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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持续时间最长且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思潮，抗战期间[1]，其所奏出时代最强音，更在激发人们救亡意识和爱国情操、型塑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及其文化与学术的走向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考察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思潮与现代史学建设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学术史自身，同时也可从中展示现代学术制度建构层面的某些特征。 【关键词】：抗战；民族主义；史学；学术制度建设 一、救亡潮中的史学使命感 抗战时期民族救亡运动的急遽高涨，使如何发扬民族精神一时成为学术文化界关注的重心，期间文学界提出建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求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方向，都将“民族”二字作为其中的要素，实际上都是对这一历史使命作出的理论回应。同时，它也极大地激发了史学界的爱国正气，并由此演化成一股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整个主流史坛的治学风气发生了明显转移，即从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崇尚科学实证、“为学术而学术”而转向强调“经世致用”“，以史救国”几成其时大部分有社会责任感的史家共识和学术自觉。而这一时期兴起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或思潮，如禹贡学会、战国策派和文化民族主义等，也几乎都与这股时代潮流着直接的关联。如曾主张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顾颉刚，“九一八”之后就极力倡导编著中国民族史和开展边疆地理研究，以激发民众爱国心和抵制侵略。并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燕大教职员抗日会的活动和主办“通俗读物编刊社”（1933.10），与洪业、郭绍虞、吴世昌、郑德坤、王守真、郑侃 等组织编印通俗历史读物，宣传民族精神和“注意于国民道德之培养及现代常识之灌输”。[2]继又发起成立“禹贡学会”，集合起一批史地学者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欲以此“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3]傅斯年也一改先前将编史排斥于“科学历史学”之外的姿态，怀着“书生报国”的激情出面组织编写《东北史纲》，并亲撰了该书第一卷（1932）[4]，用史实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驳斥了日本军国主义歪曲历史的种种侵略谎言，又委托李济将该书主要内容译为英文，递交国联李顿调查团，为其得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他还撰专文讨论历史教科学的编写，主张把“历史教科做成一种公民教科，借历史事件作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纪律性、民族不屈性”。并称：“本国史之教育的价值，本来一大部分在启发民族意识上，即外国史也可用‘借喻’的方法启发民族意识。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当前的问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启发民族思想。”当然，编写仍应坚持“遵原则以选择史事，尽考索以折衷至当”的严谨态度，力戒虚骄自大。[5]而身陷北平的考史大家陈垣抗战中亦称“：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 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未知南中风气如何？素患难，行乎患难，愿与同人共勉之。”[6]其此期撰写的《〈通鉴〉胡注表微》、《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史著大多显示了这一特征，以致流亡西南的陈寅恪在读到《明季滇黔佛教考》后，立即对其中寄托的民族爱国意识产生了强烈共鸣，称其所述明末“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7] 与此同时，对于当时历史学领域出现的侵略理论，如日本军阀御用学者德富苏峰的“中日提携论”、秋泽修二的“外砾论”(认为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性须赖外族侵入方能打破)，以及国内投降派对历史的种种曲解，爱国史家也纷纷展开了自觉的斗争，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表现尤为突出。 其次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观被广为接受，并迅速成为此期中国通史编写的基本模式。 中国传统史学，向以王朝政治兴衰为其记载重心，直到二十世纪初，史界始在“新史学”思潮的冲击下出现转型，有志于创编“国史”和“民史”以破“君史”一统之局。