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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秦英君 【作者简介】秦英君，1949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历史学教授。北京，100037 【内容提要】蒋介石的思想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甚巨。作者从透视蒋介石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蒋介石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与其推崇儒家文化的现实动机。 【关 键 词】蒋介石/儒家文化/中庸/“知行合一”论/“天人合一”论 【正 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关于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学术界多有记述。本文仅就蒋氏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关系略作阐述。 一 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推崇，在他的论著、演讲、书信、谈话等文稿中随处可见，可谓崇尚有加，其中《科学的学庸》是蒋氏对《大学》、《中庸》的解读，最能代表蒋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科学的学庸》，为蒋氏1959年在台北订正。其内容共分三部分：一、大学之道上篇、大学之道下篇；二、中庸要旨；三、政治的道理。并附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诗经》、《礼经》、《春秋》，通称“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堪称中国文化学术的宝藏。其中《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的两篇，后人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出加以解说阐发，尤其是南宋大思想家朱熹为《大学》、《中庸》写了“章句”，为《论语》、《孟子》写了“集注”，合为一书，称为《四书章句集注》。该书汇集了历代对四书的注释，加上朱熹的训诂、解释、阐述，形成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正宗的儒学传统。蒋氏指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85页。）其中关于《中庸》，蒋氏指出：它是“我国四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哲学”，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8页。）。对于《大学》、《中庸》，理学家程朱认为是“初学入德之门”，是“孔门传授心法”。蒋氏亦附会程朱解，逐句对《大学》、《中庸》作了解释与发挥。如关于“中庸要旨”，他说：“研究中庸时，第一点我们应该知道大学、中庸二书是不可分的，一般所谓学庸，便是指这两部书互相贯通的要旨而言。程子谓：‘大学者，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又言：‘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我们再看两书的要点，大学以格致诚意为本，而中庸一书，亦以慎独存诚的‘诚’字为体，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就意可以看出中庸是‘本体论’，而大学则是‘方法论’，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昔贤递相传习的‘道统’。”（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9页。）关于研究中庸的次序，蒋说：“无论阅读何种书籍，最要是看他的序文，或是绪言，这就能得到全书纲要之所在，而后再读全书，才能得到明体达用的结果。现在就中庸这一书来说，照朱子章句，全篇共分三十三章，而以第一章为全书的总纲。这一章就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而第一章之前，还有朱子传述程子的一段绪言，以及第一章后面朱子所附录的一段说明，也是必须首先阅读研究的。我们研究中庸，不仅要读其各章正文，还要细看其传注的解释，最好是先看绪言及第一章附录之说明，然后再看第一章本文以及通观以后三十二章，读完全书之后，再来将诸言及第一章彻底精讨。这样必能得其所谓‘大义微言’之要旨，而后乃能豁然贯通了。”（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8—100页。）关于所谓中庸之纲要“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三句，蒋氏逐句作了解释，他说：“这三句是一气相承的，乃是中庸全书之纲要”。至于“‘天命之谓性’的‘天’是什么？大家应知，这里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所说：‘良知即天也’。又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别求一个天’。学者必先了解这个‘天’的意义，而后才可以研究中庸而无误”。关于“率性之谓道”，蒋氏的解释是：“‘率性之谓道’一句为承接上下两句之枢纽。‘率性’不应作任性解，而率是循的意思，率性就是循其性，亦就是顺应天性”。“依照朱子序文所说‘率性之谓道’的‘道’字，就是阐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信也）执厥中’。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的中国历圣一贯相传之‘道’，我以为这四语，实在就是中国道统所传授的心法中之要诀。乃可名之为‘道统四语诀’”。“盖人道天道，本是一体，即人即道，道与人之间本没有丝毫间隔，所以说，‘反求诸身而自得之’，就是说道即在你本身的内心。只要你能自反于心，其道就能自得了。至于自得的方法，只要将被外物所诱，物欲所蔽，自私自利的私心祛除掉了，则本然天性之善，就彰明显著，充沛自在。可知一个人只要能‘存天理、去人欲’，即可‘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合为一体，只要你真能‘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关于“修道之谓教”，蒋氏首先说明“道”与“理”的关系，然后阐明这一个本乎天性的道理，就是“修道”，就是“教”。他说：“所谓修道，实在即求合乎自然之理。无论何事何物必有理存乎其间，能研究此理而求合之，一切事业未有不成功的，大学所谓即物穷理的工夫……尤其是中庸所讲天命天道与人性一致之理，我们如能真实领悟，便可成为合乎天理、应乎人情、堂堂正正、俯仰无愧的一个人。”（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01—103页。）以上仅是蒋氏“中庸要旨”中，对所谓中庸全书之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的解释，就可表明蒋氏对于诸子之学的理解与钟情。正如蒋氏自谓： 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注：王觉源：《力行哲学引义》，第132—133页，（台）正中书局，1986年版。）。又说：“中国有很好的伦理哲学，政治哲学，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如果我们把中国大学、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来，世界中没有那一个哲学能够比得上我们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65页。）。“我们最要紧的， 是将中国固有的德性，即从古遗传给我们最紧要的东西，不要忘掉”（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27页。）。 二 对儒学人物，蒋氏一生最推崇的莫过明儒王阳明。蒋氏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2378页。）又说，对他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注：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其中之一便是王阳明的《传习录》，他说：“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1535页。）。