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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导向”问题，如冯契先生在讲演中所说，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此后25年的变迁中越发显示出它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会议筹备期间，“社会价值导向”的概念已经提出，但是主要的意蕴还停留于“道德价值导向”的视角。 冯契先生的讲演明确指出：道德价值导向，“不能脱离一般的价值取向问题”，应该从一般价值观的角度加以考虑，不仅善，而且美、真、功利“都有一个价值导向问题”。 然后他将中国社会应有的“价值导向”的具体方向概括为“大众方向”。并依托他在构建“智慧说”体系的过程中对价值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分别就什么是价值观上的大众方向；坚持大众方向必须反对权力迷信、拜金主义和伪君子；价值导向如何实施、如何引导、如何教育等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这就使得“价值导向”这个概念第一次得到了相当全面的阐释，具有了得到论证的科学内涵，得以确立。 25年之后，回头望去，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导向”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实在是太重要了。而且随着历史的变迁，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概念，是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直面中国问题的时候，逐步提出的。它凝聚着许多思想敏锐的先觉者的探索，也汇聚了中国学界会通中西艰苦思索的成果。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是一个由中国人针对中国问题创造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 这里，就我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观察，对“中国话语”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做一简单的回顾。“价值导向”这个话语，首先涉及的就是“价值”二字。这两个字，在很长的时期里，要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等等；要么就是一个日常用语，这件物品有没有价值，这本著作有没有价值，等等。 作为一个哲学的概念，它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里是没有地位的。尤金编的权威性的《哲学词典》，有“价值”这个条目，给出的定义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范畴”。而按照当时的定义，唯心主义是反动的。所以，在哲学和伦理学中，“价值”一直是一个不具合法性的概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突破不是先从学界开始的，而是来自一场以青年为主体的大讨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后，《中国青年》杂志开展“潘晓的信”的讨论。 这场以“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为题的讨论为时数月，得到高层领导支持，让经历了曲折的一代青年畅所欲言，得以有机会坦陈自己的困惑和思考。城市和农村的各行各业的青年人都纷纷投稿，一些基层组织还专门组织讨论。其影响力之大，实属罕见。 讨论得最热烈的命题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是否成立。而“价值”这个概念，就是在这场讨论中凸显出来的。 潘晓的第一封信，在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命题之后，紧接着就说“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就把 “自我存在的价值”鲜明地提了出来。 接下来一期《中国青年》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价值”的探讨》一文认为，“我国社会一直比较忽视人的价值”。共产主义社会是高度重视个人价值的，这是历史前进的趋势……否定了个人的价值，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价值。“不能设想，人们对于自己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却能够真正地充当社会的主人，并行使自己的主人的权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潘晓同志的信反映的是一个意义重大而且深远的问题。”此后，许多来稿都就个人价值、自我价值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杂志社还分别开了两个专栏。 1981年《中国青年》杂志经过了精心准备之后作出的总结，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正确认识‘人的价值’，本次讨论不约而同地对此进行了讨论”。取得新的认识是“社会应当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当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这种认识，来自对现实社会的痛切感受和深刻思考”。 本来新中国的建立是使非人变成人。可是1957年后由于左的思想作祟，出发点、目的性的认识模糊起来了。总结还列举了许多表现：如生产目的的不当，对个人正当利益的抹杀；对青年的正当的爱好志趣和发展自己的才能的愿望的态度；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人民的需求高于一切”；亿万人民被降低为工具；“文革”中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丧失，人的尊严被践踏，自相残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告密提防和自保而极度恶化。据此认为，由于青年一代和父辈经受了历史的灾难，又面对现实的矛盾，所以“‘人的价值’问题，成了震撼他们心灵的问题”。 这一总结，揭示了“人的价值”问题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也说明了为何“人的价值”问题一旦提出就会引起全社会强烈的反响。 当时，我正在为77届的学生初次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在同学生的交流中深感，这个命题的提出对他们的心灵的震撼。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在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的时候，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去世。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萨特热”。 尽管当时能够读到的萨特的汉译文本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仍然深受青年人欢迎。其中青年人最为关注的是萨特提出的自我价值的命题。有些同学信奉萨特提出的“我选择，我自由，我负责”的信条。当我讲到存在主义时，有的同学就径直问道：我信萨特，你信不信？交流之后发现，他们对萨特的哲学体系，并没有全面的了解，也不是赞同他的所有的观点，吸引他们的就是萨特对个体的选择，以及自我价值的重视。有的学生说，自己的经历说明，如果自己不做选择，随了“读书无用论”的大潮，放弃了学习，那么也上不了大学。 