梁启超且谓：“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观念已经蕴含其中，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8]然最初十余年间，其实践仍显得相当粗疏：梁启超、章太炎诸大师皆仅有设想而未能付诸实施，其时国内编写的通史类著作，非参考和改编日人作品而成（如柳诒徵《历代史略》和陈庆年《中国历史》等），即为未完之作（如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曾鲲化《中国历史》、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等），有的甚至仍停留在汉族的立场上看待民族国家问题。至民国初年，才有国人自编较完整的新体中国通史问世，其现代民族国家观的叙事意识也日趋清晰。如章崁《中华通史》在导言中即自释其书名曰“：民国成立以前，朝名屡易而国号虚悬，故所谓正史，大抵皆为君主一姓之史，而不见有吾民立国之史。即治史者，亦仅仅知治君史，而不知君史以外别有国史……自民国完成，从此邦内治史诸家不致蹀躞于君主国体专制政体之下，并得养成其社会观念、国家观念、世界观念，涣其史识而扩之广焉，矫其史才而又助之正焉。是则《中华通史》者，乃中华民国之产儿。中华民国之武，得以斩君史；中华民国之慈，得以孕民史。本书之必以‘中华’为标题者，尊所出也。然则审史名之肇始，溯新国之经程，代君史而以一振本邦史界之槁腐者，其或在此也哉？”在谈及民族问题时，又指出：“今者吾人取广义之民族主义，合汉满蒙回藏五族组合一大民邦。而一切历史上之陈迹在所勿论，惟道德与政治双方进化，而始克有所谓五族共和之一日。诚哉其新造国家之誉，而又本邦史书未有之国闻也。吾述历史，遂取吾国数千年来关于五族已往之事实，略为诠次以著其概。先类别，而次及异同，又次及于关系，非乐为深论，亦以见吾历史之本相固尝如是。遵斯道也，吾五族人民当力为团集，永相结合，以巩我中华民国之基宇，无可疑也。”[9]不过，总的看，1920 年代末之前，能够在这方面自成体系的通史著作仍寥寥可数。 “九一八”以后，以国史激发民族意识很快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在不少人看来：“历史既所以表现人类实际生活，不期而各以其民族国家为重心……今日世界棣通，而各民族国家间之竞争且日烈，世界主义犹为理想，实力不逮之国，尤不能离民族主义以自存。而民族精神之发挥，惟历史最为具体有效之方式。循此事实，吾人于今日中国历史教学许多目标之中，不能不确认其为中心目标，乃在充分表达中国民族之由来变迁与演进，说明世界各国演进之大势，而与本国相印证，直接间接以加强学者之民族意识，以激励其为本国民族之生存与繁荣而努力。”[10]特别是“今日之中国，处强敌侵陵之下，不欲求民族生存则已，如欲求民族之生存，则必以发扬历史的民族性为恢复与充实民族力之基础。”[11]有的还提出：“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策群力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徵之？窃以为今后诚欲救亡，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先编通史。”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促使不少爱国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从提振民族精神、实现抗战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出发，从事于中国通史的编写。 据《八十年代史学书目》的相关收录统计，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四十种中国通史中，有二十六种出于 1931- 1945 年间，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1932- 1933、1935）、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1934、1956）、黄现 和刘镛《中国通史纲要》（1934- 1935）、钱穆《国史大纲》（1940）、吕思勉《中国通史》（1940- 1944）、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1941- 1942）、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1944）、翦伯赞《中国史纲》（二卷未完，1944- 1946）等。这些史著，观点虽不尽相同，或持社会进化论，或倡文化史观，或主唯物史观，但叙事格局差不多都显示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特征。这突出地表现在：（1）打破旧史以朝代为主线的叙事体系，着眼于民族国家演化过程之考察。如邓之诚即称其《中华二千年史》的编著“尤重民族变迁，其无关得失，不必详者则略之”。[12]钱穆亦谓：“我民族国家以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故“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13]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各编及章节标目中反复出现的“民族国家底成立”、“民族统一”等字眼，及其书中再三致意于中国境内民族斗争与融合现象的讨论，同样表明了这一点。（2）与此相应，在体现历史发展进阶的分期上，也一改旧史以朝代兴灭为界之习，转而按照社会形态，或政治分合及制度文化演变趋势加以判断，大多采取了以先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五段分期等方法。（3）视野更为宽广，尤其是加强了对社会文化或经济考察。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分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赋税、实业、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广泛讨论了文化制度方面问题。