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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人之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没有做好精神准备，并不能全怪我们历史学家。当时，在文学中、在壁画和银幕上、在广播节目里，到处都充斥着和平主义、幻想以及一向公认的价值标准的忽视。但是历史学家的过失比较大，因为他们当时有责任指出战争确实也带来相当好处，战争总必备奴役好，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无可避免的一个方面，每一个美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和伊索克拉提斯为他的雅典同胞所表示的这种骄傲具有同感：“在我们歌颂祖先们其他种种丰功伟绩的同时，让我们也同样热烈地歌颂他们出生入死地为国捐躯的事业吧；他们有时是为了保卫祖国，有时是为了解放别人，所经受的战争的考验并非很少几次的、无足轻重的规模很小的，而是次数频繁、规模浩大的和极其剧烈的。”[18] 我希望每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都读一读毕尔德的最后一本书：《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来临》（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1948），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当一个历史学家不是阐明过去而是有意识地以自己的作品影响未来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他被自己的“原则”说束缚住了手脚，甚至变成它的牺牲品。毕尔德通过巧妙的安排和选择，毫不留情地抛开有关的背景以及滥用诋毁性的暗示，编成了一份激烈得控诉状，指责罗斯福是侵略的德国和日本的罪魁，说罗斯福要美国为他自己的个人目的的参战，为此而作了种种策划和阴谋活动，诱使日本人进攻珍珠港以达到这些卑鄙的目的。[19]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新历史”，还是请给我旧历史吧！新历史也者，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用不着追溯很远，我们就能够找到贩卖同样货色的著作（其手法当然没有毕尔德高妙），如劳维尔（John Lowell）德《麦迪孙先生的战争》（ Mr．Madison’s War．1812）和门罗（Jame Monroe）的《论美国外交部的办事得失》（A View of the Conduct of the Executive in the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nited States．1727）。毕尔德之利用事实——他所谓的“真实”——就象罗曼·罗兰所说的政治家利用事实一样：“历史为政治提供了任何一种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论证。”[20]在我看来，这类货色并不是一般公认的和传统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诅咒性的说教而已。 所以，我绝不赞成你们采取毕尔德所提倡的一种有意识的“原则”或乌托邦的形式，以此作为选择和安排事实的基础，与他相反，我主张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警惕他自己的成见，要象对待其前辈的伤口那样对它们加以批判和怀疑。 怀疑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工具。它是对迄今为人公认的历史作任何修正的出发点。正如席德维克(Alfred Sidgwiek)所说：“我们的怀疑主义……在于承认人类认识有缺陷，并且只是为了推动人类认识的进步。在它的主导原则中有以下几条：——怀疑永远是佥的，但并不总是适宜的；只有在为了发现和改正实际错误时才值得去雇人类是可能犯错误的；未被怀疑过的信仰不见得就是无可怀疑的。我们非但不能以人类总避免不了犯错误为悲观绝望的口实，或者借以宣扬世间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东西，与此相反，我们正要利用它来作为始终不懈地和一点一滴地改进人类认识的理由。”[21] 怀疑主义相当于历史学家手上的一柄双刃剑，如果一边的刃口比另一边锋利，钝的一边就应该对着自己。每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都时常会抛开他开始研究时所持的理论或“原则”（frame）,而另外树立一种适应他所发掘的事实的理论或原则。 根据“原则”说而编写的历史[22]当然是在独裁制度下的历史学家唯一被准许写作的东西，但他们却不得自行建立“原则”。