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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烈 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邮编 210013 【正 文】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杰出战士。自1931年冬他牺牲至今，有关邓演达的回忆录、文集、传记、年谱、画册，已出版了近20种，从不同时期、角度、层面，展示了邓演达的生平活动和思想。考察邓演达的一生，可以发现他的主要活动，几乎都与蒋介石密切相关。前述诸多论著，大多把邓演达对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认识，在时间上提前了很多，有的定在三二0事件，有的更写成黄埔军校的初创时期；在认识程度上也写得深刻了许多。笔者在研究了邓演达的生平、著述，以及有关回忆录，特别是对照《蒋介石年谱初稿》（以下简称《蒋年谱》）以后，认为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长达十余年，邓对蒋的认识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的，按时间顺序和两人关系状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因《蒋年谱》只写到1926年底，故第三、四时期，无法引用，无以了解蒋介石在1927年后对邓演达的态度，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但在支持本文写作动机上，《蒋年谱》的作用还是重要的。 第一时期：1920年至1923年底。 1918年2月起，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先后担任上校参谋、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等职，其间因与陈炯明及其部将意见分歧，曾多次离开部队。1920年春，蒋居留上海期间，保定军校毕业不久的邓演达从西北边防军南下加入粤军。在当年8月开始的讨桂战争中，蒋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邓则为第一军第一师的参谋。二人同在粤军，但无隶属关系。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11月在桂林设北伐大本营。12月下旬，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到广州联络国民党共同反直，并于1922年1月赴桂林见孙中山，由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派工兵营长邓演达带兵护送。恰逢蒋介石处理母丧事毕返回广州，奉孙中山之命在广州与徐树铮切商军事合作问题，随后也赴桂林参与制订北伐计划，遂与徐树铮、邓演达同船西溯，（注：参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上册，第153页；徐道邻：《徐树铮文集年谱合刊》，第280-283页；李洁之：《邓演达先生与粤军第一师》，《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简称《邓演达》文史版）。）途中前后14天。根据笔者所见资料，这是邓、蒋二人第一次交往。然检阅《蒋年谱》虽有此行的记载，却未记同行之人。 1922年6月，陈炯明部下叶举炮击总统府，孙中山移住永丰舰，指挥北伐军反击。蒋介石自奉化赶来，上永丰舰协助孙中山，8月9日二人相偕赴港转上海。邓演达所在的第一师，在孙、陈斗争中，部分军官率部追随陈炯明，师长梁鸿楷、参谋长李济深权衡局势，持中立态度，战后该师移驻西江。10月，邓演达受梁鸿楷、李济深指派，赴上海向孙中山表达倾向革命之意，并请示今后行动方针。（注：李洁之：《邓演达先生与粤军第一师》，《邓演达》文史版。）其时，孙中山将驻福建的部队改组为东路讨贼军，其中第二军以许崇智为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又派邹鲁为特派员，联络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部组成西路讨贼军，准备东西合击讨伐陈炯明，故指示邓演达，第一师应与滇桂军联络，于军兴之时举义响应。 12月下旬，讨陈战役打响，第一师大部分部队起义讨陈，邓演达率工兵营为先锋，于1923年1月15日率先进入广州城，邓升任团长，并任命为广州警备司令。参与讨陈的桂军沈鸿英受岑春煊和北京政府指使，于1月24日，在海珠江防司令部召集军事、治安会议，企图将讨陈各军首领一网打尽，幸而第一师出动威慑，阴谋未能得逞。当晚，邓演达与古应芬、李济深、陈可钰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请其速来广州：“江防会议陡生变故，第一师出驻江门，虽转危为安，而整理进行诸待承教。现粤局仍未稳固，公不即来，则总理策划军事有谁顾问，而芬等素所望之党军，亦无由实现，望即命驾。”（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这是《蒋年谱》上首次出现邓演达的名字。 2月21日，孙中山抵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4月20日，蒋到广州就职。其时，沈鸿英部叛乱，占据肇庆，粤军第一师奉命赴西江平叛。而5月8日，驻广州的滇军两个师又起叛乱，孙中山于19日急电西江前线，令“着邓演达所部即日来省（为大本营卫队）”。（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1页。）30日，被困于惠州的陈炯明派小部队出击，进窥石龙，广州震动，蒋介石“乃自领卫队邓团二百人前驱”。