并称：“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人类的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只有了解文化，才能了解社会。[14]其他通史对各时期历史的叙述，除政治变迁外，也都列出专章，对当时制度、文化、社会、风俗等有所说明。至于马克思主义各家通史对社会经济的关注与研究，更是其一贯的长处。上述通史观念及其编写格局的形成，对此后数十年的历史编纂学影响至为深远。 第三是形成了从政府到各级学校对开展民族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普遍自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相应的制度。绵延悠长的中国历史，本是养成国人民族爱国心的深厚土壤。然自现代学术和教育兴起以来，人们对此的认识并不统一。在某些人看来，研究历史，乃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追求“，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作用”。[15]实际上只是将之视为少数人的名山事业，而否认或有意弱化了其在提高国民人文素质方面的社会功能和责任。与此同时，历史学在新式教育课程知识结构及现代求职场中的弱势地位，也使不少人对之有所轻视。[16]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年代，这些现象引起了朝野各方的忧虑，连蒋介石后来也对此表示了不满：“过去我们一般学校只重在教授外国文和理化数学等功课。对于史地教学，教师与学生都不注重。虽有这两门课目，或是偏重世界部分的讲授；或是与世界部分相并列；从来没有以本国为中心而讲授世界的史地；也没有特别充实本国历史、地理的教材内容。至于语文、音乐各科中应采用本国史地为中心材料，更为一般教师所不曾注意。这实在是我国教育最严重的一个错误。以致教出来的学生大多缺乏史地知识。多数学生对于本国的历史地理，所得知识既浅薄，多半模糊影响，甚至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忘记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固有的疆土！不知自己祖国的历史和地理的人，怎能教他爱国呢……从今以后，大家不好再蹈以前的复辙，一定要特别注重历史、地理的教育，以激发国民爱国卫国的精神，开拓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新生命。”[17]为扭转此种局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在 1932 年正式颁布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确立了如下目标：“(壹)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贰)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吾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叁)叙述各国历史之概况，说明其文化之特点，以培养学生世界的常识，并特别注意国际现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以唤醒学生在本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肆)叙述中外各时代文化之变迁，应特别说明现代政治制度，及经济状况之由来。以确立学生对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信念。”[18]四条之中，前三条皆旨在强调培育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民族复兴意识，整个教材大纲也要求贯穿这一主旨。1936 年和1940 年又对此续有修订，将本国史地的教学课时量由原来的三分之二增加到六分之五的比重，目的在于更好地借助历史教学构筑起精神国防的基石。有些刊物如《教与学》还为此编刊了“历史教学”、“国防教育”和“史地教育”等专号，聚集一批专业工作者，就如何展开民族爱国教育展开了专题讨论。 与此同时，社会公众的历史教育也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相当重视。他们指出：面对空前严酷的民族救亡运动，“要养成民族自尊心，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非学习历史不可。只有学习历史，从历史中探求得来的真理，才能引起信仰，才能认识当前局势及其发展的前途，而坚决地执行自己在这时代所担负的使命与任务。”[19]要做到这点，“除学校之史地教育外，尚需社会之史地教育，使国民能认识我民族之本源与历史”，故应采用戏剧、音乐、电影、幻灯种种新式工具，以“增进社会的史地教育之效能。”[20]针对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准和点，不少人主张通过以通俗的方法讲授古今民族英雄事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近代以来国耻史，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复兴史、最近本国时事和国际形势、我国的边防建设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史实等，来实现这一社会教育的目标。抗战时期大量有关中国民族史、历史人物传记、帝国主义侵华史等书刊，正是在这一观念的主导下产生的。 二、史地教育委员会的建立及其运作 钱穆在谈及中国现代学术时，曾因其不幸遭遇抗战战乱，以致“神耗气竭，光采无存”而深为感慨。