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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鹿锡俊，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员 【内容提要】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中日苏关系/外交/蒋介石/汪精卫/攘日/制俄 【正 文】 关于1933至1934年间的中国对日对苏外交，目前已有不少论著有所涉及，为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注：李义彬：《南京国民政府的联苏制日方针》，《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李嘉谷：《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俄〕B.N.斯莱文斯基、D.B.斯莱文斯基著，〔日〕加藤幸广译：《中国革命とソ连》，东京，共同通信社2002年版。）但不足之处是，在考察的角度上或者偏于对苏，或者更多地偏于对日，而缺乏对中日苏三国关系设身处地的整体性考察；在观点上，则或者单纯强调这一时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反苏反共的一面，或者单纯强调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倾向“联苏制日”的一面，而忽视其多种侧面的同时存在，未对此做出全面的、有说服力的分析。此外，对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导者蒋介石、汪精卫的相互关系，论者较多地强调两人之间合作的一面，对其对立的一面，也仅是从争权夺利的角度谈原因，而忽视二者在国际情势与外交方针上的分歧。 本文试图以新的探索来弥补这些不足。重点是：根据蒋介石档案等史料，综合性地考察蒋介石此期的中日苏关系观和对日对苏战略构想，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此期蒋汪分歧的另一个侧面。（注：本文是笔者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日苏关系系列研究论文的第2篇。其中有关1933年以前的某些问题，因在题为《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的第1篇论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为既保持各篇论文的完整性又尽量避免重复，本文对相关内容做了压缩，并省略了一些注释。需进一步了解者请参看第1篇论文。） 话要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蒋介石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考虑说起。 一、蒋介石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考虑 1929年7月，蒋介石在北平两次发表讲话，揭示了他作为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战略的“最重要的观点”。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基本点： （一）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处于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之中，中国目前对之不可能全部打倒，更不可能同时打倒。对中国来说，要推翻帝国主义，达成完全独立，最需要的是“有适当之机会，又能利用机会”。抓住机会则事半功倍，丧失机会则徒劳无益。 （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对立与相互矛盾，势必引发新的国际战争，尤其在英美日之间及苏日之间，这种趋势最为明显，而中国则是其冲突的焦点。国际战争之再起即是中国的机会，帝国主义者互相残杀之时即我中国独立奋发之日。 （三）机会之到来，远则15年，近则随时可能。机会到来之前，中国应专心致力于国家统一与国力建设，机会到来之后，中国应善于利用国际矛盾。 （四）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国际政治方面，“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古训均为最高战略。（注：详见蒋介石《中国前途与军人责任》、《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15-419、420-428页。） 蒋介石的上述基本构想，对考察本文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个基本构想把机会届临之前的时期视作中国的“准备时期”，强调中国在此期间必须忍辱负重。同时指出：中国的机会因国际战争必至而必来，故不必为一时的失败而悲观绝望。这里，前者从忍耐的必要性提出了拖延战术的重要性，后者则以胜利的必然性而说明了拖延战术的正当性。 第二，这个基本构想以目前不可能全面打倒及同时打倒帝国主义为理由，主张中国外交应在一定的时期把矛头集中于一定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三，这个基本构想基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战略，认为在处理对外问题时，外交活动特别是对国际矛盾的利用应重于军事决战，这一利用不仅因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而别无选择，且必定成功。 最后，这个基本构想把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建设视做洗雪民族耻辱和达成国家独立的前提，其中隐含有对内问题优先于对外问题的判断。 以上四点，可以视做蒋介石外交战略的基础。从整体上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对日对苏方针，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先通过对中苏关系的简略回顾，分析一下中苏矛盾的特殊构造与国民政府当局在对日对苏关系上的两难选择。 ………… 详情见附件 附件1: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