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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又到了硕士、博士们为写论文而挑灯夜战的季节。写论文究竟为了什么？每人的回答各有不同。为了长学问？为了做贡献？还是为了那顶博士帽、为了谋职寻禄？目的不同，手段就不一。如果是为了学术上的长进，为了让那顶博士帽方方正正、堂堂正正，就不妨听听陈教授的谈话，看看这些有用的书。 一、80年代的学术风尚和对小说史的探求 中华读书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写作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背景。 陈平原（以下简称“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所谓理论年、方法年。那几年大家讨论问题，喜欢先谈大的理论框架，摆弄各种新方法、新理论。这是80年代的风气。那三两年，文学界、学术界都有比较大的变化。就在那个时期，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影响比较大，很多人希望我们就这方面大加发挥。可是我和老钱（钱理群）、黄子平不一样，当时我还在读博士生，他们两个在北大当老师。所以我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博士论文写作。当时我已经发表的论文虽然影响较大，但怎么样和博士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做博士论文，很多人一开始提出宏大的规划，希望一举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何况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正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被普遍看好。所以博士论文还没有开始写作，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就提醒我：“别弄一大堆理论。”意思是说，别把理论弄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头装。当时最容易谈的如“东西方文化异同”，确实是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做学问，“说有容易，说无难”。中国文史这么大的范围，你爱说什么，很容易找到；说无，就必须排它，做很多实证性的研究。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在“说有”这方面做文章，那很容易，随便逮住几个例子就能写出一篇论文来。王瑶先生希望我不只在具体课题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而且对整个知识的发展有所贡献。所以，当时我特别警觉，从1985年的热潮中退身下来，认真做博士论文。 二、被否定的两个题目 中华读书报：您当时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有什么想法？听说一开始您也有题目被否定，是这样吗？ 陈：博士论文跟别的文章不一样，在我看来，必须是顾炎武所说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这样的题目，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否前面没出现，后面不可缺，写小文章无所谓，做博士论文的选题则特别重要，必须定位在这里。对我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怎么样利用你的积累，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长处；另外，论文做完后还可以继续伸展。这两点是做论文的人应特别注意的。如果随便抓一个时尚的题目，即使有若干好的想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跟你的长期积累、志趣以及长处脱节，做起肯定是仓促上阵。博士论文是一个成果，也是一种训练。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硕士到博士，这六年总得有个阶段性的成果。这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博士论文做完之后，还能继续发展，有个伸展点。假如没有，做完论文就丢掉了，以后再找个题目，那只是拿了个学位。 所以，我考虑的是，第一，这个题目值得做，所谓“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第二，这个题目我能做，我以前的积累指向这里，以后的研究从这里出发。这两点锁定以后，再选题目就比较好办。当然，你会根据学界动态，以及自己的兴趣不断调整。选题目其实很难。你必须考虑到学术界的状态、你自己的能力，还有这篇论文出来后对学术界的贡献。在选题过程中，你会不断冒出很多很多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有的人一进大学、研究院就有一个题目，围绕这个题目，目不斜视，一直做下去；另一种是通过读书，不断思索、徘徊、选择，在很多题目的纠缠中挣扎，最后确定一个。我是后面这一种。1985年，我同时准备做几种工作，好些后来没有做，有的因为条件不成熟，有的则是我的知识准备不够。我说这些，也许对大家有用。就是说，你知道好多题目有意思，值得做，但是如果你做不了，只好抛弃。我当时选了三个题目，涉及三个类型。 第一个题目是，现代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后来我没做，别人做了。因为我念硕士时写了一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到北大念书，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篇文章。文章写成之后，我刚好到北京给老钱看，老钱又推荐给王瑶先生看了。此前王先生没有招过博士生，看了这篇文章后，说“让他来考吧”。所以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王先生跟许多人说过，我招的这个学生，对宗教方面有兴趣。