此外当时新兴的“人才学”突出地提倡“自己设计自己”，对青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观念的涌动形成的合力，使得“人的价值”“个人价值”“自我价值”等概念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热点。是对社会变革最为敏感的青年人把“价值”问题推上了前台。 这既体现了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变化，也预示着即将来临的变化，人的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凸显，意味着否定个人的选择和自由的经学独断论的时代结束了。尽管不时还会有独断论冒出来，但是能够压倒一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讨论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逐步把作为人生观的自我价值问题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问题联系起来。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篇关于辽宁漾字泡大队讨论情况的报道，反映出农村青年的感受：一方面认为探讨人生很有意义；另一方面有些青年则提出，“你睁眼看看现实，有的干部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营私舞弊，侵占集体利益。咱们在这讨论人生的意义，有啥用？”有的接着说，“干部的子女有几个是橹锄杆的？有棱有壳的都离开了农村，找到了好工作。我们没有好爸爸，只能脸朝地，背朝天。有个好爸爸比多念几年书都强”。 报道说，这引起党支部的深思：青年对人生意义的认识，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党风不正又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它对青年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有着直接的影响。要帮助青年树立科学的人生观，除了要引导青年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正确认识社会存在的弊病的根源，我们党组织还要不断自觉端正党风，努力满足青年的一些合理要求。 这篇报道显示，关于价值问题的思考已经越出了“自我价值”的范围。此外还有的文章进一步提出了要在社会层面上有效地消除官僚主义，特权，家长作风，一言堂，为此就要进行社会改革，尤其要反对封建残渣。 而改革的目标是要纠正对人的才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爱情、人的幸福的蔑视，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真诚、善意、团结、平等的亲切友好关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前进。使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愈来愈充分的作用，使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脑力获得愈来愈充分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提高。 这就显示出，人的价值的问题不仅仅是从属于人生观范畴的自我价值或个人价值问题，它涉及更为广泛的领域，与社会改革有密切的关联。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需要把人的价值问题提升为社会改革的目标。 推进价值概念合法化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从1980年8月汝信先生发表《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吗？》一文开始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1983年3月7日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大会上，周扬所做的主旨报告，认为：“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完全应该的。”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最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社会关系，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平等地受到社会尊重，当然，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或由于旧意识的影响，在某些局部情况下，糟蹋人才，埋没贤能，侵犯人格尊严的情况，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我们要教育青年建立科学的价值观。把人的价值抽象化，用实现‘人的价值’来装扮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足取的。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劳动中，实现人的价值，提高人的价值。” 这位曾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官员所做的报告，明确地肯定了“人的价值”，同时正式使用了“价值观”一词。尽管，后来这个报告受到了批判，被归结为“精神污染”，有的支持者还被处置。但是，价值、价值观这些概念却遏制不住地在社会上广泛的流行，而且逐步成为一个热词。后来也逐步为主流舆论所接纳。 之所以会接纳，是有客观的社会基础的。除了对“文革”的反思之外，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启动，社会成员面临的“价值选择”，更为多样、复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方面自邓小平提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之后，世界上的各种学说大量地引进，不少禁忌被冲破。像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样的著作，一时间成为干部必读的畅销书（当时一定级别的干部还要看有关此书的录像），像《未来丛书》那样的全方位开放的书籍，受到了读者的追捧。打开眼界之后，人们面临着多样的学说和观念，自然包括负载着不同的价值观，如何选择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众多的经济主体出现了，而且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并作出自己的选择。所以个体的自主选择，包括个体的价值选择，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人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即使以往没有多少选择机会的社会成员，也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像我们这样在1949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原本对于“选择”的观念是非常陌生的。接受的教育就是服从分配，就是夹紧尾巴，就是听从命令。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也都开始反思自己，直面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并且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做出严肃的思考。 