王阳明，即明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今浙江绍兴）。他曾筑室故乡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故号阳明山人。王阳明是儒学大师，心学代表人物。《传习录》是阳明心学的总汇，它继承了陆九渊“心学”思想，并对“心学”体系进行了加工论证。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注：《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又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注：《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尤其是《传习录》中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形成他的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是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又是道德修养的标准和道德实践的方法，所以又是一种道德哲学。王阳明的所谓“良知”，即等于“心”，是万物的本原和主宰，就是“天理”。这天理就是人心中的先天具有的道德观念；“致良知”就是道德修养、实践的过程。同时，王阳明认为知和行不应该分为两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知行合一”。王阳明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唯心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心学”思想对后世思想影响至深至巨，被封建统治阶级来所颂扬。他的“心学”也浸透了蒋介石的心田，成为蒋氏“求学做事的根本”，以及他“力行哲学”的基础。这在蒋氏的《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革命哲学的重要》、《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中国的立国精神》、《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革命教育的基础》、《今后军校教育的方针》等文中，均有阐述。如1932年5月， 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王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以下同），第628—629页。）蒋氏还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与王阳明哲学作了附会比较，得出就“行”的哲学意义上是完全一致的结论。如1950年7月， 他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演讲词中，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二者的一致性：“一，总理注重实行的精神，与阳明学说的本质，在行的意义上，并无出入。二，王阳明所讲‘良知’的知，是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指一切学问、知识之‘知’，不易强求；而且这种知识的‘知’，亦不必人人去求，只要人人去行。三，阳明所谓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知’，是属于‘生而知之’的一面；总理所谓知难行易之‘知’是属于‘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四，将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与‘致良知’学说合并研究，则与总理‘知难行易’学说的精义完全相同。五，总理的哲学思想，符合科学的理论；因为我们一贯的本体论，既不偏于唯心，亦不偏于唯物，而著重于人性论，所以总理的哲学，遂成为世界不朽的学说。”（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042—2043页。）上述，蒋氏用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理，去比附和阐明孙中山“知难行易”的学说，旨在说明二者在“行”的哲学意义上的一致性，目的是强调一个“行”字。就是号召中国的老百姓，只要跟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去“行”就是了。 总之，关于蒋氏与中国传统儒学，在其论著、讲演、书信等文稿中多有论述，即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他指出，“四书五经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在这些经书里，是有许多‘放之天下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至理名言。当然里面也有很多不适合于现代需要的章句，我们如要使糟粕尽去，精义灿然，那就要把四书五经里面适合于现代需要的传记、伦理、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部分，加以撷取，加以编次，加以解释，使人简切易知，都能笃信，都会实行，那才可以让往圣之学由暗而彰了”（注：蒋介石：《整理文化遗产与改进民族习性》，见蒋载宇：《蒋中正先生思想研究》，第33—34页，（台）正中书局1984年版。）。 三 上述说明，蒋氏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崇尚有加，而儒学道统也影响蒋氏一生。可以说，蒋氏思想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莫不以中国道统哲学为根源，这在他的思想基础“力行哲学”中最能体现。 蒋氏“力行哲学”重心强调一个“行”字，故称“力行哲学”。如蒋氏所说“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人类一切真实的成就，都基于力行”。蒋氏“力行哲学”无论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社会等，都基于“天人合一”这一基本观念出发的。而这一基本观念来自中国的道统，其见于典籍甚多；如孔子的“天生德于予”；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朱晦庵的“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故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性，然后有形”；程明道的“天人本一体，何必言和”；程伊川的“在天为命……在人为性”；陆象山的“宇宙即吾心”；王阳明的“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等等。蒋氏即以“天人合一”为力行哲学的基本观念，如力行哲学的宇宙论，认定宇宙的本体是心物合一的，是心物合一的本体论。他说：“天下一切事件，总不外乎精神和物质二者，因此在哲学上产生唯物论唯心论和一元论二元论等等不同的学说。”“据我研究的心得，认定精神离了物质，既无由表现，物质离了精神，亦不能致用；所以精神与物质，实为一体之两面，或者说一物之二象，相因而生，相需而成。所以无论唯心唯物，如果偏执一见，都是错的，都是不能应用于一切实际事物，而改善人生，创造福利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948页。 ）“物质不能脱离精神而存在，精神也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宇宙的本体应是心物合一的，宇宙与人生都必须从心物合一论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 267页。）蒋氏进而解释说：何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心物一体”的根源，“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追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贯相传的道统。这个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从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发现崇高的道德价值，以别于禽兽，以摄理万物。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发挥人的良知良能，力主性善，认人只要充其本然之性，就可以感通万物。