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Nineteen Eighty-Four）使我们对未来作了一瞥。在他所想象的极权主义英国——就象今天某些使用权人不寒而栗的政权那样可怕——政府豢养着一批经常在工作的作家，每当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时，这些人便写出新的历史以代替旧的历史。和自由主义或者和民主有关的国民领袖，不是被抹上脸黑灰，就是象托洛茨基在今日红色正经下的遭遇一样，好象他们从未存在过似的被打入冷宫。 关于我所不相信的东西，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来谈谈我所相信的东西。我认为，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的积极任务就是说明过去。当然，他难免要设法回答现代社会对过去提出的某些问题，例如战争的发生和防止，民主在不同制度和不同民族中的运行情况，人格、气候与环境在决定事变进程上的作用等等。倡，这些考虑在历史学家心中应该居于次要地位。在他达到“完全按照事实”描绘事件的最主要目的以后，他的重要任务便是去理解个人与集团（即使是他自己所憎恶的也不能例外）的动机和目的，并且指出历史人物与运动（即使是他自己所喜欢的也包括在内）的功过得失。一句话，我必须保持平衡。 在我看来，平衡或成比例原则——也就是法国人所谓的“适度”（mesure）——是一个追求思想诚实性的历史学家的最宝贵品质。“适度”意味着，譬如说，不应该在真空中阐述外交史，不能把叙述局限于照会的往来，而要去努力发现隐藏在外交部背后的经济、舆论等力量。“适度”意味着在描述一百年以前美国的人道主义运动时，得谈到对我国运动有影响的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适度”意味着不考虑各种社会力量就不能够写出政治史。或者不谈到使愿望化为行动的政治动态和状况就不能够写出社会史，或者不触及陆军和空军的合作就不能够写出海军史。“适度”意味着在写工业史时不应该只从资方观点出发而不考虑劳工，或者写工会史时不考虑资方。对一具青年历史学家来说，并没有获得这种平衡感的捷径可循——虽然对同行们抱适当的虚心，同时对他们以及对自己都抱怀疑主义，在这方面会有帮助。平衡感或马比例的观念也许是一种天赋而非后天可以获得的东西；它也许能通过一个具有这种禀赋的教师的耐心教导而培养起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敢下结论。但是我敢预言，不平衡的历史著俄寿命绝不会长久；经过一定时期，这种著作就会变得象十七世纪那些反天主教或反新教的无聊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有助于说明过去党派狂的情况而已。 这类党派狂的情况也许不能忽视。既然人的生活——至少在重大关头——是有感情、有偏见和激动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在他的散文中表达出一部分这样的感情、偏见和激动；他必须通过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体会到这些情感，以便用热烈的同情或适当的导愤慨把它们描绘出来。如果他对自己的研究具有满腔热情，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对于读者说来，除非是博士学位历史论文那一类枯燥的学究式的作品，再没有经冷冰冰的超然物外的态度更令人生厌了。[23]可是，热情也并不能作为历史学家放弃平衡的口实。他应该提醒读者，各种结局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预先洽谈室的，而是受着千万种变化和偶然机会的支配的。如果他记录过去时代的偏激，他最好也要说明那些“骄傲的指路人”是怎样过分自信，那些“惊讶的旁观者”是怎样过分张惶，指出每一种胜利的事业都有某些恶的因素，每一种失败的事业也总有某种善的内核，从而使该时代的偏激得到平息。他应该对数字和统计资料抱有警惕，不要陷入常见的一种谬误，即认为“最多的”就一定比“最旧的”重要，或者是军队庞大、生产数字巨大就必然决定一切。 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新生传说和民间记忆，因为“历史就是经过修正和纯化的传说，是扩大了的和经过分析的记忆”。这句名言引自罗森斯托克—赫塞（Rosenstock-Huessy）1934年在本协会发表的一篇演说，[24]他在演说中曾警告过我们这一行，指出我们历史学家由于轻率地和不必要地嘲弄传说，正在丧失对公众的影响。他所指的不仅是“真相揭露派”（debunkers），而且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为解释过去历史实际的方便法门，从而不再花很多功夫去苦思摸索。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职大量抹杀历史人物如果政治家只是受种种经济和社会力量操纵的木偶，要格也就不再具有重要性了；因此，在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所写的许多著作中，没有一个伟人或领袖，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机器人，他们的言论、思想或愿望之被援引，只是为了给历史学家以嘲笑或诽谤的机会。