（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这可以说是蒋、邓二人第一次共同进行的军事行动。 在这一时期中，邓与蒋都共同追随孙中山革命，但因二人地位悬殊，交往不多。就蒋而言，他被时人视为孙中山重要的军事助手，在军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而邓则仅是追随孙中山的众多军队中的一个普通青年军官（1923年仅26岁），（注：关于邓演达出生时间，一般均作1895年，《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载戴季邑文章，认为应为1897年。笔者经过考证，赞同戴文的观点。蒋介石生于1887年，长邓氏10岁。）故在蒋的心目中并无邓的位置。这一点从《蒋年谱》上与邓交往的一些事并无记载可以看出。而反过来，就邓而言，他对蒋的尊崇是显而易见的，这从1923年1月24日他与同事给蒋的电报可以看出。 第二时期：1924年1月至1926年12月。这一时期是邓、蒋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也是本文重点论述的部分。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孙中山与苏联、中共合作的正式开始。在此前后，国民党已开始筹组黄埔军校。24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委会委员长，随后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注：《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按《蒋年谱》第156页载，筹备委员无李济深而有邓演达。但根据军校初创时五个部的临时主任均为筹备委员这一情况分析，担任教练部主任的李济深应为筹备委员。因李济深时任第一师师长兼西江督办，率军坐镇西江，不克分身前来军校工作，故由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代理他的一切工作，包括筹备会开会事宜。 筹备军校是邓、蒋合作的开始。起初，邓还兼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第一师创办的西江讲武堂教官。2月中旬，邓曾陪同蒋介石参观石井兵工厂和西江讲武堂，并请蒋对讲武堂学员演讲，表现出对革命先进、军校领导的尊敬。但军校筹备从一开始就遇到许多困难，滇、桂军这时把持广东税收、财政，抗拒孙中山命令，在军校经费拨款上进行刁难，蒋介石遂以环境艰难为由，提出辞呈，并不待孙中山表态，即径自于2月21日离粤返浙。孙中山随即派邓演达于25日乘船赴奉化劝蒋回粤。3月初，邓到奉化，蒋向邓诉说了苦衷，但坚决不肯返粤。邓演达于5月致电廖仲恺、汪精卫报告：“赴甬促介（石）返。介谓彼去，实因保持与先生（按指孙中山）之感情，现非有改革决心，国党皆陷绝望。若能公开整理财政，革除市侩垄断财权，并促展、汝回（按：展，指胡汉民，字展堂；汝，指许崇智，字汝为，时二人均负气在沪），则彼可回。其意坚决，盼陈先生，且警哲生（按指孙科，字哲生）醒悟，确定办法”。（注：《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58页。原文句读有误，引文已订正。）从此电可以看出邓对蒋的理解和同情。邓返回广州后，又面陈孙中山，并致电蒋，报告“达养抵粤垣，即谒先生，已允解散财团，刷新党政，此后共图大业，诸同志应各负责”。（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函电交催下，蒋介石于4月21日返回广州。邓演达的奉化之行可以说打下了蒋对之信任的基础。5月3日，蒋被正式任命为军校校长；10日，由蒋呈请任命各部主任：政治部戴季陶、教授部王柏龄、总教官何应钦等，均为蒋的结拜弟兄、亲信；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未到职，即长期由邓演达代理（9月3日正式委派邓代理教练部主任）。邓同时兼任学生队总队长，平日戎装马靴，注重军容风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学生严而不苛，威而不猛，态度诚挚，深得学生信任。这一切自然也给蒋留下良好印象。 10月间，邓因军校内矛盾丛集，一些人“垂涎做官”，而自己不愿充当别人争权夺利的对手，决定“拔脚去矣”，（注：邓演达：《致张难先信》（1924年12月24日），《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得以公派赴德国留学。邓演达1924年底去国，1925年底归国。其间，孙中山去世，西山会议派出现，杨、刘叛乱，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经历了巨大的震荡。蒋介石因兼职太多，军校无可以信赖的合适人选负实际责任，故而写信要邓演达尽快回国。（注：《邓演达被捕后》，《申报》1931年8月20日。）邓归国不久，即由蒋于1926年1月8日呈请军委会，任命为军校教育长。（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页。）在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当选候补委员。 蒋介石是被当作国民党中派、军事领袖而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时他与当时左派领袖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邓演达则是作为左派当选的。以政治思想分野，邓与汪精卫同属左派，而从工作关系而言，邓又属蒋的部下。从史料看，除了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邀请邓演达向大会报告世界和欧洲形势，有特地向代表们举荐之意外，二人并无太多的接触；邓也没有介入蒋汪矛盾。