[21]诚然，战争的爆发，骤然打断了学术自身的发展节奏，迫使大批高校和研究机构内迁，文藉毁弃，许多专业人员流离失所乃至死于非命，其对学术事业造成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人文学术领域，由于历史学在激发民族精神方面凸现出来的作用，使之在这一时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是以在万分艰难的困境中，仍能竭力奋起，而其学科建设的步伐，亦非但未见停止，有些方面还得到了加强。 为更好发挥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国民政府教育部于 1940 年 4 月成立了史地教育委员会，负责推进此项工作。委员会由教育部“司长三人、秘书一人、参事一人、国立编译馆馆长、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当然委员”，并聘任国内相关史地专家组成。[22]具体成员为：吴俊升、顾树森、陈礼江、张廷休、孟寿椿、陈可忠、许心武(以上为当然委员)、吴稚晖、张西堂、黎东方、柳诒徵、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蒋廷黻、吕思勉、顾颉刚、钱穆、陈寅恪、傅斯年、徐炳昶、雷海宗、金毓黻、黄国璋、陈训慈(以上为聘任委员)等。其中吴俊升、张西堂、黎东方为专任委员，另以陈东原为委员会秘书。同年 5 月 14 日，该会召集第一次会议，商讨并决定国内各项史地教育的措施和落实事宜。后每半年或一年集会一次，成员亦续有调整，至 1943 年增为 35 人(其中聘任委员 28 人)。[23] 该会的宗旨，在“使一般受有教育之青年，认识吾民族祖先之五千年丰功伟业，及其奋斗努力之精神，与夫一千一百一十七万方公里之锦绣山河，及其蕴藏之险要，俾皆油然发生爱国爱民族之心情，献身于抗战建国之工作”。[24]故其历次议决的六、七十项提案中，不少都与此直接相关，如《编纂中国史学丛书案》、《编纂一般史地读物案》、《确定史地学科民族立场案》、《设立民族文献馆案》、《请拨款筹办搜集抗战史料训练班以利搜访史料案》、《请提倡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史以阐扬中国固有文化案》、《请加重各级学校史地教材中有关边疆部分以提高学生重视我国边疆案》、《请筹组中国民族文化史料专门委员会以整理我国民族文化案》、《请充分利用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及与地理历史有关之照片或画图为施教惟一之工具以激发国民爱国思想案》、《请由史地委员会编制民族史迹及各省人文地理电影及幻灯教材案》等。[25]至其实际工作，则主要集中在四方面。 一是改进学校史地教育。具体包括：（1）调查各中学史地教学。由教育部各督学及视察员将各地中等学校史地教学情况填表上报，并依据对158校 454 位教师的调查结果写成《全国中等学校史地教学问卷调查报告分析》，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改进意见。（2）加强中学史地师资培训。协同教育部中等教育司举办全国中等学校史地教员讲习会，按照相关计划及章程，聘请全国史地专家担任讲师，于1940 年 7 月起，先以四川省各校史地教员为主，进行培训。（3）修正高初中及草拟小学史地课程标准。根据形势变化，对 1936年制定的高初中史地课程标准进行必要的修订后，于 1940 年 9 月颁布实施。同时核校六年一贯制中等学校史地课标准，起草小学史地课程标准及高级职校之史地课程标准，确定小学社会课程之史地部分教学时数及教材单元。（4）汇集历年各校史地教学讲义及参考资料，择优采用出版。对现行中小学校史地教科书进行评选，由教育部下令各书馆局将已出版之各级地教科书用书（教科书、教授法、地图、沿革图、参考书等）申送该会一份，分别审核，奖励优秀，改进不足。（5）编制各级学校史地教学挂图。完成初中史地挂图四十八幅编绘，另计划绘制高中史地挂图一百二十八幅和小学挂图挂表若干。大学适用之史地挂图，包括本国历史和地理挂图、西洋历史挂图、时事地图和分洲地理图画等，亦委托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着手绘制印刷。 二是推动社会史地教育。主要包括：（1）动员和组织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实验剧院等单位编演爱国题材的历史话剧、歌剧，并商请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面，摄制反映中国地理面貌的影片若干部，以利大众的史地教育。（2）出版史地教育季刊和组织编辑一般史地读物。着重为历代名人和民族英雄传记等。已着手者有罗根泽的《墨子传》、《孟子传》和《荀子传》，张默生的《庄子传》和《韩非子传》，黎锦熙的《周濂溪传》和《张横渠传》，傅振伦的《刘知几评传》，刘国钧的《玄奘传》和《中国之哲学家》，卢美意的《朱熹传》，高良佐的《国父传》，邬翰芳的《中国之地理学家》等。（3）组织面向社会的史地讲演。如 1941 年 7 月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七七”纪念学术讲演周、[26]1943 年 3 月史地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后举办的史地教育讲演周。该会还确定 1944 年轮流在各大都市举办“史地教育演讲周”，首次演讲周就由金陵大学与西南联大分别在成都及昆明举行。为此，金陵大学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地专家，与该年 3 月间在成都城内外举办公开演讲10 次，每次听众都达数百人之多。这些演讲，对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意志，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7] 三是组织编写出版《中国史学丛书》。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史地教育的提高，都必须以学术研究的系统深化为基础，钱穆在该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致词中即指出：开展史地教育的责任，不仅在于国史知识的推广与普及，还“在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指导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浮浅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弹。