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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中法建交。时年24岁的巴斯蒂夫人来到中国，开始了她研究中国的学术之路。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位著名的法国汉学研究者为我们娓娓道来她的中国情缘。 中法建交开启我的汉学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法国会考中取得第一名。在当时，汉学可是一门冷僻的学问。像您这样学业出众的学生，为什么没有选择攻读当时的热门专业，而选择了汉学作为您的研究方向？ 巴斯蒂夫人：我11岁的时候就萌发了学习中文的兴趣。我母亲是巴黎大学国际法专业的教授，她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有一年春节，这位博士生请我们全家去吃饭，并向我们展示了他教其五岁的儿子学习中文的方法。他向我介绍了汉字的写法、字形，还有汉字"六书"的内容。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汉字，感觉其中充满了智慧。对我而言，中国是另外一个世界，她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让我开始对这个国家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迫切地想去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也迫切地想去中国。于是，我开始经常往来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 但我真正开始学习汉语，却要到1960年考上巴黎高等女子师范学校。那时，我的兴趣点一是历史，二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只有巴黎的东方语言学校教授汉语。所以，我一边在巴黎大学学习历史，一边在东方语言学校学习汉语。汉语在当时是非常冷门的，没有多少人愿意学习。当时的巴黎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也非常保守，学校里的人发现我学习汉语时，都不赞同，认为这会分散我学习历史的精力。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还常常很早出发去上汉语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走上汉学研究之路的？ 巴斯蒂夫人：读硕士的时候，我的汉语水平并不是很高，也还无法在研究中阅读汉语材料，但是我却选择了一个关于中国的题目在华法国人对于辛亥革命的看法。研究这一问题，需要查阅大量法国外交部的档案，而有一部分档案当时是不开放的。巧合的是，我的老师、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雷努凡（Pierre Renouvin）先生当时正在编辑整理出版外交档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有幸接触到了一些尚未开放的档案。当时，我觉得相较于出版物，档案属于更有价值的资料，也更能激发我的研究兴趣。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正式建交。我随即前往法国外交部，表示非常希望去中国教书或工作。当时，我正准备攻读博士，且已经决定选择一个跟中国相关的论文题目。但是我深知，要想熟练地掌握汉语，仅仅留在法国是不够的。同年7月，外交部通知我，中国大使馆正在招募到中国教授法语的教师。我和中国大使馆联系后，很快获得了去中国的机会。抵达中国后，我被安排到北京大学教授法语。就这样，我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梦想，来到了中国，开始了我的汉学研究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父母都是研究者，家学氛围这么浓厚，他们对您从事汉学研究有哪些影响？ 巴斯蒂夫人：我父母是从事法律研究的，其实跟中国的关系并不大。1965年，我父亲借赴莫斯科作法律问题演讲的机会，顺道来中国看望我。而我母亲直到1986年，她应以前的学生端木正之邀，到中山大学教授国际法的课程，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或许，父母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的父亲很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他比较沉默，喜欢写诗歌、小说、剧本。他不仅对自己的学术领域很重视，对历史也很感兴趣。我愿意了解中国古典文化，某种角度而言，也是继承了父亲的特点。 关注教育填补研究生群体研究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报：1964年中法建交后，您就马上来到了中国。您在北京大学师从邵循正与陈庆华两位先生，是如何确定研究方向以及开展研究的呢？ 巴斯蒂夫人：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希望一边教授法语，一边学习中国历史，也希望能够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作一些交流，以便对我未来的研究有所帮助。后来有人建议，可以让邵循正先生给我辅导。 邵先生在研究选题和研究资料方面都对我帮助很大。我原本想做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史，但邵循正先生告诉我，由于当时档案材料的困难，这一领域的研究实属不易，建议我可以考虑教育方面的选题。我也曾打算做北京大学历史的研究但同样因为档案材料的问题而放弃了。最后，邵先生建议我可以选择张謇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专门研究他的教育思想等方面的问题。他特意将其收藏的张季子九录和张謇全集和张謇日记借给我参考，并帮助我解读。对我的研究而言，这些原始资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张謇日记，当时在国外是没有人能接触得到的，我也算是第一个外国人利用者了。在邵先生的悉心帮助下，我正式走上了张謇研究的道路。我来北京的第一年，邵先生经常给我上课。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实际上每次都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其间讨论很多学术问题，使我受益匪浅。 1965年起，我在北京大学开始我的研究工作。同年秋天，邵循正先生不能继续给我上课，只好转请他的学生陈庆华先生继续辅导我。