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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西方传统中，常常把吕底亚—希腊的铸币看成是货币的起源，那是因为贵金属铸币具有下列三个特征：（1）它充当了一切物品的等价品；（2）它同时是一种结算的手段、保值以及交易的工具；（3）在国家的控制下， 它是唯一得到认可的具有上述功能的商品。 在西方货币传统中，吕底亚—希腊钱币相比东方钱币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独创性或者是否具有独创性这些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⑤ 对于文献资料的重新解读与一系列新发现的钱币宝藏激发了这一争论。这些宝藏包括了不同比例的银锭，银块（Hacksilber）以及小银饰。这样的宝藏遍及从伊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整个地区。在津吉尔利（西里西亚，公元前8世纪），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公元前614年亚述毁灭之前），尼普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公元前7世纪），Qala'at al-Bahrain（古代迪尔姆，波斯湾，公元前650—前550）以及Nush-i Jan（靠近哈马丹，古爱克巴塔那，约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宝藏里都可以看到上述特征。⑥ 关于宝藏的数量，最明显的证据来自叙利亚南部地区，在那里，人们发现了25个铁器时代（公元前11—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钱币宝藏。⑦ 这些宝藏和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下的领土内的考古发掘基本一致。因此，毫无疑问，在其他地区更为系统的发掘将会发现更多的宝藏。叙利亚南部的宝藏中藏有上文所述的各种形态的白银，其中两个宝藏中还有一些黄金。这些宝藏中的十个由一捆或几捆、或是一袋或几袋的金属块组成。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成捆或成袋的金属几乎是等重的。其中最重的爱什泰莫阿（Eshtemoa）宝藏有26公斤，最轻的Tel Miqne-Ekron F宝藏只有19克。 文献资料（圣经或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档案文献）证实了这些小封袋的用途，上面的封印表明了里面所装贵金属的成色和分量。而且，亚述和埃及的文献资料趋向证实存在刻有官方印章的贵金属块。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所谓吕底亚人和希腊人“发明”钱币的说法还剩下些什么？他们可能只是将一个在东方已知晓数百年、数千年的做法系统化而已。 我们需要仔细审视这一论点。尽管希腊与东方货币之间存在连续性这一主要观点难以令人接受，但它为我们理解贵金属铸币现象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洞见。按这种模式使用金属的做法在公元前7世纪已不陌生。但它一定有一个强化的过程，并且Gitin和Seymour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过程应该与腓尼基和亚述有联系。在铁器时代后期，称银的交易得到了强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采用的是在很久以前已为人所知晓的形式。由于其他商品比如大麦、羊毛、酒和羊也同时充当着类似的角色，白银还没有成为结算和支付的独一无二的媒介。然而，国家、神庙和个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将白银用作货币。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会像不久之前那样，用“银匠的宝藏”这样的旧理论来解释这些宝藏的累积。 也有其他学者指出了东方证据的零散和不连贯性，这与希腊世界出现的持续发展的钱币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的国王们以及公元前4 世纪获得独立的埃及法老们的确铸造了他们自己的钱币，但奇怪的是，波斯大帝统治下的各个社会以及埃及社会在知晓了希腊的钱币制度后，似乎并不愿意采纳它。因此很明显，希腊铸币制度的发展有其特殊之处。 另一些学者认为，白银是否被铸造成钱币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形成货币的是金属而非刻在上面的印章。⑧ 实际上，货币在希腊同在东方一样，其基础是金属，不是印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强调希腊货币与东方货币之间连续性而非对立性的一面。铸币是否是创新则是另外一回事（见下文）。我们应该知晓的是，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从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白银不仅仅用作结算单位，还能用于各种各样的支付。 那么，铸币的贵金属和称量的贵金属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与称量的金属相比，铸币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它只需称量一次便可用于一切支付。象征国家权威的印章（如果印章确实象征了国家权威——这一点见下文）保证了圆形金属的重量，同时也是金属成色的证明。然而，既然铸币的好处如此明显，并且东方社会在技术上并不缺乏铸币的能力，那为什么是吕底亚和希腊人取得了突破，而不是东方诸社会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