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在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28]鉴此，尽管战争时期经费极度匮乏，该会仍勉力组织了有四十多名专家参与编写的中国史丛书，计划分三辑出版： 甲辑：中国断代史十册，包括陆懋德《中国远古史》、顾颉刚《春秋战国史》、黎东方《秦汉史》、贺昌群《魏晋南北朝史》、蓝文徵《隋唐五代史》、姚从吾《两宋辽金史》、邵循正《元史》、吴晗《明史》、萧一山《清史》、郭廷以《现代史》。 乙辑：为文化专史系列，包括胡焕庸《中国地理史大纲》、朱延丰《中国民族构成史》、唐鸿烈《中国政治制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罗仲言《中国国民经济及财政史》、陈立夫《中国哲学史》、方壮猷《中国社会史》、张资琪《中国科学史》、张君劢《中国伦理思想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傅抱石《中国美术史》、胡小石《中国文学史》、陈东原《中国教育史》、《中国宗教史》(由郭本道承担《道教篇》，邓永龄承担《佛教篇》，白寿彝承担《回教篇》，方豪承担《公教篇》，刘廷芳承担《基督教篇》)、张忠绂《中国外交史》、张其昀《中国地理开发史》、向达《中国文化交通史》、许心武《中国水利史》等。 丙辑：中国史通论类，包括陈立夫、黎东方合著《中国历史通论》、陆懋德《甲种中国通史大学教本》，以及钱穆、缪凤林、吕思勉所编乙种中国历史大学教本三种(原计划尚有张荫麟所编一种，因其英年早逝而未能蒇事)。 据该会发布的 1942 年 7 月至 1943 年 2 月年度《工作检讨》，以上各书，除乙种中国历史大学教本中钱穆《国史大纲》系据成书收入外，“其余九种计一百三十一万七千字，连前两年合计共有二百七十三万六千字。本年度所收各稿如左：胡焕庸《中国地理大纲》（第一次稿）、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复稿）、黎东方《中国历史通论·秦汉史》（一稿）、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一稿）、金毓黻《两宋辽金史》（一稿）、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三稿）、傅抱石《中国美术史》（一稿）；罗仲言《中国经济史》依照本会意见改正稿，其中多数俱已连同上两年所收各稿统于黎东方审阅一遍后，分别交由钱委员穆、缪委员凤林等加以审阅，俟审阅意见征得著者本人同意后———陆续付印；现已交到商务印书馆付印者计有金著《中国史学史》、黎著《中国历史通论·远古篇》、缪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册三稿，均系前年及去年所收之稿。”足见进度亦颇可观。 四是开展基础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着重为两项：（1）搜集和编辑抗战史料。为加强此项工作，该会成立后，即派黎东方主持教育部抗战史料编辑室，重新制定编辑计划六条，并委部员邹树椿具体负责，系统搜集教育部及其下属各省教育机关呈报的有关抗战史料，自 1938 年起，按每年一卷加以编集。（2）整理《清史稿》。北洋政府时期编就的《清史稿》，向因观念陈旧、内容疏误遭业内人士訾议，并一度为国民政府禁止发行，然社会各方对此大宗清史资料却又存在实际需求。为更好利用此项史料，该会特组织力量对之展开系统审读，拟对其重要错误加以厘正后出版，以供教学参考。此外，在辅导各专科以上学校史地学会和各研究院所的组织、发展和规范运作，以及推进中国史学会的筹备成立等方面，该会也做了多方面的努力。[29] 当然，由于受到战争条件的各种限制，该会议决的提案不少并未落实或难以落实，也有一部分虽施行而未能完成。以致顾颉刚在参加第三次会议时不免有所埋怨：“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四年中开了三次，决而不行，大家无精打采，故此次会议议案极少，议一天即毕，且杂以嬉笑。”[30]但尽管如此，其对当时史地教育的实际促进作用仍不能否定。 三、学术评价体制规范化的推进 不仅如此，抗战时期的学术制度建设，对现代史学的规范运作也起到了不少实质性的推进作用。其中最明显的： 首先是史学专业人才资质认定的进一步规范化。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现代大学分科设置和教学制度的建立，为社会各业人才的专业训练提供了全新的模式，同时也对专业人员资质及其学术层次的认定标准，提出了新的规范化要求。但这种规范化，并非一蹴而就。以大学历史学的师资而言，在京师大学堂时期，主要不外来自三方面，即旧功名出身（国学专业)、留学归国和国外引进人员(西洋史专业)。直到民国初年，国内大学或师范卒业者方得渐次充实其中，并在“五四”以后，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师资来源。为提高大学的教学水准，国民政府曾于1927 年发布过《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对大学聘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的专业资质提出了相应要求。[31]然实际上，各校的参照实行仍很不平衡。 为加强此项工作，1940 年教育部正式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后，即将“专科以上学校教员资格之审查”列为基本工作之一，并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1）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1940.8- 9)，明确助教、讲师、副教授三级递升除学历条件外，须在前一级上任职一年，副教授升教授为二年。