陈庆华先生通晓多种语言，对我解读张謇的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他让我了解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许多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报：出于怎样的思考，您对于中国的研究从关注教育史开始？ 巴斯蒂夫人：其实我最开始对教育史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受了邵循正先生的启发。我认为，知识与政治之间直接的联系，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与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中国的制度是由有知识的人掌握，可以说包含了一种文人政治、文人治国的传统。所以这个"文"和"政"的关系，就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教育是"文"的一个部分，涉及方面很多，不仅有课程理论，有教学法，还有怎样选拔学生，怎样选聘教师等。所以，我从事教育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出于我对探讨"文"和"政"之间关系的兴趣；也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偶然的，是邵先生给我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关注教育史过程中您尤其青睐于对留学生群体的研究，是什么原因呢？ 巴斯蒂夫人：我认为留学生群体对构建现代中国国家认同产生过重大作用，但在目前学界，关于近代留日、留美学生的研究层出不穷，日渐深入，而有关留法学生的研究情况，则概略而松散。事实上，近代留法学生中，既有徐悲鸿、戴望舒这样的文人画家，也不乏钱三强这样的科学家，更有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有关这一群体，目前法国存有大量珍稀一手档案未被系统研究。 考察这些留学生融入、理解法兰西共和国社会及文化的不同方式，并通过对比留法学生与那些被派到其他欧美国家的中国学生的不同经历，分析他们留法求学的特殊性，进而关注这一群体在异国他乡建构个人身份认同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故国的独特看法或思考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历史研究更当重视档案等一手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报：传统法国汉学似乎倾向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但是您为什么选择了近代史这一时间段作为研究方向？另外，您对现在风行学界的跨学科研究持什么样的看法？ 巴斯蒂夫人：法国过去确实是更倾向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可能是受伯希和、沙畹等传统汉学家的影响。而法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的老师谢诺（Chesneaux）应该可以算是首位了，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中国现代工人运动问题，主要是研究在19191927年间经济抗争与政治斗争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每个时代都有它风行的史学，21世纪初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史学。这一现象很有历史意义。您提到的跨学科研究，其实我认为是历史学从古代以来最基本的方法。欧洲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就是这样从事历史研究的。中国古代的司马迁也一样。历史包括人生的一切。史学家当然要尽力挖掘人类社会现象的整体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晚清社会史的研究似乎非常注重个体背后的历史环境，社会背景决定了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 巴斯蒂夫人：在社会史研究中，每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会有不同的作用。可以说，我受法国历史学研究方法影响很大。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法国社会科学研究界发展了分析社会变迁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个体固然重要，但还需要考察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就如我们今天常说的"网络"一样，在社会史中，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法国历史学的一个传统并不仅仅是年鉴学派的传统，年鉴学派利用而不是创造了这个方法，很多其他的历史学家也在利用。费正清在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时，专门请来法国学者撰写中国的社会史。我认为，法国社会史的研究传统还是有一定可取之处的。现在很多美国历史学家从事有关中国的历史研究，但有时候他们的个案研究有些片面，还需更多考虑这些个案背后的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所讲的似乎是您在研究中一贯秉持的理念。在历史研究中您还有何独特的心得或感受？ 巴斯蒂夫人：从事历史研究应该把握严格的方法。比如使用一个概念，就应该首先说明概念的内涵。历史实际上是由很多框架构成的，事物之间存有广泛的联系，这些联系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而历史学家的责任就在于考察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另外，"交叉的历史"也是温拿提出的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我最近看了温拿的一篇文章，他注重考察每个国家文化产生的条件，其自身的特征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联，这是很有见地的。我本人对法国和德国的文化关系非常感兴趣，有很多德法关系的研究成果都使用了这样文化交叉的视角。在中国研究中，我也尝试着使用相似的方法，如中日关系研究中很多有用的理论或范式，可以从德法关系研究中借鉴。我认为，有的时候美国社会学者更喜欢套用一些框架或公式来分析问题，其实应该变通一些，给我们提供的应是方法上的启示或是可探索的趋向，而不是直接硬套的公式。