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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在近现代东亚的历史意义”是一个较大的命题，而涉及对日本学者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评论，就更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是个人的几点感想，不能展开详论。文中沿用中国大陆学术界通用的习惯，将“中华民国时期”限定在1911—1949年。 一、中华民国史在近现代东亚的历史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长期以来是东亚的中心，其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对周边国家与地区曾有过重要的影响。清末以降，由于锁国政策和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丧失了强国的地位，从政治、文化的“输出国”沦为“输入国”，从老师变成了学生，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有所降低。 虽然在地缘上东亚国家与地区是近邻，但近代以来它们的发展却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三种类型：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脱亚入欧”，摆脱了西方的欺侮，反而向邻国扩张；中国在内忧外患面前，为保持国家的独立地位而挣扎；朝鲜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三种类型中，中国居于中间。 日本的成功给中国以极大的刺激。进步的中国人开始转变观念，向日本学习，甚至以日本为建国的榜样。一批有志青年学生东渡扶桑，留学日本。中华民国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从东亚近邻（尤其是日本）得到的启示与帮助，至少应该有以下三个方面：1、孙中山等人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得到了部分日本人士的支持，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民报》发行于东京。2、一批留日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各界的领袖人物，如政治方面的陈独秀、周恩来、汪精卫；军事方面的蒋中正、阎锡山；学术与文学方面的鲁迅、郭沫若等。3、“民主”、“社会主义”等现代观念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此外，中国的企业、银行等也在与日本同行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但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即使如此，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仍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东亚国家，在东亚近现代历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1、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初年的议会里出现了女议员，这对其他国家的民族与民主运动有示范作用。2、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对于邻国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如金九等领导的韩国独立运动曾将其流亡政府建在中国，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长期以中国东北其根据地，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崛起也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3、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东亚的格局。中国收回了台湾、东北，再度成为强国，韩国独立，而日本则因战败而陷入困境。 近现代东亚史，除了各国各地区自身的发展之外，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中日两个东亚大国间的互动关系。客观地说，近现代的中日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不仅影响着中日两国的发展，也制约了东亚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笔者特别偏爱《近代中国と日本——提携と敌对の半世纪》（曾田三郎编著，御茶の水书房）这部著作的名字，“提携与敌对”道出了20世纪前半期中日关系两个最基本方面。然而，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目前的研究中，“敌对”远远超过了“提携”。这一点，值得中日两国学者深思。 二、对日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基本认识 笔者最早接触到日本学者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成果是在1983年。那时，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刚刚兴起，笔者是高等学校系统最早招收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南京大学学习，有幸作为“陪住生”东京博士研究生砂山幸雄先生（现为爱知大学中国学部助教授）同住一室。砂山先生那时研究的是四川省，常常谈起日本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课题与成果，他赠给笔者一本山田辰雄教授的著作《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细读山田教授著作，震动很大。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学者的概念中，国民党“左派”是指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与共产党合作的人，而汪精卫、改组派等绝对算不上“左派”。笔者对中日学者间对中华民国史差距的理解，就是从这个“左派”概念开始的。 那段时间，笔者还认识了一些年龄相仿的日本留学生和青年学者，其中研修中国近现史专业的，包括江田宪治先生、村田雄二郎先生、久保亨先生和土田哲夫先生等，日后都成了经常交流学术的朋友。此后，通过各种交流机会，结识了不少声望很高的日本前辈学者，最近几年又成为几位日本留学生的中国导师。通过与日本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界老中青三代的交往，笔者对日本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了解日益深入。 2000年9月，中国历史学会会长金冲及教授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指出：“中华民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发展最迅速、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以外国家与地区的学者们在中华民国研究方面也有了巨大的进步。