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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从历史进程而论，从国民党的立场观之，它是“五次围剿”的后续篇章。而从共产党的角度观之，它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延长，所不同者，“长征”是“你打我跑”，打的是一场极端不利的内线作战。而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战场形势从内线作战，逐步演变成了外线作战，“你打我跑”的情势也慢慢主客易位，变成了“我打你跑”，共产党打，国民党跑。 蒋介石从黄埔建军、北伐、中原大战、江西至陕北剿共，以迄抗战，凡三十年间，无日不在用兵，无日不有胜负，战场上不管是怎么赢的，蒋介石终归还能撑持到最后。只是，内战战局无论是战略形势或是战术格局，均大异于“五次围剿”时期，内战战况不仅首鼠两端，狼狈不堪，更让蒋介石痛觉惨败与羞愤。 检讨 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总结一九四八年的内战形势，作了以下之检讨:“先是上年十月间东北战局失利，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林彪股匪大举入关，平津形势危急。而在鲁苏两省境内之陈毅股匪，则于上年九月下旬攻陷济南，略加整补后，复倾巢南侵；与豫东之刘伯承股匪遥相呼应，分途进犯徐州。迨碾庄一役，我第七兵团黄百韬司令官壮烈殉职，其所部亦牺牲殆尽，旋宿县失守，津浦铁路南段为匪军切断，徐州陷于孤立，我军以处于内线作战不利，乃于十一月杪，主动撤离徐州，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领第二兵团（邱清泉）第十三兵团（李弥）第十六兵团（孙元良）及各机关团体，向徐州西南转进，以期由永城地区南下，与蚌埠等地之我军会合，协力堵击共匪，但我军撤出徐州后，前进途中，迭遭匪军以人海战术猛袭，并依据各村庄与道路要点构筑工事顽抗，更在我军防地以外挖深沟数道，重重包围于萧县永城间地区。我军补给中断，粮弹缺乏，所有接济，全赖空投。又值严冬季节，连日雨雪，空投无法实施，官兵饥疲已极，除孙元良兵团已先行突围，仅司令官及少数随从人员得以脱险外，其余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现尚困守于陈官庄、青龙集等地。而由阜阳东进增援之我第十二兵团（黄维）则在双堆集附近，遭遇匪军围攻，自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与匪军激战二十余日，卒以牺牲重大，弹尽粮绝，而于十五日夜实施突围，除胡琏副司令及一部份官兵得脱险归来外，其余均下落不明。我军既迭受严重之挫折，一时人心恐慌，京沪震动。”（注:国民党战史中，对解放军或共产党均以“匪”称之，为征史实，未作修改） 然而，京沪地区与住在南京黄埔路官邸的蒋介石，真正感觉到“震动”，是接连两场大战役的溃败。在一九四九年元旦过后一周，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战史记载，一月七日，天津外围解放军开始全面进攻，与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八十六军等部展开激烈战斗，解放军以人海战术冲进天津市区，双方进行巷战，到一月十五日，天津沦陷。……林彪主力陷天津后，复攻向北平，此时，聂荣臻主力亦由张垣东进，并不断向北平城内炮击，迫胁北平。 在另一条战线，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徐州战局，情况发展闻之更如刀割。国民党军的战报记载，徐州“剿匪”总部……迄（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我第二兵团向南出击，稍有进展。惟十九日后，即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无法实施。虽至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五日无甚大战斗；但官兵饥寒交迫，已极困顿。六日匪复全力再兴攻势，并施放毒气，迄十一日邱司令官等以下官兵大部壮烈殉国，残部突围。徐蚌会战至此结束。（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 蒋介石在总结一九四八年战局时，简述了徐蚌会战当中，解放军的战术运用，他说:“……我军撤出徐州后，前进途中，迭遭匪军以人海战术猛袭，并依据各村庄与道路要点构筑工事顽抗，更在我军防地以外挖深沟数道，重重包围于萧县永城间地区。”然而，国民党的战报则详述了解放军在徐蚌会战中神乎其技的战术运用，解放军运用的这套战术，把国民党军“死锁”在重重包围圈当中，导致国民党军在徐蚌会战几几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国民党方面的战报详述了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包围战斗的惨状:匪于包围作战中，利用星罗棋布之村落地带，作纵深约五公里以上之配置；依村庄大小，以最小限兵力占领。掘壕通至村外，使甲村与乙村构成交叉点；虽飞机轰炸，战车冲击，炮兵射击，均不易奏效。必须以步兵逐村强攻，每占一村，伤亡不少。故一个部队每连续攻克一至二村，几已无力再战。反之，匪前线失去一村，阵后即再占一村，始终保有原来之纵深，而无法突破。终致弹尽粮绝，覆没于匪人海战术中，此种教训，殊堪记取。…… 除了解放军的战术优势，使国民党军丧失戎机、困坐愁城以外，国民党战史中，亦针对国民党军本身的重要致命疏误，以曲笔手法，作了若干检讨。官方战史指出导致国民党军在徐蚌会战中覆灭的原因，主要有这些:一、东海部队撤退过迟，以致第七兵团因须掩护其转进，而遭匪攻击，影响我战局非浅。二、会战进行中，我各强大兵团，均因时间、空间上之关系，未能收到切实配合协同作战之效，故终遭匪各个击破。