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的人际网络（1932-36）*——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中心的研究陈红民 一、本文旨趣 历史人物的研究从来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是其个人际网络的中心点，同时又在相关人物的网络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构成每个人人际网络的因素很复杂，有血缘、亲缘关系（家人与亲戚），有地缘关系（同乡），共同的经历（同事、同学、战友等），特定的联系（如师生、师徒、上下级等），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及与理想（同一团体内的同志、教友等），及共同的志趣互相吸引等等。每个人所拥有的人际网络都是流动的，而且可以随时通过自己的网络关系进入他人的网络，进而将别人的网络纳入自己的系统中。在素来重视人际关系的中国，人际网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构成了个人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它的大与小、宽与窄，足以说明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活动能力。历史人物的活动是要受制于人际网络关系的，既可从获益，也可能因此受到拖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与“株连九祖”都是极端的例子。 以往的历史人物研究中，已注意到其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但限于资料，一些研究停留在只是对历史人物特定的人际关系研究（如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或个人与某一群体的关系等），而较少描绘出特定历史人物人际网络的全貌；同时，在研究历史人物的人际网络时，较多的是使用定性的方法，含糊地描述，缺乏精确的数量根据。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包括了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胡汉民1932-1936年间的与他人往来函电原稿2千6百余件，保存之完整，数量之大，时间之集中，为民国人物所罕见。[①] 本文即拟以此资料为中心，以通信的频率、所用话语系统、所涉内容等可操作的方面，将胡汉民的人际网络划分出若干较清晰的层次，力图更准确绘出全貌。以图在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上进行新的尝试。 二、胡汉民函电交往的基本特点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人际网络是重要的资源，将直接影响其在政坛的升降起伏。“往来函电稿”时间集中在1932—1936年间，数量颇大，为研究胡汉民的人际网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为了能对“往来函电稿”进行量化分析，笔者分别制作了一些表格，希望了解胡汉民交往对象的数量、类别分布、频率周期等，从而加深对“往来函电稿”的研究。 表一 与胡汉民交往函电最多的二十人
说明：不少函电稿的收件人或发件人系两人或两人以上，为方便起见，只将其记于列名首位者之下，只记一次。下表同。 表二 与胡汉民交往函电数二十名后的概况
说明：一、以机构、单位、团体名义收发的函电，均归入“团体”。二、有些函电只有内容，但发件人与收件人无法判断，均归入“姓名不能确定者”，他们通常是与胡汉民相当熟悉的人。 根据表一、表二，可知胡汉民交往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是范围广泛。已知姓名的交往者有458人（由于有些人用的是字、号甚至是代号，是否有重复无从查知，实际数量应少于458），直接收到与发出的函电总数达到2456件。作为一个在野的政治家，又偏居港岛，胡汉民交往网络范围之大，触角之广令人惊讶。就地域范围而言，来往者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而且分布于世界上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各国；就身份而言，有当时居于高位的党国政要、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军人、青红帮头面人物、海外侨胞，也有落魄的失学失业者等；就与胡汉民的亲疏关系而论，有胡的亲属秘书、政治盟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以至不共戴天的政敌。甚至还有犬养毅、萱野长知、松井石根等日本人。第二，是重点突出。虽然交往甚广，但交往的重点特别突出。