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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代的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 195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社会史迅速成长壮大。霍普斯鲍姆在1974年认为，社会史最近20年（即大约1954年以后）取得快速发展，此前它的三种研究观念都没有产生专门化的学术研究领域。[23] 科尔曼在1972年指出，过去10年左右，经济社会史的分化日益增长。标志之一是“新经济史”或“计量经济史”的出现，另一个则表现为对以往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增长的学术热情，即一种将严肃的经济学转向人类活动的更广阔和更复杂领域的趋势。[24] 在英国，“经济社会史”一词在1960年代晚期开始流行。[25] 1970年代，经济史学会在“经济史丛书”和“社会史丛书”的基础上出版“经济社会史丛书”，多家杂志如《英国史评论》、《经济史评论》、《农业史评论》（1953年创刊）、《过去与现在》（1952年创刊）等成为经济社会史发表论文的主要园地，其中《经济史评论》1950-1970年的篇幅增加了1倍，发行量扩大2倍。[26] 1970-1980年代以来，萨塞克斯、格拉斯哥、利兹、布里斯托、爱丁堡、累斯特等大学分别建立了经济社会史系。此外，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和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主教中世纪研究所（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形成英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重镇，上述大学均设立了经济社会史或社会史的教授岗位。 对英国经济社会史出版物的统计，也可说明它在1950年代以后的显著变化。1925-1949的25年间，仅有3年的论文发表数量超过100篇，4年的著作出版数量超过50部；而1950年代每年发表论文少者132篇，多者413篇，著作少者56部，多者225部；1970年代的前4年论文少者781篇，多者1102篇，著作少者250部，多者316部。1925-1949年，经济社会史著作的出版数量一直是负增长，年均递减0.1%；而1950-1974年始终保持着正增长，年均递增6.8%。1925-1949年经济社会史论文的年均增长率为5%，而1950-1974年达到8.4%。到1970年代初，经济社会史每年的出版物几乎等于1925-1939年14年的总和。从研究主题的年增长率衡量，1925-1949年仅为2.5%，而1950-1974年达到7.8%。[27] 由此看来，1950-1970年代可视为英国经济社会史成长壮大的阶段。1970年代至今，经济社会史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笔者对《经济史评论》年终出版物目录的粗略统计表明，1979、1989、1999年英国发表的经济社会史的论著大约分别为1457、1554、1554篇，比1970年代初又有所增长。 但也有学者指出，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在1970-1980年代的英国出现停滞或下降势头。如1980年前后经济社会史系在英国大学收缩了规模，经济史的教授职位得不到补充，经济史系缩减编制或者并入经济系或历史系。SSRC所属的经济社会史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Committee）在1983年亦遭裁撤。1960年代那种认为经济史系或经济社会史系能够在大学保持独立学科地位的信念发生了动摇。[28] 笔者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正统经济史特别是新经济史神话的破灭。新经济史在美国可谓是昙花一现，当年的宏伟抱负与今天的遭人冷落无异天壤之别。而无论是作为“过去经济学”的经济史，还是作为“历史”的经济史（引号内是科尔曼对经济史两种角色的概括），在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日新月异的过程中也迫切需要调整和定位。可喜的是，作为“历史”的经济史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范围，越来越采取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后者已经在主流学术界获得无法动摇的牢固地位。那么，如何看待当代的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趋势与发展特点呢？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归纳为如下几点，作为本文的结束： 1研究时限聚焦于中世纪中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历史档案的种类和数量异常丰富，王国和地方政府、大地产、城市、教会等机构的档案是经济社会史学家的第一手材料，而它们主要形成于诺曼征服以后。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王室令状和特许状只有约2000件保存下来，而留传至今的13世纪以来的英格兰特许状和令状达数以万计，至于其他各种档案特别是经济社会史的档案究竟有多少无人说得清楚。诺曼征服是英国历史档案发展的里程碑，带动了英格兰教会和世俗领主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完成了“从记忆到文献档案”的革命性转变，[29] 而这种转变的意义和价值无论是对英国历史本身还是历史学研究都是难以估量的。 