辩证唯物主义者承认高尚的思想、道德，不承认高贵的性格——除非是在一个革命家身上。它在青年学者中一度深受欢迎，以1920—1940年这苦难的二十年来说，这也许是十分自然的，但仍然是一件不幸的事。因为“真相揭露派”和辩证唯物主义者通过使用权人民丧失自己的英雄，通过使人民崇敬的伟人的民间记忆受到侮辱，强迫不少好心的人对历史著作再也不愿问津，并且使别的人——包括许多不是好心的人——转向共产主义。 没有变成共产党员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现在是相当孤独了。“揭露真相”的时代已成明日黄花，就连创造这一名词的伍德华（Woodward）也已经作古；在美国以及在欧洲，新的一代正在探索和阐明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传说。但结果是损害很大，补益极小。所以，虽然今天说起来已经不如十五年前那样剀切，我还是要重复一下罗森斯托克—赫塞的警告：历史学家们，以爱护的态度对待你们的人民传说吧！如果你们一定要拔掉某种东西才快意的话；请把你们的手伸向神话而不要伸向传说吧！有些神话例如关于大宪章的神话，在当时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些神话，例如詹姆士（Jamestown）[25]的圆木小屋、惠特曼（Marcus Whitman）[26]的旅行、或者圣母院足球队成员为清一色的凯尔特人后代等等，本身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还有一些神话，例如关于弗吉尼亚保王党的神话，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伪造信，最初一批新教徒移民创造的民主和自己企业的神话，等等，它们都投合地方性的妄自尊大或种族偏见，需要加以贬斥。 对于历史学家的头脑说来，对于他的最终名誉说来，过分严格的专门化几乎和过早地沉溺于广泛的概括和综合一样地有害。在我看来，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既涉猎一点一般性或全国性范围地东西，也研究一点专门性或地方性领域的东西：既搞点古代史，也弄点近代史的研究；一句话，他应该钻研不止一种类型的历史。涉猎全国性的领域会教导你们在地方史中找寻哪些有用的东西，而精细地挖掘草根[27]——或者是象我一样探索珊瑚礁和暗滩——则会告诉你们许多在广泛的全国范围内看不到的东西。研究地方史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这望洋兴叹是帮助历史学家加强同社会的联系，使他成为一个被社会尊敬和重视的人，而不“单单是一个不相干教授”。 现代史领域中有许多陷阱，并且比很早以前的时代提出了更多的和不同的难题；这一点我在从1492年一下子跳到1942年的研究时深有体会。写作有关哥伦布这类海上英雄的历史有很大便宜，因为他们已经不能挺身出来说话了！不过，我从近年来在现代海军史方面的摸索中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得了不少教益。举一点来说，我现在不再象以前那样尊重文献了，也不再象过去一度那样不相信口头资料了。军事文献的价值有大有小，视其作者对事实的了以及撰写实情的诚实程度而定；这些条件是我们在工作时离不开的，但是我们应该对它们加以检验，检验时不仅要参考敌方的文献，而且还要审查参加者的口头证明——不守，后者和事实相隔的年代不能很远，因为“最好的记忆力也比不上最淡的墨水”。[28] 实地参加海战的经验使我知道对海军指挥官的错误不应该过多的责备，但如果我作战时是坐在华盛顿的话，我是不会这样宽容的。一个人必须实际体验过战斗的喧嚣和混乱，才会明白对一个负责的指挥官说来，正确地估计变化莫测的当时形势以及在危急是干什么出正确决定是如何困难。虽然托尔斯泰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并且否认了智力在战争中的作用。然而这两种因素却同时存在。一个水兵立功扬名乃至幸免于难的机会常常取决于一发幸运的枪弹，或者取决于一项就他当时所知道的情况来说是错误的——但是就他所不能掌握的各种因素来说却是正确的——决定。在现代战争中，战役的计划者正和招待这些计划的人一样重要；运筹帷幄要求有最高级的智力素质。 历史界中时髦的东西也经常在变化。早在三二年代，很少有出版商肯接受一本有关美国历史的资料性的书籍。可是从1945年以后，所谓“自由文献”这类东西便大为流行，都争着做被采用的对象，都竭力争取读者，使非看这类东西不可的人不胜其烦。目前畅销的书是有关早期美利坚纳（Americana）[29]的著作——殖民地时代的历史、民间传说、早期西部地方的人物等等，我希望我们的更多同行能利用这种局面，而不要让新闻记者和小说家借此发财。今天，和二十五年前知识青年的冷嘲热讽或者几乎是满腹憎恨的态度相比，对待过去的态度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人们对我们的历史已经抱着友善的或者说几乎是热爱的态度。