胡汉民与交往最多的陈融间的函电就达到504件，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差距在500倍以上。胡汉民与前十名来往函电达到1135件，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前十名与后十名的差距为100倍。胡汉民与前二十名来往函电总计达到1308件，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前二十名与后二十名的差距为65倍。 在一定的时间内，函电的数量代表了交往的频率。笔者在表二中只列出五件以上（含五件）者的姓名，是考虑到数量低于五件所代表的意义要小一些，只有一两件的则更具偶然性。 三、胡汉民人际网络的六个层次 从来往频率、函电讨论内容、所用语言等方面分析，胡汉民的人际交往网络是一个由亲而疏，由近而远，由核心而边缘，层次极为分明的关系网。这个网络可划分为六个层次： 第一层次，核心层。是胡汉民与陈融的关系。陈融与胡汉民有着多重关系：一是同乡，陈融虽原籍江苏，但寄籍广东番禺；二是亲戚，胡汉民妻陈淑子系陈融之妹；三是多年政治上的密友，陈融早年即入同盟会，广东独立后被都督胡汉民任命为军政府枢机处处员，1928年后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1932年后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四是诗友，两人时常吟诗唱和。这使胡、陈二人关系非同一般。1931 年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之时，陈融曾在险恶环境中照料胡之生活。[②] 胡汉民1936年5月9日即是在陈宅晚宴后突然脑溢血，一病不起的。陈融与陈济棠关系也不错，他较长时间里充当了胡汉民与广东沟通的桥梁，胡汉民主要是通过他来了解广东政情及陈济棠的动向，并传达自已的意见。上海、天津等地拍给胡的电报及胡的复电，有些也由陈融转达。他们之间的通信，最能反映胡的真实想法。胡汉民与其他人的往来函电，有不少是秘书代撰，但致陈融的信却全部是亲笔。胡、陈间密切的关系，在圈内人所皆知。 胡汉民与陈融间有专门的通信员负责传递信件，他们间的通信数量之大，已如前述。以“往来函电稿”的起迄时间（1931年10月至1936年1月）计算，平均每三天即有一信。如果再考虑到其间胡汉民出国七个月的话，其通信的频率更高。 胡汉民与陈融在通信中讨论的内容至为广泛，从反蒋大计、与日本联络到诗词赏析、个人病痛、家庭琐事等，无所不包。其中不仅有对陈济棠的埋怨批评（有时还含有嘲讽），甚至也直率地表示了对萧佛成、邹鲁等人部分行为的批评，毫无顾忌，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程度。他们之间运用的人物代号最多，用词极亲切与随意，信函多不拘格式，随心所欲。信末基本只署日，而不及年份与月份，很多情况下，署为“X晨”、“X午”或“X晚”，显示当时他们之间信息传递的时效，精确到了半天以内。 甚至，陈融还多次为胡汉民捉刀，草拟与修改一些棘手的函电，充当其高级秘书的角色。胡汉民写给广州的信，要由陈融在广州起草后带到香港，胡誊抄后，再寄到广州。这种复杂的程序，不了解胡陈之间的特殊关系，真是难以理解。 为全面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举陈融致胡汉民信一封为例： 福兄大鉴：各件已与鸣翁（萧佛成——引者）读之（应还者祗迟一两日），鸣翁对申（陈济棠——引者）愤极。弟曾言，此人（陈济棠——引者）断无真爽快，可虞其两日当有变，其实祗得一日亦过恭维矣。闻营中李汉云等当亦必退殆，不止军部不出发而已也。今晚鸣翁拟焚问之。 择要告申事，鸣翁拟今晚并告之。申对和等（和知鹰二——引者）已具大怀疑，其实外人与我要好，况是敌国即非全部，而是有力部分，则万不可失之交臂，此其一；即不得大援助，而于我无要求，且为我倒门（蒋介石——引者）之助，则已价廉而味高，此其二。弟谓此两层面当合于对申者。鸣以为然。 鸣另有所陈，是主门、水（汪精卫——引者）同时下手者，亦当有见，渠急于告兄，是欲嘱咐中孚（陈中孚——引者），但和记等方面对于此点如何？ 前晚见黄省，渠言弟确两病，一心力弱，二神经衰，如不长期休息，再深则难治。并大骂仲系之徒（即言误用付子者），累得中医不受社会欢迎，皆此来也。且举前线伤兵应入院疗治为例以劝弟。 鹤翁（冒鹤亭——引者）得诗甚哂。渠言必努力两首以应景，又叹息拍马亦迫，唔上三十叠将如何。渠之计划又想嘱吴董卿拉李拔可为外援，说其先以一两首撩兄也。 力 十七 [③] 和知鹰二为日本驻广东领事馆武官，此时负责与粤方接洽“合作”事宜。信中“各件已与鸣翁读之”与“择要告申事，鸣翁拟今晚并告之”两句，反映出这样的事实：有时，胡汉民与萧佛成、陈济棠等人的联络，也要透过陈融来完成，陈融视需要，将胡汉民的意思有分别地传达给其他人。在信中，陈融既报告了陈济棠、萧佛成等在联日、反蒋等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有个人看病的观感，最后还谈到胡汉民诗友唱和的情况。[④] 第二层，密友层。以萧佛成、邹鲁为代表，还包括林焕庭、刘庐隐、李晓生、邓泽如、李宗仁、白崇禧等。