当我做博士论文时，王先生说，他不给我出题目，但可以帮我排除。也就是说，他不管我怎么读书，怎么选题，只告诉我哪种选择可能是错的。我的这个题目，就被他否了。为什么否？他的意思是，第一、虽然你对这方面有兴趣，但你没有受过宗教学方面的专门训练，除非你补课，在宗教学方面下很大功夫，否则你就是骗文学界的人。你可以在文学界谈禅论道，但这毕竟不是你的专长。第二、他说，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将来能请到的参加你的论文答辩的教授，没有一个人懂这个。答辩时，可能人家看在导师的面上，让你通过。也可能你的论文超出那个时候一般教授考虑的范围，你会碰到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难。两种结局都不理想，所以这个题目最好不做。 第二个题目，我当时对语言哲学感兴趣，所以自然而然地对文言和白话的关系感兴趣，想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跟王先生讲，我自信对晚清一段有一定积累，可以从晚清一直谈过来，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问题，我谈了一些思路，王先生还是不同意。他认为这个题目，如偏重理论，太玄了；如着重资料清理工作，则没有大的建树。1985年前后，关于这个问题，成果还不多。但大家也都意识到，语言的变化，肯定是这个世纪中国文学很关键的问题。王先生讲文言转白话，肯定会有大成果出来。但是现在没有找到恰当的理论框架，研究还是比较一般。这就是说，我们预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做也可以，但这不是最理想的。另外，如果一定要做，就得大补语言学的课。好在我们系里的朱德熙先生历来主张文学语言不能分，所以北大中文系的一个长处，是语言专业比较强。 第三个题目是关于小说叙述方式。这个题目，一开始不是这么报的，这是后来逐渐成形的。一开始只是想讨论中国小说形式的变化。王先生说这个题目可以做，但提醒我不要把“文学概论”直接套到文学现象上去。选定中国小说作为研究方向，已经是我读博士的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 三、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 中华读书报：王先生的教学实在很好，您是怎样处理“问题”与“理论”的关系的？ 陈：我的第二步工作，是在阅读大量小说和理论著作之后发现的新问题。做研究的人，“思想火花”不断冒出，尤其是当你接触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或新的理论框架时。做博士论文的人，除非特别没出息，否则都会努力把研究推进一步。希望自己的论文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自然会考虑到新的理论、新的方法。问题在于，你的论述对象很可能经受不住你借用的理论之重压，因而纷纷解体——这对于史家来说，是很可悲的。我希望在对象的探讨中能发现问题，而这个问题最好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个潜力又能和新的知识结合起来。对于博士生来说，很可能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在小说研究方面，80年代有很多理论，我比较关注卢卡奇和巴赫金。一般人会从意识形态推导文学形式的变化，而我想从文学形式窥探到意识形态的变化。假如我从“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来论证小说的形式变化，这样的论文当然也可做，但价值不大。我希望从小说形式特征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去窥探、折射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不一定每个时代的政治观念、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的变化都会直接引发文学形式的变化，但文学形式的变化，肯定折射了时代与社会变化。从小说形式的变迁入手，讨论本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是我的基本思路。另外，就是和我们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命题有关。以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从1917年说起，我们则强调从晚清落笔。一方面，我找到了问题，从形式里面窥探社会的变迁，而这是可以伸展的；另一方面，我找到了一个载体，那就是晚清到“五四”的小说。而这两点，恰好与我的研究趣味吻合。 四、小题大作的好处 中华读书报：您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特别提到“小题大做”，这对写论文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呢？ 陈：我在好多书的序言里提到“小题大做”。小题小做，可以做到小巧玲珑，但没有多大意思；大题大做不是博士论文所能承担的，那需要花一辈子精力；大题小做，最怕的就是这个，写杂感可以，做论文不行。比较合适做博士论文的——对，写学位论文都是如此，就是“小题大做”。因为在研究能力不是特别强、知识积累不是很雄厚时，大题大做会有困难，而小题大做有可能使你的成果比较坚实。小题大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相对封闭起来。北师大陈垣先生有一句名言，就是做学问要“竭泽而渔”，如果“小题大做”，可以做到；但若“大题大做”，则不可能。假如一个题目设计挺好，但你控制不住，可能因为你的时间、资料、思路等有问题，也可能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不可控制的。这种情况下，必须找一个可控制同时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且可能有理论意义的题目。我说的“小题大做”，意思是可以做深做透，另一方面也是因其可以控制。 但不是所有小题都能大做。这里面，你的眼光很重要。怎样在一个富有潜力的小题目里做出大文章来，要有大的眼光。