这种背景也许与价值学说兴起的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有类似之处。狄尔泰在考察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思想的时候，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个体的觉醒和个人的权利意识的增长”，并借以说明价值哲学的兴起的背景。西方的价值哲学的兴起，与敏锐的哲学家对于个体觉醒和个人的权利意识的增长，可能带来的相对主义的冲击的担忧是分不开的。倡导价值哲学的文德尔班对此说得非常清楚。相对主义预示着的一个巨大的危险：“个人同社会，个人同集体之间日趋扩大的鸿沟。” 这种担忧在中国也发生了。前引周扬的报告中，就强调“我们要教育青年建立科学的价值观。把人的价值抽象化，用实现‘人的价值’来装扮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足取的”。但是比周扬更为担忧的还大有人在。于是如何应对“价值”概念的凸显，尤其是“个人价值”“自我价值”的概念的广泛流传，成为关注的焦点。 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问题是在公众开始肯定个体的价值追求之后，价值取向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如何对待这“多”与“一”的关系？如何在个体价值取向的“多”已经成了不可遏制的趋势的背景下，维系整个社会的统一和团结？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简单化地把“多”归结为正确和错误两家。实际上就是用“一”去消除“多”。这种习惯的做法已经无法延续，也难以收到效果。有的时候适得其反。过来人都会记得，对于萨特的学说，一度曾经采用大批判与封杀诸如《萨特研究》等图书的办法加以处置。但是效果却很难说。萨特是越批越有人要看，或者是干脆从“萨特热”转到了“尼采热”。 针对这种情况，上世纪80年代中期，舆论界就开始强调，对思想性质的问题要坚持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也就是用“教育和疏导的方法来解决”。同时要着眼于建设，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用共同理想来吸引群众。同时强调“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把“连结与引导”凸显出来，在“价值”概念合法化，个体的价值取向得到承认的背景下，“价值导向”这个概念也就呼之欲出了。到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朱贻庭等学界同仁已经提出了“道德价值导向”的概念，着力于思考如何导向的问题。1991年 “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的讨论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冯契先生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讨论会的讲演中，开场白就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好。是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导向应该怎样，很有意义。我没有研究，想了一下，是否这个道德的导向问题，也不能脱离一般的价值取向问题，应该从一般的价值观来考虑伦理学的价值导向问题。应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善，而且美、真、功、利都有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价值导向就是要坚持价值观的大众方向。” 这段文字不长，但是包含着丰富的意蕴。首先是从现实的角度，肯定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同时也从理论上阐发了“价值导向”这个概念。 一方面指出，不仅道德教育有一个导向问题，而且要从一般的价值观问题来思考导向问题。这就把导向问题从伦理学提升为一般价值论的问题。这一论述，确实体现了中国学界的独创的思考。在一般价值论的历史上，西方的一些学者如前所述确实也在思考，个体觉醒和个人的权利意识增长之后，如何遏制相对主义的蔓延，以免造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扩大。但是他们的进路仅仅停留于如何从哲学上来论证普遍价值的存在。 中国的学者则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深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价值导向”的概念就是一个旨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冯契先生讲演的第三部分，谈的是价值观教育与引导的问题，简要地论说了自觉与自愿的关系问题，在价值观上要有宽容精神，教育者不能以诸葛亮自居，不能强加于人，应该在群众理解的基础上，通过自由讨论，自觉自愿地选择，等等，可以视为对“价值导向”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的说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导向”与以往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做了区分。 “价值导向”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大体就是这样。从中可以看出，“价值导向”是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依托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为回答中国问题而提出来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语。 25年过去了，许多人读了冯契先生的这篇讲演，都觉得许多问题好像都是针对当今的现实讲的，切中时弊，发人深省。足见这个概念至今依然有生命力，既有解释现实的力量，也给人以方向感。 我们不能空谈构建中国话语，需要珍惜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创造的、经过时间的检验站得住的概念、话语，并加以梳理和阐发。在此基础上才能扎扎实实地推进话语体系的建设。 25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料的新情况，其中包括了由于不断地朝着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方向的经济改革，使得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个体选择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而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得社会成员不仅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冲突和交汇，需要做出选择，而且人人都有了话筒，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发表自己主张，推广自己的价值取向。加之社会分层带来的观念的分化，价值取向的“多”，远远超出25年前的格局。 如何处理“一”和“多”的关系，既防止独断论又防止价值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以避免个体与社会的鸿沟的扩大，至今仍是一大难题。重视“价值导向”研究，依然是迫切的需要。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对这一研究的进展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