萧佛成、邹鲁、邓泽如属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思想志趣与资历方面与胡相近；林焕庭与胡汉民系儿女亲家，其所主持的民智书局一直是胡汉民等在上海的联络点与宣传机构，并掌管部分的经费。1934年林焕庭突然去世，胡汉民颇感措手不及，发出“源翁（林焕庭——引者）逝世，津沪皆百孔千疮，如何维持，真难设想”之感慨，[⑤] 可见倚重之深；刘芦隐、李晓生从南京立法院时期即是胡的下属，追随时间较长。桂系的李宗仁等因在出兵讨蒋与抗日问题上比陈济棠积极，而与胡汉民更为接近。这批人此时对胡较为忠诚，是其可靠的盟友，反蒋的核心人士。这一层的人与胡汉民往来的函电较多，相当频繁，讨论的内容包括了与南京的关系、反蒋抗日、“新国民党”的组织与人事、西南联合等核心议题。他们交往的函电中，也用一些代号（尤其是萧佛成），有时会表达对陈济棠的不满。除萧佛成与邹鲁外，其他人与胡汉民交往的函电，在格式上已较为严整。 举萧佛成致胡汉民信为例： 先生赐鉴：绅（陈济棠——引者）此刻极着急，诚在最短之时间门（蒋介石——引者）方部队必乘机跟踪八字脚（共产党——引者）而来光顾粤省。故密派和靖后人于翌晨赴港问计，望先生有以慰之。最可笑者，后人之赴港，对弟亦不敢实告，不知其意何居？但毋论如何，观门方现在之用意，似对粤实干，而放弃前此先围湘图桂之战略，如门方对粤果用实干，则甚可虑也。 十一月三日 佛成拜上 信中“和靖后人”，“后人”，当系林云陔与林翼中之一人。此信谈到蒋介石对西南的政策，蒋介石与陈济棠的关系等。在提到陈济棠等人时，语气并不恭敬。 第三层，紧密层。以何世桢、陈群、陈嘉祐等为代表，包括了熊克武、陈中孚、杨熙绩、方振武、蔡廷锴、孙殿英以及一批海外华侨等，范围较广泛。其中细分又有两类：一、何世桢、陈群等系国民党内游离分子，在胡汉民南下前后与其建立了联系，此时坚定地反蒋，奉胡汉民为领袖，服膺其领导，是胡所能依靠的主要力量，多被派往各地办理“新国民党”党务与宣传工作；二、方振武、蔡廷锴、孙殿英等及海外华侨，他们与胡建立联系更晚，孙殿英因盗陵恶名在外，蔡廷锴在福建事变期间也与胡汉民一度失和，但他们都有反蒋抗日（尤其是反蒋）方面的实际行动，故均与胡汉民有相当热络的联系。阅读这层人与胡的往来函电，明显地可感觉出其中包含的上下级关系，他们给胡的函电，多是请示报告，汇报工作，要求经费等，胡的回复则多示以方略，提出要求。他们之间除在少数提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情况之外，一般已不用代号，函电的格式相当地规范。 以1932年初陈群一封向胡汉民报告孙科下野后政治动向的电报为例： 昨午应哲生（孙科——引者）约，哲出示公托惠长（张惠长——引者）带致渠函，并云抗日救国大纲全文已电公，求同意后赴港面商，并云蒋（蒋介石——引者）不日来会渠，如蒋、汪不赞同其主张，渠即将大纲发表，以博国民同情，以示与宁方分野，届时即可组党救党。群惟唯唯，不发一言。此事关系甚大，公意如何，乞电示。群叩。铣。 [⑥] 在这一层中，还包括以陈济棠为代表的广东实力派，包括林云陔、林翼中、刘纪文等。他们与胡汉民等元老派的关系极为复杂。两个群体在反对南京政府及抗日问题上有共同点，结成了利益联合体。但在具体的反蒋策略与时机的认知上却有着较大的分歧，有时甚至是矛盾。现实处境使他们之间有一种既互相依存，又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不愿将矛盾公开化，而始终给外界以“团结”的印象。胡汉民与陈济棠之间的函电往来彼此遣词都较客气，格式规范，多讨论些无关紧要的人事、剿共战事等，回避冲突。这与胡在和陈融的信中对陈济棠的挖苦埋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胡汉民与陈济棠的关系，不仅是研究晚年胡汉民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对于了解民国时期具有全国抱负的政治人物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也具典型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第四层，盟友层。这类人最多，类型也颇杂。以孙科、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王家烈、刘湘、韩复榘、杜月笙、居正等为代表，包括了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人物、西北军旧部、一时在蒋介石面前失势国民党要员等。这类人物在“往来函电稿”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们的背景不同，身份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虽然并不完全认同胡汉民等人的政治主张，但在特定的时期或特别的问题上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而成为胡汉民等人争取的对象，有时会结成短暂的反蒋联盟。其中冯玉祥与蒋介石长期不合，一直与胡汉民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孙科在1932年短暂的组阁期间，与胡汉民电报交驰，十分热络，但此后却往来甚少；张学良与胡的联系则建立于1933年与蒋介石结怨之后。