后又改为助教升讲师须四年，讲师、副教授到教授的递升则各须三年，并有相应的学术成绩者，要求各校照此办理，如破格晋升教授或副教授，须经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方得承认。（2）设置部聘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任教授十年以上且有特殊学术贡献者任之。具体办法为：先由国立大学、独立学院、全国性学术团体分别提出候选人，发交各校教务长、院长、系主任于相关学科中推举 1- 2 人，并将名单交相关资深教授评选补充，然后将二十八单位推出的 121 人和学术审议委员会直接提名的 35 人，共 156 人，再行分科推选，最后经1942月 8 月 24 日学术审议会审核确定为 30 人（实际受聘 29 人），任期五年。其中历史学入选陈寅恪、萧一山二人。1943 年 12 月，复增第二批 15 人为部聘教授，历史学增柳诒徵一人。被聘者在月薪之外每月给予研究补助费四百元(其中半数专作所在学校为其补充研究设备之用)，派往公立及已立案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担任特设讲座，从事讲学及研究，从而为全国树立起高层次专家的学术标杆。[32]（3）实行专科以上教员的资格审查制度。自1940年至1947年10月，由教育部对各校或相关人员上报之履历表、学历证明和学术著作等材料进行普遍审核认定，合格者发给证书，否则令其改等。经审查者，先后凡二十八批，计教授 2563 人，副教授 1205 人，讲师 1962 人，助教 2497 人，共 8227 人。并规定，各校应据此审查合格之等级聘任教员，凡未经审核而已聘任者，仍须办理相关手续，且在此期间，聘任不能超过一年。“至审查合格教员之聘任期间，第一次试聘一年，第二次续聘一年，以后每次续聘均为二年……在教员聘约有效期间，除违反聘约之规定外，非有重大事故经教育部核准者，学校不得解除教员之聘约。”[33]这些，对于稳定高校历史教学的质量，无疑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其次是建立起可操作的学术成果评估机制。虽然民国初年以后，政府曾先后发布《中央学会法》、(1912.11)、《学术评定委员会组织令》（1914.7）、《学术审定会条例》(1918.3)等文件条规，试图建立此类机制，但一直未能实现。[34] 1940 年 5 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通过了“补助学术研究及奖励著作发明”一案，于次年开始实施。评奖之范围：著作分文学（文学论文、小说、剧本、诗歌）、哲学、社会科学（史学属之）、古代经籍研究四类；发明分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工艺制造三类；美术分国画、音乐、建筑、雕塑四类。其评审标准为“：(一)作者观点或所代表之思想是否正确，(二)参考资料是否详赡，(三)结构是否完美，(四)有无特殊创见，(五)是否有独立体系或自成一家学说，(六)是否有系统之叙述或说明，(七)整理前人学说有无改进之点或特殊贡献，(八)是否适合国情或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及农工业各方面之影响如何，(九) 是否有学理根据，(十) 是否确系发明或创作，(十一)发明程序是否明显是否可以实验说明，(十二)是否能普遍应用，(十三)技术是否精巧。至给奖之标准，亦有具体决议：(一)具有独创性或发明性，对于学术确系特殊贡献者列为第一等，(二)具有相当之独创性或发明性而有学术价值但不及第一等者列为第二等，(三)在学术上具有参考价值，或有俾实用，但不及第一等第二等者，列为第三等。一律严格审选，给奖名额宁缺无滥。”[35]同时规定：评奖每年一次，于 6 月底前申报，秋季办理。其作品如二次申报均未获奖，不得再行申报；申请之著作，十万字以下者须已出版，十万字以上者因当时条件困难而尚未出版者，可以清抄稿申报。[36]这些严谨而切实的规定，从理论上看都是比较到位的。 在奖项评审方面，它也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程序。规定评审对象可由教育部直接提出和学术审议委员会推荐，也可由作者或发明人自行申报(须有两位专家推荐)，经两到三位专家评议合格后才得提交审议会决审。其时担任历史学科评议的专家主要为陈垣、陈寅恪、柳诒徵、钱穆、缪凤林等，从现在保存的档案中，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这些专家在评议中坚持以学术为唯一标准的敬业精神。现举两例为证。 例 1:董朴 《中国史学史》 初审评语： 钱穆“：大处绝无可取，小节则纰缪百出，几触目皆是。” 陈寅恪“：全书中未见有创获之处。” 柳诒徵“：未见特殊创见，于前人学说亦无改进之点。从宽给奖，附之三等。” 小组会议审查：不给奖。 例 2: 刘铭恕《中外交通史论丛》 初审评语： 陈寅恪：“考证材料甚为详赡，所列诸条中颇有创获，好学深思，难能可贵。二等。” 陈 垣：“作者于搜集材料方法似有充分练习，考订方法亦极精密，采用前人学说，时有青出于蓝之处。二等。” 小组会议审查：二等奖。[37] 案董氏著作原稿未见，然从《史学史资料》1980 年第 1 期载其所作《中国史学史长编目录》看，著述框架似尚完整，然终因无“特殊创见”而遭否决。刘氏著作虽系论文集而未达有系统之理想境界，但长处在取材详赡“，颇有创获”，故能获售。可见专家评议中对于“学术原创性”这一标准的严格把握。 综计抗战期间，史学类论著获奖者不下数十种(包括文学、哲学、古代经籍和美术类中相关的历史论著)，兹列表以见。 1941- 1945 年教育部获奖史学类论著题名录