但在二十五年前，麦都克（Kenneth Murdock）和我本人的大声疾呼都无人理睬，一般人相信的是亚当斯（J. Truslaw Adams）和其它当时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对于清教徒移民所描绘的阴森形象：戴着尖塔形帽子和板着面孔的清教徒，住在圆木小屋里，策划着迫害和捕杀教友派教徒来作为节日的消遣。现在，这种形象已经换成了另外一幅图画：在陈设着早期的美国家具、银器和锡蜡制器皿的小巧木屋中，坐着快快活活的清教徒，一只手臂搂着一个美丽的清教徒少女，另一只手臂伸向一把装着含酒精的苹果汁的酒壶。二十年前，当我们否认所谓一般英国移民——特别是清教徒——都敌视艺术这种说法时，很难有人肯听一听我们的话；但在今天，我们必须教导学生克制他们的好古热情，不要把酒店招牌上的乔治二世画像比做罗姆尼（Romney）[30]的杰作，或者狂热地在一具十七世纪的康涅狄克的猪轭上面看出什么美丽的“机能主义”来。 五十年前，很难在美国通史中不见到“联邦党—自由党—共和党”的观点，或者是对于所有民主党领袖的贬损，除对于克里夫兰而外。这种风气已经完全改变；在今天，也同样很难在一部好的美国通史中不见到“杰斐逊—杰克逊—富兰克林·罗斯福”路线。老实说，我本人的态度就是这样。四十年前，我是相信共和党的，因为在我第一次仔细研究新英格兰联邦主义问题时，我发现阿米斯（Fisher Ames）所说的那些“聪敏、善良而又有钱”的人应该统治这个国家，但他们和共和党人比起来，既头脑愚蠢而又心胸狭隘，他们的眼光也跳不出地方的限制。我仍然相信杰斐逊“路线”是美国的“现实”主流所遵循的方向，正如根据自由党一释妈奴运动者的“自由党”一劳工党政治传统写作的历史学家能最好地阐明英国 的“现实”一样。但我也认为这条路线已经走得太远，现在的情形是不平衡和不健全的，有造成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趋势。[31]我们需要有一部象费林（Keith Feiling）的近作《英国史》那样的美史，这是完全用保守主义的观点写的。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只是恢复（事实上不可能）过去某个时代的状况和政策的那种怀乡病式的历史。因为，正如每一个古典学者知道的，斯多噶派的循环论曾迫使罗马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企图重振往昔的道德和恢复旧时代的政策来解决罗马文明中比过去复杂得多的问题，而结果终归失败”。[32]任何一个企图这样做的美国历史学家，都必然会遭到挫折和失败；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以保守主义传统作为酵母，对我们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蒸馏，名誉和成功则在等待着他。 社会史也显示出一种类似的缺乏创造性的现象，因为社会史学家除去描述从这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的改进以外，似乎很难再谈到其它任何东西。但是，美国社会史学家的主要赞美是庞杂。你总不能把天下万事万物，从创造奇迹的命运到常出毛病的自来水管，都有包罗无遗；最好还是让约翰逊（Edward Johnson）[33]去歌唱上帝的奇迹，让昆纳尔斯公司去修理自来水管吧。社会史比其它任何一种历史都更需要注意文字的表达方式和平衡感。迄今为止，小说家在这方面一直比历史学家出色得多。如果我们希望成为象过去的普罗斯特（Marcel Proust）和今天的里奇特（Conard Richter）那样的社会史教师的话，我们就需要改进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和我们的文风。历史学家们显然缺乏那种已经被子小说家们发展到很高程度的描写才能；当然，普列斯科特有这种才能，巴克曼也有这种才能；可是就现在从事著述的美国历史学家而论，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一个场面、一件事变或一幅自然背景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这主要是由于作者自己的脑海中就没有这样一种具体印象；他们往往是坐在图书馆里写作，而不是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去亲自观光一下历史遗迹的现状）。同样，某些社会史学家也忘记了历史是一个活动的故事；他们把自己的题材和政治史的主流完全割裂，使用权之既无背景又无时间。在西方各国，政治和宪法史必定总是其它任何一种历史所依托的骨架，所以，如果你对自由的没落表示关切，那么你也应该关心政治和宪法史的衰微情形。研究美国的建筑、教育、劳工、医学或者任何其它社会题材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具有一种历史年代感，不能把1950年的标准应用到1850年去，或者对思想、原则与事件中自己认为讨厌的背景和附属状况抛开不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