一般情况下，胡与这类人之间的函电多以叙旧联络感情，表达对南京政府及当局内外政策的不满为契机，互相摸底。多限于宣传抗日、反蒋、剿共的政治主张，具体的实施行动多不涉及。而在书信的格式上，相当严整，用词十分讲究，尊重对方。如1933年初胡汉民给石友三（字汉章）的信如下： 汉章军长仁兄勋鉴： 前周伯兄北行，曾托致一缄，略述近意，想荷 荃察。近昌炎兄过港，获闻 左右对时局之坚决主张，备见 戮力党国终始不懈，至为欣慰。某氏（蒋介石——引者）北行，不对外而对内，以纵横捭阖之手段，运用其间，华北局面似有日趋瓦解之势。弟以为如某与日妥协之策成，则必取平津之势力而代之，日寇之侵略固不以是稍戢，而今后抗日之阵线必被毁殆尽，天地之正气亦将日益消沉。此我华北同志所尤当深虑而谋有以补救者也。弟前函于华北将领应行注意之处略有建议，此议而成，则南北对内对外，可由相互呼应而相互一致，杜狡者之奸谋，弥暴日之侵略，庶可于是策之。幸 左右与诸同志详审而力行之。匆匆奉报。顺颂 勋祺 0 0 0 三月十二日 [⑦] 此处特地完整地保留了原信的格式，是为了说明胡汉民与石友三间的客套，而客套的背后，则是尚处于相互摸底阶段的不信任。 第五层，社会的各阶层。即表二中所显示的那些仅与胡汉民有一两次联络的人。他们的情况极为复杂，与胡联络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附合胡的政治主张、有的是胡的故旧问病、更多地则是求助（要求职位、找工作、上学、申诉冤屈等）等等。由于在理念与地位上相距甚远，缺乏基础，来函者的要求又非常直接，能否解决都是短期内就见结果，故这类联络难持续下去。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名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所拥有的资源较多，如与名人有着特殊关系，或即便只是得到他们的推荐，在求职求学方面也会有较大优势。胡汉民虽已偏处海隅，且住址并不对外公开，仍有一些人设法找到他，希望提供帮助（其中以广东人与海外华侨居多）。而此时的胡汉民自己的经济尚需仰仗他人资助，疾病在身，又无实际权力，即使有心，对于一般求职求学者能够提供的帮助也非常有限。但他不能也不愿将实情告诉外人，故只能采取“冷处理”的方法，通常对求职求学者复以“因病不问外事”等为缘由，对要求登门求访者，则婉拒其所请，避免难堪。有时，更以秘书名义复信，使求助者知难而退。1933年4月22日胡汉民写的几封复信，有助于说明此点。其中有婉拒求见者、感谢问病，婉拒介绍工作共五封（实际上，许多求助信或是先问病，或是表示支持胡的政见，再提出求助要求的）。现举一例： 重魁同志惠鉴：手书奉悉，关于兄仁化县任内事，前已为函云陔兄（林云陔——引者），其事经过已久，弟亦不甚明究竟，仍应候省府方面查明核办，弟未便多闻问也。他日有便，或再嘱人为云陔兄言之。弟病未能延晤，希谅。顺颂 近祺 0 0 0 四、二十二 [⑧] 秘书代复两封。其中一封如下： [⑨] 公亮先生大鉴：顷奉四月十六日上胡先生函，经即转陈，藉悉左右将在港办报，为正义宣传，至为钦企。目前形势诚如尊论，将如何贯彻主张，端赖同志之努力。胡先生因精神欠佳，特代奉覆。顺颂 党祺 0 启 四、二十二 [⑩] “往来函电稿”中内，写于4月22日的共11封信，有9封系署胡汉民名发出的。因而，秘书代复函中的“胡先生因精神欠佳，特代奉覆”云云，显然不是实话。以秘书名义复信，是胡汉民的常用的摆脱纠缠的处理方式，虽然是政治人物的手腕，但其中也透出了许多的无奈。 第六层，政敌。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日本的松井石根也应包括在内。胡汉民与政敌之间无共同的话题，本应不相往来，但政治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他们有时仍会通过种种渠道联络。不过函电的内容大多避实就虚，多以重忆旧时友谊，问候身体为主题。这时，往往是双方因环境变化，出现了某些改善关系的契机。胡汉民与蒋介石间往来函电16件，分布在三个时段：1932年初蒋汪摒除胡汉民，实行合作，胡汉民以通电的形式表示反对；1934年底，王宠惠等衔蒋介石之命南下与胡商谈“合作”时；1935年底胡汉民游欧前后。其中尤以第三时段为最多，其中两件很有特点： 亮密转胡先生：尊体如何？系念。请随时示知近情，俾释远虑为盼。中正。叩冬。熙代发。号。 [11] 这是一份特殊的电报套电报，在孔祥熙发给王宠惠（字亮畴）的电报中，包含了蒋介石致胡汉民的电报。孔与王在此时充当着蒋胡间重要的牵线人。王宠惠迅速将蒋的电报转给胡，而又将胡的复蒋电发给孔转交。胡电如下： 冬电顷诵，承念至感。弟到欧后，稍胜在港时，惟尚比常人血压高四五十度，昨始检查身体，医者为专门名家，待看其报告如何。弟汉民O。 [12] 这时，蒋胡合作的前景暧昧，两人均在政坛闯荡多年，用这种由第三者转交的方式联络，且一方从问病入手，不即不离，一方只谈病情，矜持自如，留有余地。胡汉民将此事向广东报告时称，对南京方面表示出的“善意”，“已泛答之”， “介石亲电问候，亦以实告之矣。” [13] 毕竟敌视多时，戒备心理甚重，双方犹如太极推手，于静中较劲，在无确实把握前，绝不轻易表露真心。 以上对胡汉民人际网络由近及远六个层次的划分，及对各层次特征的归纳，应该说是基本反映了胡汉民人际关系的基本状况与特点。