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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一世是罗马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第一位承认并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也是东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君士坦丁一世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下选择了基督教。作为一个政治家，君士坦丁在决定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同时也就决定了要使这个宗教服务于帝国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既有其政治经验，也有其宗教体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一、君士坦丁一世与“米兰敕令” 君士坦丁政治生涯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正式皈依基督教。在他皈依基督教之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势力一直强于在西部的势力，君士坦丁就是在东方行省的经历中接触到基督教的。君士坦丁被军队立为皇帝后，随即投入一连串情势险恶、错综复杂的内战。在这一时期，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继续维护罗马旧教的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 312年米尔维亚桥之战的胜利，使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霸主。到313年，整个罗马世界由两个皇帝统治，西部由君士坦丁统治，东部由李锡尼统治。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有重大的发展。 “313年是早期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1](70) 这一年， 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会面同意一项共同的宗教政策，几个月后的一道敕令中载明了这项内容，一般人称这道敕令为“米兰敕令”。 “米兰敕令”的主要内容： 鉴于不能否定信仰自由，每个人都应有权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信奉自己选择的宗教，我们早已下令要求允许基督教徒〔及其他人等〕保留自己的信仰和教派。…… 我，君士坦丁奥古斯都和我，李锡尼奥古斯都选定吉日在米兰聚会讨论了一切有关公益和安全的大事。在一切有利于万民的大事中，我们认为首先应作出规定保证尊重对神的信仰，就是给基督教徒及其他一切人以无限制的权力去按自己的意愿和方式信仰宗教，俾使天上的一切神祇都受到应有的崇拜，从而对我们和我们治下众人普施恩泽。因此，从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发，我们决定采取下述政策，具体说，即我们认为无论何人都不应被拒绝其虔信基督教或其他他认为对自己最合适的宗教的权利。这样，我们以开明思想予以崇敬的最高神祇将普降幸福于万民。因此特通知阁下，我们的意愿是将前次送达阁下的有关基督教徒的信件中所含规定完全作废。现在凡愿按基督教徒方式信仰者应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这一切，我们愿明白无误讲清以便阁下获悉我们已经给所谓‘基督教徒’以自由信奉其宗教的绝对权利。通过了解我们颁给所涉及之人以此种特惠，阁下可理解对于其他人也应颁给同样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宗教信仰，这是与我们时代的和平精神相一致的，即每人都可有无限的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之自由。这样作是为了表白我们无意贬低任何形式的崇拜和信仰。 此外，特别关于基督教，我们决议应规定下列条款：关于他们经常集会的场所，我们向你们下达的前信中，曾提到一条既定政策。现在重申，无论何人前此购得此种场所，或由国库出款，或用其他款项，均应将该场所交还给基督教徒，不得要求付款或任何补偿，不得作弊或有任何含糊。如有任何人作为接受礼物而获得此种场所，他们同样应将原地点尽快交还给基督教徒。此外，如购有此种地点或作为礼物接受此种地点之人提出申请要求特惠，那就请他们向各大区副首长提出申请以便我们考虑他们的要求看是否应给予特惠。所有这一切都应在你们的干预下立即迅速转交给基督教组织不得有误。再者这些所谓基督教徒不仅拥有其经常聚会的场所，而且也还拥有一些不属个人而属其集体，即教会所有的财产。对此，你们应依我们上面所提之法令，毫不含糊而且无争议地归还给基督教徒，即还给他们的组织或集体。当然，依照上述规定，凡无偿交还教产者将由我们捐款给予补偿。……”[2](297) 敕令并没有把基督教“确立为帝国的官方宗教”，[3](81) 但是敕令对基督教采取了同情和宽容的态度，这显然反映了君士坦丁的宗教态度。敕令允许民众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要求归还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会财产，某些有利于基督教的重要态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确定了下来。 “米兰敕令”标志着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共同制定的宗教政策。在君士坦丁统治的西部，基督徒已经受到保护，事实上已经处于合法地位。 “米兰敕令”只是把西部基督徒的地位延伸到东部的基督徒身上，实际上就是把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扩大到东部，这说明了君士坦丁对基督徒的保护从西部开始扩大到东部。当然，这也透露出在罗马帝国二帝并治的政治格局中，西部皇帝君士坦丁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超越东部的某些迹象。 二、君士坦丁基督教的其他政策 君士坦丁312年统治整个西部后，进一步推行扶植基督教的政策， 使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迅猛发展。 313年君士坦丁致信给一些省督，要求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保护基督教。 他写信给非洲总督安努里努斯说：“我们希望，凡属教会的东西，无论在城市或其他地方，你应促使它们立即归还教会；”“凡以前属教会所有的花园、建筑物等赶紧退还，越快越好”。[4](23) 他又给迦太基主教加西连写信，发给“合法的、最神圣的普世宗教的某些特殊神职人员薪金”。[4](23) 他在另一封给非洲总督的信中说：“神职人员应完全免除一切公务”。[4](25) 在给安努里努斯的另一封信中又说：“轻视这种宗教将会给我们公共事业造成极大的危险，但如承认其合法性并保护它，将会给罗马带来最大的繁荣，给全人类事业以特殊的幸运”。[4](25) 公元317年后，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的除去，直到公元323年，货币上只剩下一些无关宗教的铭刻了。[5](864) 公元319年，君士坦丁下令非洲行省长官豁免神职人员赋税， 同时授予主教释奴权。[6](283) 公元321年，他又规定教会可以接受人们所捐赠的遗产和遗物，[6](283) 同年发布礼拜日停工的命令，并规定城市居民在礼拜日不得照常工作，必须到教堂做礼拜。[6](284) 324年，当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而统一罗马全境后，更大力扶植基督教， 政府官员大部被改为由基督徒担任，同时规定凡信奉其他宗教的官员不得参加神庙活动，并且禁止强迫基督徒参加异教祭祀。这时，尽管君士坦丁仍被罗马帝国元老院尊奉为神明，并保持着罗马多神教的“至高祭司”的头衔，但他却开始从各方面削弱其他宗教。他禁止修复被毁坏的神殿和树立新的神像，特别是330年君士坦丁堡建成后，他又把各地神庙的塑像拆除，运到君士坦丁堡装饰城市，并停止建造新的神庙。在君士坦丁的影响下改信基督教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即便是许多上层人物，他们鉴于基督教神职人员享受种种特权，也纷纷皈依基督教，以取得神职人员的身份。 在君士坦丁的支持下，在罗马、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伯利恒及其他城市，一座座大教堂拔地而起，而各教堂亦多附有地产以维持教士生活。[7](25) 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发展影响深远的措施还有君士坦丁堡的修建。330年， 君士坦丁堡被正式建为首都。自此以后，罗马帝国的中心便坐落在一个异教影响和传统甚小、而基督教势力最强大的地区之内。 君士坦丁不仅在物质上对教会宽宏大量，而且在司法上使教会享有“治外法权”，即教士犯法，应由教会法庭处理，在教会法庭不予受理，或处理不当时，政府法庭才能过问。[7](25) 君士坦丁还发布许多有关基督教习俗和情感的法律。例如：废止钉死在十字架的惩罚以及对某些罪犯身上打烙印的做法。[8](433) 君士坦丁授意其才华出众的大儿子克里斯普斯接受正统的基督教教育，并选择当时最有口才的基督教哲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来担任他的老师。[9](413) 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十分关注基督教的神学和教派纷争。在他看来，教会必须是统一的，教会分裂必然冒犯上帝，因此君士坦丁高度关注教派纷争，防止教会分裂。 【本文摘自】《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2006年3期第98～10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