注：上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六编“文化学术”第五章“学术之审议与奖励”相关记载，并参核 1945 年教育部印《历届获奖作品及作者题名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 5- 1356）列出。 从数量看，上述历史类论著应当说占了整个人文及社会科学获奖作品的很大比重。这种学术研究风气，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时期人们对民族历史和文化倾注的特殊关怀。 [1] 本文所指“抗战时期”涉及的时段，包括了从“九一八”到1945年近十五年的时间。 [2] 见顾颉刚 1932 年 3 月 11 日致郑德坤函和 1933 年 10 月 15 日上教育部呈文，详参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5页。 [3] 1935年10月23日致傅斯年信，见同上第168- 169页。 [4] 《东北史纲》本系傅斯年组织与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合编之作，由傅任第一卷（隋以前）编写，方任第二卷（隋至元），徐任第三卷（明清），萧任第四卷（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任第五卷（东北之外交）。 [5]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载《教与学》第 1 卷第 4 期“历史教学专号”，1935 年。 [6] 陈垣：《致方豪函》（1943 年 11 月 24 日），《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02 页。 [7]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1940)，《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40 页。 [8]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 2 卷，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51 页。 [9] 章崁：《中华通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5 年三版，第 3、15- 16 页。案此书第一册草成于 1914 年，全书初稿完成于 1920年，后续有修订。1931年作者去世后，经人整理，于1934年初版。 [10] 陈训慈：《历史教学与民族精神》，《图书展望》第 4 期，1936 年 1 月。 [11] 高良佐：《民族教育与历史教育》，《建国月刊》第 12 卷第 1 期，1935 年。 [12]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 [13] 钱穆：《国史大纲·引言》，商务印书馆，1996 年修订第三版，第 1、11 页。 [14]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绪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 4 页。 [15] 胡适：《致胡朴安函》，见梁颖整理《胡朴安友朋手札·胡适函》，《历史文献》第二辑第 188 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16]1931 年 7 月，缪凤林在《中国通史纲要·自序》即指出：“最近中央大学入学试验，二千五百数十人中，以‘府兵’为国府之卫队，‘青苗’为青海之苗民者，多至二百余人；知崔浩、王应麟为何代人者，则仅十数人。噫，以吾民族积史之富，史类之繁，并世诸国直无俦匹，今读书十二年、毕业中小学之学生，不知国史顾如此。部颁高中课程标准，国史学分已少至外国文十之一者（英文30 学分，国史 3 学分），教育家尚有提议再事削减、哓哓致辩者。”（《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南京钟山书局 1931 年版，第 6- 7 页）李季谷也谈到当时参与陕西地方高考阅卷，发现学生历史知识程度普遍甚低，许多人连中日马关条约和鸦片战争距今多少年也答不上来；而陕、川、云、贵等地中学入学考试同样暴露出历史地理成绩“特别不佳”的现象。（见氏撰《抗战建国中的历史教育》，《教育杂志》第 30 卷第 8 号）而 1934 年吴晗对清华大学 4000 余考生历史试卷进行统计的结果，情况也是如此(见氏撰《中学历史教育》，《独立评论》)。这些，都可见这一社会文化的实相。 [17] 蒋介石：《革命的教育》(1938 年 8 月 28 日)，《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文化教育言论集》，正中书局，1941 年版，第 210 页。 [18]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32)，见李隆庚编《20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同时颁布的《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目标表述也与此相同，只是分为六条，内容更为细化一些。 [19] 宋云彬：《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本国史教学问题》，《国民公论》第 1 卷第 7 号，1939 年 2 月。 [20] 陈立夫：《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致词》(1941 年 7 月 4 日)，《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第 2 号)》，油印本，第 3 页。 [21] 钱穆：《师友杂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182 页。 [22]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章程（1941 年 3 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2 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 85- 86 页。 [23] 此名单据《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第 2 号）》(1941 年铅印本)和《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参考资料汇辑》(1943 年油印本)， 并参考《史学年报》第 3 卷第 2 期(1940)有关《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成立》的报道列出。1943 年35 位委员中较 1940 年增加的有曾世英、吴其昌、陈垣、吴海绳、郑师许、李季谷、黄序 、萧一山、蓝文徵、陆懋德等；当然委员中，陈礼江先后换为王星舟和骆美奂，张廷休则换为刘季秋。关于该会成员，各家著述或回忆说法颇不一致，如陈训慈回忆称郑鹤声亦为委员(见氏著《劬堂师从游脞记》，收入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 2002 年版第 72 页)；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则谓其本人“是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之一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47 页)；或谓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安仁亦为1943 年该会 35 人之一(黄义祥、易汉文主编：《中山大学大事记〈1924- 1996〉》，第 43 页)。然据上述原始材料，至少直到1943 年，郑鹤声、傅振伦、陈安仁都仅仅是参加或列席过该会相关会议，而非正式委员。 [24] 《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训词》，《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参考资料第二号》，铅印本，第 61 页。 [25] 见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编“教育行政”第四章“教育会议”，商务印书馆，1948 年版，第 70- 71页。 [26] 此次讲演包括徐炳昶《洪水的故事》、黄国璋《西康的游历印象》、缪凤林《历史的教训与国族的前途》、顾颉刚《甘青的游历印象》、钱穆《民族争存与文化争存》、张西堂《经学与史学》、金毓黻《由北宋的外患说到现在 》、胡焕庸《地理上之中国与世界》、黎东方《历史上之中国与世界》等九篇。 [27] 《私立金陵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经过及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 649- 1218。 [28] 见《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第 2 号)》，1941 年铅印本，第 7 页。 [29] 以上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各项工作的叙述，除出注者外，皆据《史地教育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总报告(1940 年 5 月至 1943 年 2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 5- 467)概括而成。 [30] 《顾颉刚日记》1943 年 3 月 25 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年版，第五卷第 46 页。 [31] 见《南京国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1927.6.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 169页。 [32] 上述均据《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工作概况等文件》（1938- 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 5—1347。有关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情况，另可参看张瑾《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评》《(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 期)、曹天忠《档案中所见的部聘教授》《(学术研究》2007 年第 1 期)等文。 [33]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一章“概述”，商务印书馆，1948 年版，第 514、515 页。 [34] 关于这方面情况，可参见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第九章五“政府谋设学术评议机关”，第 642- 654 页。 [35]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六编“学术文化”第五章“学术之审议与奖励”，第 72- 73 页。 [36] 见《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工作概况等文件》（1938- 19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 5—1347。 [37] 见《全国学术团体一览表及学术奖励摘要》（1946- 19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 5—1351。刘铭恕：《中外交通史论丛》后获1946- 1947年度教育部社会科学类著作二等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