当然，它无法概括“往来函电稿”中出现的四百多人与胡汉民交往的全部情形，且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始终处于变化的动态中，静态的描述归纳难免有疏漏，或顾此失彼之憾。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间不到五年（1932年底至1936年年中），其间胡汉民与一些人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如他与汪精卫从盟友变成仇寇，与张学良的关系则相反，由仇敌变成了盟友。再如胡汉民与孙科的关系也有一个明显的由亲而疏的过程，而与蔡廷锴等人的关系则更经历了亲近——疏远——亲近的曲折。在处理这类难题时，本文的基本原则是，以他们之间最接近于本质的关系来划分与归纳。 五、结语 笔者着意勾勒出胡汉民人际交往网络图，是希望透过“往来函电稿”提供的资料，寻找出1930年代一位在野政治人物还能拥有多少政治资源，他能在多大的层面上与社会各界保持沟通与联络，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沟通与联系的。这种联系是在野政治人物能够坚持反对立场的基础，也是其东山再起的潜在资本。政治人物倘若失意下野，他会刻意地维持、经营原有的人际网络，等待机会。国民党内政争不断，权力更替的无序，也使许多人并不敢对在野政治人物过于怠慢。因一旦时空变化，出现某种契机，在野政治人物可能转为在朝，入主中枢，相应的人际关系也会朝着更上层楼的紧密型过渡，各类交往对象会设法改善与其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利益群体。1935年底，胡汉民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常会主席后回国，有入南京与蒋介石合作的趋向，国内立即出现了一股小小的迎胡的高潮，与胡有联系的团体个人固然是鼓噪宣传，而许多原先与胡并无联系的团体个人，也纷纷以函电致胡，明显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趋利性。 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是趋利避害。政治人物的人际关系，与其在政坛的现实地位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政坛角逐失意而来的，往往是原有亲友的疏远，正所谓“树倒猢狲散”。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胡汉民此时的人际关系网络观察，他离开宁沪，固然失去了原有的部分朋友，但是，其政治角色易位后，在与社会联系方面又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如前述，处在他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第三层与第四层的，多属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胡汉民在与蒋介石合作时，是不屑与之为伍的。落难之后，胡汉民迅速成为反蒋的核心人物，所有反蒋势力均向其靠拢。笔者在通读“往来函电稿”的过程中，有一个较强烈的感觉，即胡汉民晚年所联合的力量，在军人方面，是西北军旧部或地方军阀；在党政方面，则是一些失意于蒋介石的人士。这些人与胡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十分一致。这与胡从前所强调的“以主义结合同志”有相当的差距。 笔者曾就此现象求教于时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希望了解是胡的政治理念有变化，还是迁就环境？王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些人在政治上要找个头头，胡先生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自己不会去特意联络，但人家找上门来，明知不是同路人，也不好拒人千里之外吧。” [14] 可见，在新生存环境下胡的人际交往原则有了变通。一个明显的事实更能说明胡汉民与交往对象的彼此利用关系：其人际网络第三层中在上海的何世桢、陈群、任援道等，原与胡汉民并无深交，此时却成了胡在上海的耳目，对胡似极为忠诚。实际上他们是寄希望于胡东山再起时能获得利益。胡死后，他们非但未坚守胡的“抗日”理念，反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纷纷投靠日本，到汪伪政权内谋职，沦为汉奸。[15] 胡汉民因为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几乎一直高高在上，缺少基层斗争的经验，与国民党普通党员与社会底层民众联系甚少。当他从权力顶峰跌入谷底后，有了与一般民众接触的可能性，其人际网络的第六层，多是失势后建立起来的。如此广泛地与社会各阶层的接触，是他以往的经历中并不多见的。同所有在野政治势力总打着“民意”旗号一样，无论胡汉民此时反对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客观上他部分地充当了“民间意见领袖”的角色。 * 对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 （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的研究，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哈佛—燕京图书馆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关于运用这批资料研究胡汉民人际网络的设想，得益于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启发与鼓励。谨此致谢。 [①] 关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往来函电稿”的情况及基本内容，见拙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绍介》，（台湾）《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ハーバート·ィエンチン图书馆所藏の胡汉民文书介绍》，（日本）《近きに在りて》第32号（1997年11月）； “The ‘Hu Hanmin Correspondence’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XXIV, No.1 (November1998)。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历任广东都督、广东政府代理大元帅、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国民党中政会与中常会主席等职。1931年后与蒋介石决裂，寓香港，提出“抗日”、“倒蒋”、“剿共”三项政治主张，操纵广东广西，积极联合国内政治军事势力，从事抗日宣传，组织反对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运动。1936年5月病逝于广州。“往来函电稿”绝大部分是胡汉民1932－1936年间发往各方函电的底稿和各方致胡函电的原件。哈佛—燕京图书馆已委托笔者编辑整理“往来函电稿”，将于2004年全部出版。 [②] 马超俊回忆他去探视胡汉民的情形：“此时胡先生面色苍白，形容憔悴，……我详询起居饮食，略致慰问之意，胡先生甚为缄默，不愿多谈。胡氏内兄陈协之（陈融——引者）先生亦在座，两眼红湿，相对无语，我乃凄然而返。”（《马超俊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丛书37），第150页。） 另有资料记载，胡汉民被软禁于南京期间，其诗友冒广生常入宅与之论诗唱和，也“常晤其内兄陈协之，相谈甚欢”。 冒怀苏：《冒鹤亭先生年谱》，第296页，学林出版社1998年。 [③] 陈融致胡汉民函（17日），“往来函电稿”，第32册，第31件。 [④] 胡汉民能为诗，有诗集《不匮室诗钞》。他之写诗及与诗友交往，体现了其作为文人生活的另一面，可另行著文。信中所提到和诗的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江苏如皋人。清光绪年间举人，清末民国初年曾做过官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考试委员等职。冒与胡有亲戚关系，两人“以谈诗为快慰”。1931年胡汉民被软禁期间，冒常入胡宅，谈诗唱和，助胡度过艰难时刻。冒并为《不匮室诗钞》作序。胡汉民寓香港后，冒数次南下，与胡相见，唱和以还。详见冒怀苏：《冒鹤亭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1998年。 [⑤] 胡汉民致陈融函（14日），“往来函电稿”，第17册，第11件。 [⑥] 陈群致胡汉民电，“往来函电稿”，第22册，第116件。 [⑦] 胡汉民致石友三函（3月12日），“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42件。 [⑧] 胡汉民复郜重魁函（1933年4月22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13件。 [⑨] 据王养冲先生回忆， 胡汉民晚年的许多往来函电，系由他秉胡汉民意撰写，胡认可后抄录寄出。“往来函电稿”的前十册，则是另由书记员抄录留底的（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从“往来函电稿”的原件看，函电是一件接着一件抄的，秘书代复各件，夹在中间，件与件之间并不换页，且笔迹相同。应该也是王养冲撰写初稿，只不过口气有所变化而已， [⑩] 胡汉民复韩公亮函（1933年4月22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7件。 [11]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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