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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病夫"即"东亚病夫"的别称，其他称谓尚有"远东病夫"、"亚洲病夫"、"亚东病夫"等，只是极少提及，与前二者不可相提并论。目前人们对"东亚病夫"多有关注，至于在近代颇为风行的"东方病夫"，则渐渐被"东亚病夫"所取代，湮没不闻。 那么，"东方病夫"在近代的流行状况如何？它又是因何为"东亚病夫"所取代？ 清末民初："东方病夫"广泛存在 依据目前史料记载，较早提及中国是"病夫"的是1876年1月4日申报所述，中国"如土耳其国，早已素称病人"。至于"东方病夫"一词的正式使用，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是：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发表专文评述中日甲午战争，称："夫中国 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该文于1896年10月17日由字林西报转载，11月1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转载了中文译文(梁启超翻译)。 之后"东方病夫"问题引发舆论界的较多关注。1901年国民报第3期载文东方病人，1903年万国公报第174期载文东方病夫之伴侣，同年秋陈天华撰文警世钟，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之文支那问题真解，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所载文以及诗人林栋诗寄题刘聘臣明府耐庐等，都提到中国是"东方病夫"。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激情呐喊："耻呀!耻呀!耻呀!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如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 上述之外，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申报在1905年2月25日，1906年2月20日、3月11日、9月20日，1907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4日，6次将"东方病夫"与中国关联起来。其中1906年3月11日黄医士一百零五日尅烟纤丸浅近说、1908年11月4日铁世界，乃药品广告，其影响可以想见。 到了民国时期，文献材料中亦多有"东方病夫"的记载。1912年易俗伶学社缘起一文，1915年5月双星杂志第3期刊登李涵秋的小说爱国丐，1916年9月1日新青年2卷1号发表陈独秀之文新青年，1924年3月9日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所发表历史的工具 列宁一文，1928年图画京报载文怎样才能涤此"东方病夫"之诮等，接连提及"东方病夫"。如爱国女学校年刊第1期上刊登该校文科三年级学生徐如玉之文组织运动会之起因及今后应持之态度，文章开头说："我国弱国也，东方病夫之称，久已闻于全球"。"久已闻于全球"一语，道破了"东方病夫"广泛存在。 再以申报为例，在1912-1931年间，提及"东方病夫"达83次。总之，清末民国时期"东方病夫"广为述及。 民国中后期："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 我们在看到"东方病夫"风行的同时，万不可忽视更为广泛存在的"东亚病夫"。 以申报为例，提及"东亚病夫"共计311次，其中有20次指的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笔名"东亚病夫")，予以剔除，剩余291次。而申报提及"远东病夫"的只有10次，其他的还有"亚洲病夫"2次，"亚东病夫"1次。 总体来看，"东亚病夫"与"东方病夫"比之其他称谓，存在得更为广泛。单就二者而论，在1920年代末以前，准确地说，是以1927年为界，"东亚病夫"为39次，"东方病夫"则为48次，之后则天壤有别，"东亚病夫"远远超过了"东方病夫"。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这与土耳其及其凯末尔改革有关。 西方最早称土耳其为"东方病夫"，1909年3月24日申报所载论日土外交之起点，时兆月报1919年第10期所载东方病夫之问题，均提及西方称土耳其为"东方病夫"，1942年出版的、法国人德比腊儿所著的今世欧洲外交史(下卷)述及"一八七五年之土耳其"时道："东方病夫之土耳其，近顷益见危笃。"于此可知，"东方病夫"在近代，不仅仅指中国，也包括土耳其。不过，这种情形在1920年代发生了突变，起因在于凯末尔改革。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1923-1938年间担任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他力行改革，在各方面试图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目标。经过他的努力，土耳其摆脱了内部和外来的束缚，开始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凯末尔改革不仅提升了土耳其的国力，而且导致同为"东方病夫"的我国对之刮目相看，这可从申报中所载国人的认知中洞悉端倪。 1930年7月14日申报载文土耳其新文学曰："预料新字的施行，必然刷新土耳其东方病夫的颓习，为她的将来引出一条光明的坦道。"对土耳其的未来，可谓信心满满。 1935年4月9日申报载文贺公使明日启程赴任昨晚招待报界话别道： 前不久列强还把土耳其看作病夫，欺凌他、剥削他还不够，千方百计的想分夺他的产业，欧战后，土耳其所处的地位，比我国今日还要危险十倍，但是经过数年奋斗和努力之后，气象一新，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列强分庭抗礼，列强对他，亦不得不另眼相看了。 1938年11月12日申报载文两个东亚的医师，如是写道： 在东亚有两个病夫，一是被称为"远东病夫"的中国，一是被称为"近东病夫"的土耳其。同时在东亚也出了两个医师，一是孙中山先生，他来医中国的病，不幸中途故世，只留着一张药方教他的门生继续调护；一是凯末尔，他来医土耳其的病，经过了他明快的手术，不但恢复了健康，而且转成了强壮!凯末尔经过几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建设，使那被称为病夫的土耳其，成了一个现代式的新兴国家! 总之，凯末尔改革直接导致国人认为土耳其脱去了"东方病夫"的帽子，从而更多地以"东亚病夫"与中国相联系。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1920年代之前，"东亚"更多的是指东方亚洲，而非与西亚相对应的东部亚洲，今天我们理解的"东亚"是亚洲的局部，而在清末民初则是整个亚洲。 1949年后，"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占据了统治地位。以人民日报为例，依据北京人民数据库全文检索统计，提及"东亚病夫"的有388条，而提及"东方病夫"的只有4条。总之，1949年后"东方病夫"几乎被遗忘，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编注：另有资料说，"东亚病夫"成为对中国的蔑称，也跟1936年柏林奥运会有关。那一届奥运，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派出了69名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竿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并题为"东亚病夫"。自此，"东亚病夫"一词才广泛流行开来。) ◎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后。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2015年7月21日RB1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