但有资料显示，邓在黄埔军校内外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中，倒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人的。（注：李奇中《回忆黄埔军校时的邓演达先生》，《邓演达》文史版。）1926年春，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在广州散布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准备倒蒋的谣言，企图煽动蒋介石带头反共。蒋当时怀疑邓也参与了这一“倒蒋阴谋”。直到3月7日，邓向蒋报告说，广州有人散发油印品，作反蒋宣传时，蒋对邓才“心转释然”。（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542页。） 邓的左派立场更遭到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忌恨。在中山舰事件中，从一开始，他们就有意把邓演达牵扯进去。3月18日，欧阳钟致函李之龙即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而要求调派军舰的。（注：《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黄埔军校史料》，第356页。）当中山舰到达黄埔后，邓表示不知此事，并曾打电话请示蒋是否要用军舰。因此，蒋介石在其假定的中山舰“阴谋”中，邓被看作是“合谋不轨”。在20日的军事戒严中，蒋甚至派兵到军校去逮捕邓演达。而邓却是襟怀坦白，当20日上午得知蒋下令戒严后，立即亲自前往广州，面见蒋介石，劝他先了解实情，查明真相，首先要停止军事行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做人质，留在蒋处。蒋见状，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4月2日，邓演达和张治中去见蒋介石，邓直言“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蒋狡辩说：“革命党应事事以革命行动出之”，“如他人为之，则为反革命，而以……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应取之态度”。（注：《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553页。）蒋并对邓、张二人表示，“事情已经解决了……一切都过去了……大家好好地做吧！”（注：《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邓的指责是否表明他已在心中确认蒋是反革命呢？答案是否定的。邓的指责，显然是指事件本身，而不可能看透蒋个人的本质。这从日后邓对蒋的态度可看出。 蒋在此后对邓又是如何呢？在邓指责蒋之后不久，4月11日蒋调邓任中央军政学校潮州分校教育长，时人都认为这是“蒋介石明升暗降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手段的要害在于，蒋对不够顺从、有异议的部属，一定要打一打；待适当时机，再拉一拉，以使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效忠自己。因此，邓演达在潮州仅工作了两个月，即被调回广州，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属的总政治部主任。 蒋任命邓为全军政治机关总负责人有其必然性。总政治部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为汪精卫亲信，不可信任；共产党人善做政治工作，但更不可信任；正统的国民党员或资格太老不肯俯就，或思想太右不合潮流；年轻的或资历太浅难以服众，或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而邓演达虽为国民党左派，但非跨党分子，有革命资历，有军事经验，有政治头脑，作风正派，且与李济深的第四军渊源极深，与广西的李、白、黄关系密切，尤其是他始终尊重和服从蒋介石——据与邓过从甚密的包惠僧回忆，邓总认为“中国的革命需要蒋介石这样一个人”，“他对蒋介石的关系完全是部属对长官的关系”。（注：《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北伐。湖南战场由不久前才归顺国民政府的唐生智担任总指挥。但广州出来的国民党人对唐生智的信任度都不够高。8月12日，在部署进攻湖北的军事会议上，蒋仍决定由唐生智任各军总指挥，但又担心唐生智若先攻克武汉，势将以“两湖王”自居，恐更难控制，故于24日召开秘密会议，要求第四军争取抢先，攻占武汉。蒋要求邓演达率政治部火速赶往第一线。当时，在对待唐生智问题上，邓演达无疑与蒋是一致的。他受命之后，率队从长沙出发，昼夜兼程，最后仅与苏联顾问铁罗尼二人骑马赶往咸宁，并在贺胜桥战场上，向第四军第一师师长陈铭枢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要求他第一个打进武昌，并交给他一份委任状，任命他为武汉卫戍司令。蒋在赴江西战场前，决定湖北军事由唐负责，行政由邓负责，并任命为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以牵制唐。 武昌攻克后，蒋介石因中央和政府远在广州，自己不能参与决策，且两湖地区由唐生智负责，也不放心，故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10月中旬，国民党中央联席会决定暂不迁都。蒋即于11月22日派邓演达、张发奎乘飞机赴广州说服动员。正是邓的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1月26日决定迁都武汉。第一批北上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于12月10日到达武汉，随即成立了武汉联席会议，邓演达被批准参加会议。 