三、第七十七、第五十九军叛变，先期开放台儿庄、韩庄间运河防线，使匪长驱南下，威胁徐州，切断第七兵团后方连络线，迨该兵团奉命由新安镇向西转进时，复受运河之阻，事先未能架设浮桥，以致大军猬集铁桥附近，加以难民拥塞不前，一旦遭匪袭击，遂呈混乱。四、黄、杜两兵团之行动迟缓，致先后陷于匪军围点打援之惯技。五、各部指挥之职责不专，各级之牵制过甚，不能适应战机。六、防谍保密之欠周。七、恶劣天候之影响，皆为覆败之主因。…… 蒋介石视徐蚌会战为其个人与“党国”最后成败之所系，这场战争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打到一九四九年的元月十一日，为时六十五天。国民党军的战史中述明双方战损数字时，称:是役，匪军伤亡四十六万二千余人，我军（即国民党军）伤亡失踪三十万零四千零七十员。此次徐蚌会战，匪军动员作战兵力约八十余万，我军兵力四十五万。这项战损数字，显与共产党方面提供之数字大相径庭。现今，大陆方面一般的说法，国民党军参战兵力为八十万人，共军参战部队人数为六十万人，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有五十五万五千余人被消灭。 遭此重大挫败，蒋介石在其日记中竟称“但以当时实际情形言之，我政府尚保有长江以南及整个西北与华东华北之大部地区，更有陆海空军之强大实力，足资坚守。”并在一月二十日，蚌埠失守之次日，“召见军政长官，面加督责，盖以彼等工作不力也。” 下野 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蒋介石下野，他在下野前一刻，召来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其携手书，到北平晤见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李文，信中称:“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动，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然而，对蒋介石而言，确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徐蚌会战惨败，南线战场国民党军精锐尽失，而由徐永昌急飞北平，交给傅作义的亲笔信函，墨渖未干，北平又传来令蒋介石错愕的消息。 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的文书侍从，在这一天的工作记事中写下:“是日，傅逆作义扬言，'北平局部和平'，并与共匪成立休战条件，按傅逆作义与共匪成立之所谓'休战条件'十三项，其内容大略如下:'自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允许共匪派员在城内成立双方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所有我方军队除留少数维持秩序者外，皆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郊外，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实行整编。'此实无异将北平地方及所有驻平之我方军队，完全交与共匪，任其宰割矣。” 事后，国民党军的战史记录，则称……地方民众为避免牺牲，保全古迹文物，要求和平停战，守将傅作义亦意志动摇，期与匪谋局部和平，终于元月二十三日，相约退出北平，迄二月二十一日，即全部分化解编。 推责 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结束，迫使蒋介石必须暂时走下权力舞台，退居幕后。惟一可惜的是，蒋先生似乎不能从战场上一连串的失利惨败中，记取教训，深自悔惕，反而在其日记中频见各种遁词。比方他在日记中，竟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斯大林、马歇尔、俄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而未见词组只字对自己领导风格缺点国民党当局政经决策诸多失措之反省。他说:“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实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盖以马歇尔误听俄共之宣传与英国之中伤，对于其本国之利害与中国之存亡，以及太平洋之安危与全世界人类之祸福，皆置而不问，而唯以个人一时之爱恶，专泄其私愤，今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悲剧，已不能免，马歇尔实应负其全责也。” 对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纷纷变节投降，蒋先生似乎亦不能痛彻反省，何以部属志节不坚？何以高级将领不服从指挥？何以大部队纷纷叛变？不论究其关键因素何在，反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之投匪又使我多得一经验，即凡已投降一次者，而其将来对其他敌人亦无不可以投降，凡已叛变一次者，而其将来亦必有二次三次乃至无数次之叛变。为文武干部者，能不慎始自爱，时加戒惧乎哉！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将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乃至无所不为矣。”蒋介石所谓“已投降一次……将来亦必有二次三次乃至无数次之叛变”的论调，日后更无限上纲，成为台湾时期蒋氏父子冷落降将、甚至排拒降将不准其入境台湾的理论依据。蒋先生不以能力拔擢人才，纯以主观思维判夺忠奸，引为任用官吏之准据，难怪有蒋氏宁用奴才不用人才之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