更可喜的是，国际交流日益广泛，中华民国史研究受到各国学者重视。以下是笔者对日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三个深刻印象： 1、治史态度严谨，基本资料扎实，是日本学者的突出特点。无论资深教授还是博士研究生，日本学者对史料的追求精神令人钦佩。南京是中华民国史资料较集中的地方（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江苏省档案馆及南京大学图书馆等），笔者常常见到日本学者不避寒暑，不畏挫折，在南京查找资料。日本学者做研究，首先从爬梳整理资料入手，其发表的论著，大多具有史料扎实的特点。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在对中文史料的校勘与甄别上下的功夫，有时比中国学者还要多。如久保亨教授以中文发表的《关于民国时期工业总值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对资源委员会1937年发行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刘大钧编）及日本方面公布的“华北工场统计”、“北支工场统计”里面的资料均进行了考订。土田哲夫在研究中国国民党党员结构时，也对各种资料进行了综合与考订。这些都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2、集体研究的风气。日本学者以共同兴趣或课题而结合组成的各种研究会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有利于集中研究力量，培养研究队伍。与中华民国史研究相关的研究会，如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东京、大阪）、辛亥革命研究会、孙文研究会、民国史研究会等，十分活跃。野泽丰教授以一人之力支撑《近邻》杂志多年，多赖一批参加研究会的青年学者的支持。笔者2001年参加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东京）的活动时，见到德高望重的野泽丰教授也到场，十分感动。日本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也是集体完成的，如《日本の中华民国史研究》（野泽丰编，汲古书院）、《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汲古书院）、《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史の研究，1945—1949》（姬田光义编，中央大学出版部）。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正在进行的“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の研究”（石岛纪之主持），也是集体合作进行的。 3、论述角度较新。日本学者研究中华民国史，常从独特的角度切入，近年来尤其注意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与城市史的研究。如久保亨对民国经济史的研究，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研文出版）从社会团体参与城市生活探讨公共空间与国家的关系，饭岛涉的《ぺ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制度化”と社会变容》（研文出版）则从传染病的传播与控制来考察卫生方面的变革，并进而说明政府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加强程度。上田信的《森と绿の中国史》（岩波书店）虽只有部分内容涉及到民国时期，但其从生态方面考察历史变迁，让人有耳一新之感。2001年末，横山宏章教授等组织了一场“周边から见た20世纪中国——日、韩、台、港、中の对话”学术研讨会，也是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史。 以上三点，是相对于中国学者的状况而言的，日本学者的对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三、对日本学者的期待 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历史，有他人无法比拟的优点，但也有明显的局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日本学者在有些课题上正可发挥优势，拓展民国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笔者认为，日本学者在以下两个方面有突出优势，可以有所作为： 1、充分利用日文资料，开展新课题研究。日本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如近期出版的《兴亚院と中国战时调查》（本庄比佐子等编，岩波书店）。但对于日本外务省、防卫厅大量涉及中国的档案资料，及“满铁”和“兴亚院”的调查资料，都可继续挖掘。如《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现阶段》（大里浩秋、孙安石编，御茶の水书房）即结合中日两方的资料，在研究上有所创新。另一种值得重视的资料是日本当时的报刊上有许多对中国事务的报道与评论，野村浩一的《近代日本の中国认识》（研文出版）即主要依据报刊与文集完成。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不可回避的，希望日本学者能充分利用资料方面的优势，写出客观公正的学术著作。 2、比较研究。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从日本学习移植过来了许多思想观念以至制度，中国学者一般是中国本位的，只注意这些思想与制度到中国后的发展，日本学者则可以日本为本位，考察这些思想观念与制度在日本的发展轨迹，比较它们移植到中国后有何变异。前述《近代日本の中国认识》也是一种有益的比较，中国人可藉此客观地了解日本知识阶层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日本学者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质量很高，中日两国学者间的交流也很频繁。但坦率地说，日本学者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译成中文的还不多，限制了其成果的传播。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者固然有责任，但也有无奈之处，原因之一出版社注重经济效益，翻译学术著作销量不大，很难赚钱。希望能建立一个资助将日本研究民国史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专门基金，以使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享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近，久保亨教授等人计划用因特网（INTERNET）来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成果，将是有益的尝试。这些虽是研究之外的事情，但对研究成果的传播却很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