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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好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会议准备的预案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 11月6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 根据以上叙述,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中苏两国政府的共同意见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来作试探,仍以防共协定为主,余乃严词拒绝之。”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反对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命其向苏方询问,如《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在紧急关头,苏联将参战。但是,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因此,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仗义兴师”时,苏联却借词推脱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斯大林等开出的“参战”条件是:《九国公约》签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批准。电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同时,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谈判中的立场。电称“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 这样,将“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而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抗战到底”之“底”在何处?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10年后,不只收复东北拿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1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次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日记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 蒋介石早就认为,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8年5月26日日记云:“如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7月27日日记云:“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当时,蒋介石已在研究,如欧洲战争爆发,则中国将与英、法、俄共同作战,并借机解决东北问题。日记云:“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以期中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1939年 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同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使他敢于公开昌言,中国“抗战到底”之“底”与世界战争之“底”同步。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文称:“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来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同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国民党内要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及早结束对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我们抗战的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一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这样,中国抗战的目标就大为提升了。 批评苏、英。英三国对中国东北的错误主张 1941年4月,德军进攻苏联在即,苏联为全力对德,避免两面作战,力图稳住在东方的日本。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缔结了《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14日,蒋介石自我检讨云:“余竟未想到其必互认满蒙伪国之领土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乎其极之过也。此过不改,必致误国。”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言赘。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所为妨害中国领土行政权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称:“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理亦当然。区区苏、日一纸不法之声明,岂能永为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之障碍!” 这以后接踵而来的消息有如噩梦连连。8月20日,蒋介石得悉英国有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与日本妥协的意见,日记云:“(英国)不仅明示日本在东三省保有其经济权,且称以邻国二字,使俄国对我东三省尚有同等权利。呜呼!其用心之险恶,可谓极矣!”9月12日,蒋介石得到情报,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蒋介石日记云:“今日问题,权操在我,非美国默认所能解决。今日中国政府绝非甲午战争时之政府可比,在此不惟美国之自杀政策,乃为美国之不利,而于我抗战政策根本不变之下,顾无损也。”18日,蒋借东北沦陷十周年之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文称:“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生命是整个的,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也是完全整个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土,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明为“告全国军民”,实为对国际的宣告。同年12月6日,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蒋介石保护东北主权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 还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蒋介石就积极研究同盟条约,确定对英、对俄、对各国要求:“东四省,旅顺,大连、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1942年3月,蒋介石设想,在日本“北进”,进攻苏联之时,中国军队乘机与日本决战,“收回失地,恢复旧有领土与民族固有地位,以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之张本。”15日,他甚至乐观地设想,将于1961年之前完成自蒙古库仑至东北满洲里之间的北疆铁路。同年8月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谈话,得知美国方面有人主张东北由国际共管,作为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这对蒋介石说来,宛如“青天霹雳”,“益觉国际诚无公道与是非可言,令人寒心”,但他立即声咀“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盖我抗战若非为收复东北失地,早可结束矣。”蒋要求居里尽一切可能纠正美国人的上述包含极大危险的错误观念,让他们明白,中国民众之所以甘于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支持抗战,其原因就在于要收复东北。他并进一步向居里透露中日谈判中的许多机密:日本曾表示,只要中国允许日本保留东北,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条件,又曾提出,中日共管东北亦可商量。蒋称: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为了让居里记忆明晰,蒋用三句话概括说1.我等已作一切牺牲抵抗日本侵略,唯一目的在收复东北。2.我等之所以尚须继续抗战,因尚未收复东北。3.东北四省就历史、法律、人种、事实各方面言,五百年来皆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蒋要求居里转请罗斯福发表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蒋强硬表示:倘此问题不解决,则平等、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悦耳之名词,皆无意义可言。”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政府于9月18日发表声明,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蒋介石感到欣慰,日记云:“此乃余对居里提议之一,已见效矣。” 中国政府为收回东北所作的巨大牺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一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为准备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于1943年?月起草拟各项文件。当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会谈后的共同宣言要旨,提出“必须获得五条件之胜利”,这就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8月9日,蒋研究与罗斯福谈话要点,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北问题”。11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邱吉尔谈话要点,问题之一仍为“东北”。在开罗会议中,中国政府代表通过和英国的斗争,在《开罗宣言》中明确宣布,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要将纸上的宣言转化为现实并不是容易的事。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击溃日本的强大军事力量。依靠国民党的军队吗?1944年3月至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等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挫败日军精锐师团,但是,却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自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河南始,至当年12月,占领贵州独山止,8个月之内,日军长驱两千余千米,占领中国二十多万平方千米土地。这一切,使罗斯福感到,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还不具备击溃日军的力量。倚靠美国人吗?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和日军实行逐岛争夺与越岛作战,已经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罗斯福不愿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罗斯福企图利 用苏联红军的力量。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时,协助中国对日宣战。但是斯大林提出,必须满足苏方下列要求1.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2.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1904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1)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还苏联。(2)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3)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以上各条,除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有关规定外,均严重损害当时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对斯大林所提条件强烈不满,对于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蒋介石也指斥其“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晶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他担心罗逝世后,“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 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将这一问题“搁置”。但是,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毫不让步。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若苏联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7月7日,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在苏联保证中国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的条件下,可以同意苏联要求。7月10日,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认为比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日记云:“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再次强讽“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极大”,苏联必须同时“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他坚持;“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权,一定要完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数十万苏军攻人中国东北。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A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政府。在《条约》所附照会中,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38年8月15日,他就表示过:“战事只有自力为可恃耳。”但是,蒋介石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当蒋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中国虽已跻身“四强”,但是,名强而实不强,外强而内不强。国民政府自身无力全部歼灭日寇,收回东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蒋介石兑现了自己“抗战到底”的诺言,他为此确定的“底”也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这种情况,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内。对于这种作用,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中国抗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益明朗的结果。 [责任编辑]林 京 附记:本文原题《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2万字,载《中国文化》第22期,三联书店2006年版,这里发表的是删节稿。又上期刊登的《抗战时期与日本的秘密谈判》一文原题为《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3万字,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本刊发表的也是删节稿。 摘自：《百科知识》2006年18期 作者：杨天石 来源：期刊杂志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