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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 就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纂、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 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 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 (五)关于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 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 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 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 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 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 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注释] [1]《亭林文集》卷六。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义·原学下》。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