除了在政治上配合蒋介石外，作为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始终与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武昌负责处理、协调湖北及周边地区的军务，支援长江下游的战争。仅从《蒋年谱》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他所做的大量工作。（注：以下有关邓演达在武汉行营主任任内的内容均见《蒋介石年谱初稿》，不再一一标明页码。） 他主持接受王天培、贺耀组部的归顺；迫使杨森归附；与冯玉祥代表刘骥、魏益三接洽合作；策反长江舰队和浙军周凤岐部、皖军陈调元部；接待孙传芳和谈代表。为保证前线军械供应，他将其兄、第四军参谋长邓演存调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为江西前线运送大批枪械，并调派工兵、炮兵。 从1924年1月至此时共三年时间，在这一时期，邓与蒋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是融洽的、合作的、相互支持的。邓对蒋是尊重、支持、服从，蒋对邓则是信任、重用。尽管其间两人有些不同看法，甚至当面交锋，如中山舰事件，但并未影响二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第三时期：1927年1月至4月。 邓演达在上一时期，特别是到了武汉以后，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注意解决农民问题，坚持反帝，他的思想和行为走向显然在把革命推向深入。因此作为坚定的左派，他与新右派蒋介石之间产生矛盾和分歧，且不断扩大，乃是必然的。 其时蒋介石集党权、军权于一身，随着北伐战事顺利进展而日益专横跋扈，不把中央和政府放在眼里。国民党内，尤其是左派力量，对此十分不满而忧心。1926年8月起，他们发起了“迎汪运动”，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持党务，而由蒋介石专任军事。邓演达也持这种观点。“但是他对蒋介石特别小心谨慎”，在与包惠僧等人的谈话中，“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与违反党纪的各种事实只表示唏嘘叹息，他从不由正面提出反对蒋介石的意见。”（注：《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而蒋介石则认为，迎汪即是倒蒋，他一方面假意赞同迎汪回国，一方面加紧企图控制中央和政府。12月31日包括中常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在内的第二批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到达南昌。蒋于1927年1月3日宣布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转南昌。邓演达在会上据理力争，陈述迁都武汉的理由，反对暂驻南昌。但蒋终于在南昌成立中央党部临时办公处，与武汉联席会议抗衡。 为说服武汉联席会议成员移驻南昌，蒋介石于12日来到武汉。邓演达作为湖北省主要负责人和总司令下属始终陪同在侧。15日，蒋介石设宴招待武汉各界代表，会上许多代表受邓演达鼓励，当面质问蒋“总司令为何不同意迁都武汉？”而蒋在16日视察总政治部时，也露骨地警告政治部的共产党员，并指责部办报纸《革命军日报》言论和报道，使人惊心动魄。回到南昌，他打电报给邓，指明宣传科长朱代杰是共产党员，要立即撤职，《革命军日报》进行“虚妄宣传”，应予纠正改组。邓经与联席会议和共产党商议，最后只得让步，同意蒋的要求。（注：杨逸棠：《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蒋介石的武汉之行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却使他感到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而不满和恐惧，也使他感到与邓之间的分歧在扩大。为了拉拢邓演达，并通过他说服联席会议成员，蒋介石邀邓及顾孟余于26日上庐山开会。会上，蒋攻击武汉方面“潜移党权，毒害本体，分子复杂，抗拒命令，为共产党驱使”。由于气氛紧张，邓演达在会上未做正面发言。当晚，邓、蒋二人长谈，就（一）国共合作问题；（二）军事发展后政治上的设施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党的组织和领导问题等交换意见。邓再一次提出迁都武汉，而蒋则强调要坚决驱鲍（罗廷）分共，农民问题待他统一全国之后再办，其他问题不必谈了。（注：杨逸棠：《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蒋还要邓留在南昌任总司令南昌行营代理参谋长，其意一则拉住邓，二则削弱武汉方面的力量。 至此，蒋已明确地向邓表示放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背离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邓演达和他分道扬镳也是势在必行。所以，邓演达从庐山下来到南昌后，对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说，他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按指蒋）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注：郭沫若：《革命春秋，北伐途次》，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219页。）