我的导师雷努凡教授认为历史学研究的要点应该在于提出好问题和怎么提出问题。此外，雷努凡教授还很重视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精于考证，既有比较又有分析，这些都是影响我日后研究的重要方面。 法国汉学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与宗教信仰见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当前中法关系史中的中文著作研究？中法关系史研究中现在面临不断出现的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分析视角，原有的分析理论框架似乎不够用了，您认为情况真的如此吗？ 巴斯蒂夫人：我不赞成中法关系史中一些中文著作的论点，主要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资料不全面，有的时候仅使用了一件文件来进行诠释，有些忽略当时的历史环境，也没有考虑到人物的心理与其所处的环境等具体情况。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只是片面的叙述，带有空想的理论，不能算作是很严谨的科学研究。所以我主张科学地积累资料，科学地分析，谨慎地得出结论。但是，中法关系史研究中， 现在面临着大量不断出现的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史学应该不断发展，探索新角度，符合当前人的新兴趣。但是也还有史学家喜欢继续利用原有的分析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法国史学研究的潮流与学派情况又是怎样的？在您的研究中，您觉得受到了法国哪些学术范式或学术方法的影响？ 巴斯蒂夫人：当前法国史学的研究多种多样，很丰富。如在资料方面，研究者们多利用以前不注意的一些材料。如照片、画像、电影、私人资料、网上的资源等。现在法国史学研究的领域大致在以下方面：比较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艺术群体的演变，以及有关日常生活的理念、权力，社会政策与全球化趋势，知识、科学、艺术交流的结构性演变。在方法上，大家也开始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我受雷努凡教授和其他教授的影响，现在还继续阅读我的专业以外的历史书籍，特别是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的史学家和法国年轻的史学家撰写的论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法国收藏有关中国档案的机构有哪些？具体研究情况如何？ 巴斯蒂夫人：法国现在研究中国的机构主要有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远东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东亚文明研究所等科研、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相互交流密切。这些院校、研究所分布在法国各地，看似松散，实则可通过固定的汉学年会与互联网的帮助，形成自己的学术交流网络。第二，断代史与区域史相结合。以往法国的历史研究分为区域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近年来受欧盟政策引导，出现了以大区域研究取代对单一国家历史研究的倾向，如东亚文明研究所合并了对于中、日、朝三国的研究，转而系统梳理东亚全史，并选取特定历史时段对东亚各国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学术刊物方面，法国汉学协会的中国研究、巴黎八大的远东，远西、里昂东亚研究所的欧洲东亚学报等杂志是法国汉学研究的主要发表平台。在研究旨趣方面，法国汉学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与宗教信仰见长。近些年来，法国汉学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更为丰富多元，既有利用照片、地图、电影等视觉资料描绘城市日常生活的新颖有趣的研究，也有探讨民主、专政等概念的政治理论研究。 远东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东亚文明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国家图书馆都有中文图书馆。图书馆虽然有宝贵的明代清代版本，还是不够丰富。国家档案馆、外交部、国防部档案馆藏有不少有关中国很有意思的文件，但是还相对单一。想做专门研究必定要去中国、美国、日本补充资料。 中法交往未来拥有广阔拓展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第一次来中国，到如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您如何评价半个世纪以来中法关系的发展？ 巴斯蒂夫人：我常常说，"中国一定能发达起来，你们不要想着中国会一直落后。"这句话我都快说了五十年了。可我还是没有预料到中国发展的面貌会是如此日新月异，或许是我的想象力比较有限，但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包括中国学术现在也发展得很好。我最近受邀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受邀者既有中国国内学者，也有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学者。可见，中国的学术交流已是非常国际化，这对未来中国学术的发展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以前，关注中法关系的人很少，就连我本人最开始也不是做中法关系研究的。中国的学者则更多把眼光放在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上。其实，中法交往史也是源远流长的，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在外交史领域，都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深入拓展的空间，关键在于我们分析问题的视角。我所说的"文化转移"（transfert culturel）的视角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可以使人们重新审视中法关系中的诸多阙如之处。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4日第73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