我记得王国维指导清华研究院某学生论文，是关于孔子生平的考证，王国维说，你考证很精，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小题目有的可以大做，有的大做不了。这取决于后面有无大的理论背景，也取决于题目本身的潜力。我希望进去的时候很小，出来的时候很大。这是研究的理想状态。我一开始想研究小说形式的各方面，最后缩小到叙事模式。依我的判断，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对于晚清、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叙事方式的变化。之所以将论题封闭在清末民初30年间，因为我想做的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之“转变”。这样的“封闭”，会把复杂凸显出来。假如我写成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这样也可以，但很可能变成面面俱到的铺陈。我做“转变”，会更多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涉及外国小说的启迪，还必须追究古代中国小说的传承。表面上不断缩小范围，但实际上我的思考逐渐深入。谈中国小说，缩小到形式研究，再缩小到叙事模式，最后缩小到叙事模式的转变。这并非偷懒，而是将问题不断推进，思考逐渐深化的结果。 五、论文不是教科书 中华读书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论文。它提出问题，切入问题。很多人不会写论文，就是因为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 陈：很多人不会写论文的原因，是误把教科书当论文写作的范本。教科书的特点是一、二、三平行罗列，而研究著作的特点是向前推进。起码就表面特征而言，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比如，告诉你杜甫诗有四个特点，一、二、三、四，中国农民战争有五大特征，一、二、三、四、五，这是平面罗列，不必深入研究，这是教科书。论文是找到一个问题，一步步往前推进，最后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我希望我的研究题目缩小，但深度、厚度却大大增加。说形象点，做学术论文，研究要单刀直入，切忌贪多求全，四面开花。很多人的论文，一看就不是作研究的，单从题目就看得出来，因为只有“范围”而没有“问题”。论文的写作不能只谈“范围”不出“问题”，比如“妇女小说研究”、“《水浒传》艺术论”、“象征主义透视”，等等，都不是好的论文题目，因为这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范围”。为什么很多学生论文出不来？很大程度在此。找到一个好题目，很不容易的。好题目本身便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必须学会提出问题。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找到研究对象，而且还蕴含了作者的思路、方法、策略。 六、低调的写作姿态 中华读书报：您本人的散文和其他文体的文章写得相当有激情，而您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却采取了一种很低调的“叙述”，这是论文本身的要求还是写作者的选择？ 陈：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叙述问题。我写完硕士论文寄到北京，王瑶先生看了，批了4个字“才华横溢”，然后说，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不对。这句话特别触动我。逞才使气，控制不住自己，就这么一点小才华随便挥洒，很容易洒尽的。另一方面，我理解为这是对对象的不尊重。才华横溢者，容易用他自己的强势姿态来迫使材料就范。表面上，论文井井有条，不是内行看不出毛病。——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易犯的毛病是事先假定理论的“合理”与“勿庸置疑”，要求事实乖乖就范。——假如未进入正式研究，或者论文还没作，就已经有了结论，而且不可动摇，我相信这种研究价值不大。因为，你不用研究就有了结论，只不过用整个论文来证明你的结论。这样的研究不具备理论的穿透力。表面上得出的结论与最初的预料一模一样，可庆可贺；我的疑问是，那又何必花几年功夫做这个研究呢？当然，有时候最初的直觉是对的。但很多人不是这样，是因为他把与结论不一样的材料排除了，才会有这种情况。假如你尊重对象、理解对象、强调过程，而不过分注重结论，这样做论文，或许更有价值。你做完论文之后与你做论文前，如果是很不一样的，那就会很有意义。 七、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中华读书报：以前听您说过，学位论文只是基本的标志，您是怎样看这个标志的？ 陈：硕士阶段，要求学生对本学科的现状有所了解，对该研究领域的方法、材料基本掌握，初步具备研究能力，这就行了。硕士论文体现基本训练，在此前提下略有突破就可以，能体现对学科的贡献更好。而博士论文的要求，则高得多。博士论文做得好坏，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博士论文是个标竿，跳不过，或只是勉强过关，作为学者而言，就很少有更大的戏可唱了。博士论文应该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 学习写论文的技术问题，对初学者其实很有用。这里面体现着学术规范与学术训练。有的人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一辈子都不入门，很可惜。谈论学术规则，表面上不利于天纵之才，可这是一个下限，目的是杜绝“假冒伪劣”。入了门，可以变化、可以创新、可以发展。但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不守基本的学术规则，一味“天马行空”，建议他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教育体制有问题、学术训练有缺陷、学科分类及研究方法有弊病，必须得持清醒的态度，时刻准备做出必要的修正。但这不应该成为学界“无法无天”者的护身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