邓演达在当时还不可能预见到蒋叛变革命后，会另立中央、另组政府，而是认为最终结果将是革命队伍清除掉蒋介石，蒋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2月初，武汉发起“恢复党权运动”，试图控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势头，为此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邓演达被推举为成员，担负领导责任；并受委派两次飞赴广州，试图说服李济深与武汉持同一立场，但均遭到拒绝。23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有的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所以有一个新的反动局面，新的革命危机——第二个辛亥革命的危机。”（注：邓演达：《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邓演达历史资料》。） 在武汉、在南昌，知情人一眼就看出，这些文字是针对蒋介石的。时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就说文章是“指摘蒋”的，而蒋介石也恼怒地说：“他（按指邓）控告我，他还是本部政治部主任哩。”（注：《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在党权运动高潮中，滞留南昌的第二批委员于3月7日到达武汉，并于10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未到会，却暗中指使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发动政变，企图逮捕所有与会的左派和共产党人，因邓演达、唐生智严密防范，阴谋未能得逞。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系列提高党权、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的决定：取消了蒋介石担任、张静江代理的中央主席职务，由中常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由该委员会主席团集体决策；军委会由军人和文人共同组成，任何决议需4人签名方能生效；根据邓演达的建议，撤消了原由蒋介石任部长的军人部；又将原属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改隶军委会。蒋介石虽仍列名中常委，但其余8人多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邓演达当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在武汉的重要性大大加强。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早不把中央和政府放在眼里，但他对邓演达仍致力于拉拢。在他看到邓于2月23日发表的文章后，尽管十分恼怒，却仍对张治中表示，希望邓能来南昌当面谈谈。3月17日，蒋在离赣东下之际，派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曾扩情、余洒度，带其亲笔信去武汉，请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信中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注：杨逸棠：《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这时距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个月，蒋在最后关头，仍希望邓能站到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可见他对邓是十分赏识的。而邓则明确地表示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态度。 4月2日，蒋在上海召开反共“清党”会议。蒋介石及与会者将邓演达列为丙类分子，即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10日，蒋宣布解散总政治部，布告称总政治部煽动暴乱，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并派兵封闭了总政上海办公处，成立了吴稚晖为首的新政治部。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知名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192人，邓演达名列其中。 当上海“清党”会议召开之时，武汉也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谴责蒋介石“违反中央决议”，邓演达并提出了李济深、黄绍竑擅到上海开会的问题。7日，邓与吴玉章、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力主派兵东下，控制沪宁地区，相机解除蒋介石的武装，但遭到否决。15日，武汉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邓演达建议邀请唐生智列席，意在促成武力讨蒋。会议根据他与董必武的提议，决定对蒋介石“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0页。）21日，邓与在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自四一二政变后，邓演达始终主张东征讨蒋，认为这是“左派应该取的策略”（注：邓演达：《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邓演达历史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东征终未能实现。 