诺曼征服到工业革命的约8个世纪，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历史档案为经济社会史学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11世纪末以来政府各机构和议会的行政、税收、司法和立法活动档案，13世纪以来教会和世俗封建主地产管理的档案，16世纪以来教区洗礼、婚姻和丧葬登记档案，16世纪以来政府和农村教区济贫等社会救济档案，以及海关、市场、城市等机构管理活动档案，以及大量私人的财产清单、遗嘱、契据和书信等。除档案之便外，该时期英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形成和解体，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等重大历史转折。上述划时代变迁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阶级和社会结构、文化和思想观念等影响至为突出，同样吸引着经济社会史学家的探索热情。 2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成为研究的热门对象。在经济社会史领域，农业和工商业研究长盛不衰，社会研究异军突起，反映了19世纪末起突显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注全面社会发展，20世纪后期将经济、社会甚至文化视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学术演变轨迹与取向。 据对1925-1974年发表的经济社会史论著主题的分类统计表明，工业和国内贸易占全部经济社会史出版物的14%，12%为农业和农村社会，城市、地方史、社会状况和政策占11%，海外贸易和海外关系占8%。其他为：原始文献，交通和资讯，货币、银行业和财政，社会结构和人口学，经济社会史总论共计占5-6%，经济思想和政策占4%，劳动状况占3%，方法论和历史编纂学占2%。在上述统计中，农业和农村社会主题的论文数量最多，占论文总数的15%，但仅占著作的7%。工业和国内贸易五十年的全部出版物数量虽占熬头，但在1930-1940年代，农业和农村社会出版物占1/5，超过工业和国内贸易部分；1950年代后期城市研究和地方史超过农业和工商业；1960年代初农业史再次领先于工业史，至1970年代初社会状况和政策成为出版物最多的领域。[30] 此外，1971-2002年的《经济史评论》年终出版物目录，也体现了社会和文化强劲增长的趋势。在1971年的14大类中尚没有将文化单列，但至少有8类内容与社会相关。1976年的15大分类，增添了“宗教和教育”，文化从此单列成项。1981年的17项分类中一系列社会和文化成果进入专门主题（首次设立“大众文化”分类）， 1984年增加了“科学、技术和医药”， 1992年的19项主题包括了“妇女”，至此，至少15项主题属于或相关于社会和科技文化，占78%强，社会、科技文化与经济研究已成鼎足之势。 3城乡共同体倍受关注。地方研究在英国具有悠久传统，20世纪初启动的多卷本的《维多利亚郡史》（The Victoria County History）工程，以及前文列举的较早出版的两部英国经济社会史著作是这种传统在20世纪的延续。但英国地方研究的真正发展在1940年代以后，1947年累斯特大学建立了第一个英国地方史系，前两任系主任分别是霍斯金斯和芬伯格（H.P.R.Finberg），主张地方史的研究目的在于追述地方共同体的起源、成长，也许还有下降和衰落，包括瑟斯克和爱沃瑞特（A.Everitt）等在内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均在该校工作过，形成前文提及的累斯特学派。 战后，英国各郡和较大城市普遍建立起档案办公室，为城乡共同体研究提供了大量地方档案史料，许多大学选择校址所在地区作为主攻方向。城乡共同体研究的单元既包括教区、村庄、庄园和小城镇等较小的共同体，也有城市和郡等大共同体；涉及的内容含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1940年代的研究还较少，代表性著作有：霍斯金斯的《中部英格兰》，希尔顿的《14和15世纪某些累斯特地产的经济发展》，史密斯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属下之小修道院》。[31] 1950-1980年代，中世纪地产史和农村社会成为研究热点,米勒的《埃利修道院和主教区》，瑞福兹的《拉姆齐修道院的地产》，霍斯金斯的《米德兰的农民》，希尔顿的《农业沃里克的社会结构》，哈彻的《康沃尔公爵领的农业经济和社会》，戴尔的《一个变化中的社会的领主和农民》等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32] 近年来，各种共同体的研究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尤以近代早期的成果为多，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有：瑞兹的《一个中世纪教区的生活、婚姻和死亡》，候维尔的《转变中的土地、家庭和继承》,斯帕福德的《形形色色的共同体》,瑞特逊等的《一个英国村庄的贫穷与虔诚》，伊尔勒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斯迈尔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等。[33] 瑞特逊在近著《世俗的需要：近代早期不列颠的经济生活》中提供了一个进一步阅读的书目，[34] 其中涉及庄园和教区，城镇和城市，郡和区域的城乡共同体研究的重要著作多达近百部，而且大多数是1980-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较新成果。可见，此类研究仍然方兴未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