所以他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了陆象山，乃发挥孔孟的微言大义，更明白的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阳明亦剀切地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又说：‘天地万物，皆俱在我的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阳明又在答复他的学生陆澄的问话中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这几段话，他不仅将天、人、心、性、命、理的关系，说得非常著明，而且把‘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的道理，都说得透彻无遗了。所以我说，只要了解了王学的真义，就可以察知万理，兼赅万物。因为王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道统，‘彻上彻下，只是一贯’的，他就是把人心与物理统摄起来，作为一个元素。因此我说‘天人合一’论，就是‘心物一体’的根源”（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435页。）。关于力行哲学的人生论，蒋氏认为就是研究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在中国的哲学思想里，就是所谓人兽之辨，或人与“非人”之辨。进一步讲，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人性，那便成了“非人”，而与禽兽无异。对于人性问题，蒋氏引用孟子的话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几句话就可说明：凡是人类必须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方称得之为人；否则就不能算是人，亦就是‘非人了’。”（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年版， 第2375页。）蒋氏强调：宇宙的本体是‘心物合一’的，宇宙与人生都必须以‘心物合一’论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天地父母生了我们下来，就有一种天赋灵明的德性，这就是明德。明德本来是人生所本来具有的”，我们做人的道理，就是要躬行实践这种本性，复起本体之灵明。更进而扩充发扬之，便自然能养成我们理想的人格，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上说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说，对蒋氏思想浸透之深。 蒋氏思想以中国道统哲学为根源，主要是受传统儒学文化的影响，而道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对蒋氏影响甚微。在蒋氏的论著、讲演、书信等文稿中，对佛道两家虽有几次提及，但也仅仅是片言只语，且对佛教持排斥态度。如1953年9 月他在《军事教育与军事教育制度之提示》演讲词中说：“我们以往的圣哲，给我们留下来的哲学基础，是非常广大高远的，而且都是著之于日常生活之中，虽匹夫匹妇，亦即‘可学而至’的，决非如世人所想象那样虚玄幽妙之谈。只可惜自宋代以来，就掺杂了佛学，于是陷入了清静寂灭的玄妙之境，就是所谓‘静’的哲学；而其能见之于经世济时、实践笃行者，几乎是廖若晨星”，“到了明代的王阳明，才卓然倡导‘知行合一’之学……我们先代的哲学，到这里才算有了生气”（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315页。）。又说：“大家知道，在王阳明的时代，乃是科学尚未萌芽的时代，正是所谓汉儒考据，宋儒性理，又加之佛学空寂玄妙之说，汩没了理性的时候。”（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2380。）事实上，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自汉代传入我国以来，它植根、繁衍、发展、演化，并且绵延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明理学，包括王阳明的“心学”，亦是汲取了佛教文化的心性学和道家文化的思辨思想。 四 蒋氏将中国道德范围内的“内治工夫叫做‘性命之学’，把知识范围外的外修工夫称为‘经世之学’，而以两者的均衡和统一即‘合内外之道’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065页。）。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与颂扬，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国民党的统治服务，为反共服务。 蒋氏是封建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亦是文化上的复古者。其一生，曾两次推行所谓的文化复兴运动，即30年代，蒋氏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和60—70年代在台湾提倡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两次文化复兴运动与其说是复兴传统文化，不如说是为其统治和反共服务。1934年2月， 蒋氏在《新文化运动之要义》讲词中说：“我们现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810页。）蒋氏所谓的“新生活”， 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衣食住行）都合乎民族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目的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使广大人民的一言一行服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60—70年代，蒋氏在台湾再次发起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目的，用蒋氏的话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藉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反共斗争之坚强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更为抑制世界赤祸，挽救世界文化危机之途径”（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10月版，第3720页。）。上述，蒋氏所谓复兴民族文化的用心，昭然若揭。 中国的哲学亦为政治哲学，中国的伦理亦为政治伦理，蒋氏亦承续了这个传统。在蒋氏所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无不含有政治上的目的。如蒋氏在论述什么是哲学时说：“一国哲学之盛衰，简直是关系于其国家之兴亡，与民族的消长，我们现在要求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必要使哲学先能复兴和独立起来。”（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530页。）“我以为我们今日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基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问题，必须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2423页。）蒋氏还强调：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注：（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894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蒋氏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蒋氏又是中国封建道统的卫道者，为此，不惜殚精思虑，死而后已；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甚力，自诩以服膺和承继中国固有道统为己任，其目的均是为其代表的国民党统治效力，为反对共产主义服务。 【责任编辑】公羽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附件1: 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