看创见，看思 想，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外在的形式。 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完全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多。比如说论文 后面要有参考书目吧，我曾经看到某个研究所一篇博士论文，表面看上去不错， 参考书目很丰富呀，可是仔细一看，就出了问题。很多书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 重复开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开列了一个浙江书局 本，《周易》开了一个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又开了所谓“阮元校 刻本”，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可见他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为罗列书目拼凑起来 吓唬人的。又比如说注释，有的注释，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没有版本，没有 页码，甚至有的没有卷数，别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说核对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 的，也没有办法相信你，老天爷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这些书，是不是从其 他书里面转抄来的？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给《文史》写过一篇小文章，考 证干宝的生平，结果一些来自《晋书》的资料没有注清楚，编辑就退回来让重新 注，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该注什么不该注，常常是 当注不注、不当注注一大堆。其实注释有三个意义，一是表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出 处，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补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 很不清晰不流畅，所以有的话可以转在注释里面，三是进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资 料，就是给读者提供深入的阶梯。可是，我们很多论文的注释，都不那么合格。 有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学术论文就可以算是学术论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 友讨论一个让我们很苦恼的事情，有人说欧美日本关于中国学的学术论文水平比 我们高，我们不很同意，但是我们同意的是，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确实有时比别 人低。这话怎么说？就是欧美日本的学术论文，有这些规范，保证了最低的底线， 起码引文、注释、资料、研究历史可以清楚，而我们因为这些形式规范都没有， 所以很多论文就像《水浒》的焦挺，整个一个儿“没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 用。所以，我总说，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 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 四、学术评价的标准如何确立？ 说到这里，我要多讲两句关于学术独立的问题。很多人都感慨学术不独立， 当年陈寅恪写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从基 本上来说，要想学术独立，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依据学术的、自我完足的 评价体系，不要依照获得经费的多少，不要因为领导的喜欢和表扬，不要因为一 时的轰动和迎合时势，不要因为媒体的炒作宣传，不要因为论著数量的量化统计。 特别是不要仅仅依靠得到什么奖。其实很多奖，说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 我们没有自己的评价尺度，要相信这些外在的标签和商标？以前“郑人买履”的 故事里面说的，“宁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还是这样，学术界是否还是 缺乏自信？ 我有时候到书店里面去看书，很感慨现在书很多，漫天铺地的，也很感慨现 在的书太多，其实很多书可以不必看。有一次我到国外去，和一个西方学者聊天， 说起中国学术书的出版，他说大多不必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的理由中，有选 题重复、没有新文献资料、理论陈旧，特别说到很多书看了以后，回头一想，没 有一处有意义，没有一处需要作笔记记住。我当时很反驳了他一阵，可是下来以 后，其实心里面也有点儿同感，当时是顾中国学术的面子，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 现实状况。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学术的，而且真的是有意义的？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 我想有下面三条标准： 第一，你是否给本领域本学科内提供了新资料新文献？这是起码的，当然不 是绝对的，有人用旧文献旧资料，也能够讨论新的意思，不过，文史研究里面， 是很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的，但是这新资料并不都是刚刚挖出来的，我们不是提 倡靠珍本秘籍当独门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 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比如现在郭店、上博、走马楼、里耶 的简牍，当然就是新资料，这没话说，但是以前不重视的一些东西，像档案、像 皇历、像类书蒙书，如果在新的观念中阅读，它也成了新资料，这就给别人提供 了新东西，这些东西，就会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来，否则，别人收藏你的论文 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 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 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 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释。 “范型”这个词，是库恩的说法，我当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这样的大 师，如果这样要求，是“悬的过高”，“以理杀人”，没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说 这是一个理想标的，你要有这种意识。何况“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 “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 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 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 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我想，所谓一个重要 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 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 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 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 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 结果。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 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 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 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第三，我们要承认现在的西方强势。在这样的西方强势中，我们不得不考虑， 你的研究课题、成果、表达，是否和国际学术界发生一定的关联？它能否成为国 际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先得说明，我绝不是说要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潮流风气，我 其实一直在讲，要让学术说汉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国》。问题是， 第一，在现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去就不行，因为这 些问题也全球化了，学术是天下的学术，你研究别人也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充大 王，或者夜郎自大当顾头不顾尾的驼鸟。第二，你不去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 别人就永远不接纳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永远不出现在国际学界，你就“自绝于人 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钱，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免费散发，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谁让你不强大控制话语呢？当然，如果你能够积极参与，这个话 题是国际感兴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声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 领唱，成为主流。第三，有价值的问题和有意义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 国际承认，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顺便 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为国际承认的成果，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国际都能 理解、接受和欢迎的课题、角度、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今天讲的“学术规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