在这一时期中，邓演达通过1927年1月与蒋介石的三次晤谈（即3日的南昌会议、中旬蒋到武汉、26日庐山会议）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故而改变了在上一时期中对蒋的态度，并可以说也完全看清了蒋已不再有挽救的可能，故转而主张决心武力讨伐蒋背叛革命的行为。而蒋虽然深知邓的左倾激进，但仍欣赏邓的坚定性、责任心、工作能力和在黄埔学生中的威望，因此直到四一二叛变前，还抱着一线希望，冀图邓能与他继续合作。但由于两人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迥然不同的态度，邓、蒋最终的分手乃是必然。 第四时期：1927年4月至1931年11月。 这一时期，从时间跨度上说，相对较长。但就邓与蒋的总体关系而言，却相对比较简单，即蒋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掌握政权的地位，而邓则处于反对现政权的地位。 1927年4月以后，邓演达主要致力于北伐，这时武汉政府日益右转，他力图挽回而无效，终于7月上旬辞职出走。11月1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了反蒋斗争。 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时间，1930年5月归国，并于8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新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人称第三党）。该党发布的《第一号通告》明确提出反对“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底利益”的蒋介石政权。（注：《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1页。） 邓演达和第三党为反蒋做了大量工作，发展组织，开展宣传，联络军人，尤其是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吸收及团结黄埔学生达5000人左右，并利用1931年春的宁粤对立，鼓励孙科参与反蒋，并准备借此机会发动反蒋武装起义。邓演达的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惊恐。蒋派王柏龄到上海，协同上海警备司令部、租界当局，悬赏缉拿邓演达。 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蒋介石立即要求将邓引渡出租界，并押送南京。在关押和押送过程中，邓演达两次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一是他要为一道被捕的同志承担责任，二是他始终认为蒋介石“决不至于杀我，但三五年内决没有出来的希望”。（注：罗任一：《邓演达回国组党》，《邓演达》文史版。）到南京后，他在狱中的待遇很好，且可以读书看报。蒋介石先后派齐世英、段锡朋、戴季陶、吴稚晖、张继、何应钦前往诱降，希望他与蒋合作，均遭拒绝。九一八事变后，蒋曾亲自找他谈话，问他对日本侵略有何感想。邓回答：“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已，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注：《邓演达生平与思想》，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这是自1927年1月以来，邓、蒋二人唯一的一次见面，结局自然是不欢而散。 显然，蒋介石此时并不想杀邓。分析原因，大致是：一、蒋此时四面楚歌，国际上有日本侵略，国内有共产党武装斗争，党内有两广非常会议，他急切希望邓能为他所用，他化为助力；二、邓与两广方面关系甚深，蒋正争取宁粤统一，但不清楚两广对邓持何态度，贸然杀之，或许会加深与两广的矛盾冲突；三，蒋对黄埔出身的人素来别具一份感情，对邓自不例外，同时也担心杀邓会引起黄埔系的分裂。因此，在邓演达坚决不屈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起作用，长期囚禁邓氏将是蒋介石的主要选择，而邓本人也是这样估计的。 然而，在宁粤谈判中，汪精卫、陈济棠反对将释放邓演达作为向南京提出的条件；邓又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在其下野期间不写反蒋文章的要求：（注：史夫：《浩气冲霄》，《邓演达》文史版。）何应钦、何键、何成濬等联名要求杀邓；（注：史夫：《浩气冲霄》，《邓演达》文史版。）尤其是戴季陶警告说：“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注：黄雍：《黄埔革命同学会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而事实上，包括胡宗南在内的20多名黄埔学生已联名写信，要求力保邓演达，（注：张含清：《悼念邓演达同志》，南京市政协《史料选辑》第2辑。）这一切都促使蒋重新考虑对邓的处置。在宁粤谈判中，蒋介石同意下野，但他深信只要有黄埔系和军队的支持，他就会复出。而现在他担心下野后，两广方面会释放邓演达；邓也许会与孙科、陈铭枢、甚至胡汉民合作，利用自身的优势，控制黄埔系，进而控制军队，如此则蒋重新上台的困难将会大得多。权衡利弊，蒋介石终于在下野之前，下令于11月29日杀害了邓演达。 在这一时期，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蒋背叛了孙中山，故坚决反蒋，被捕后也决不妥协屈服。而蒋则出于对邓的赏识，或许还有当年合作共事的感情，反复劝降，但未获成功，最终在重新获取政治权力这一决定因素的作用下，不得不除掉邓演达。这固然充分反映了蒋介石的心狠手辣，但是否也还有一些无奈在其中呢？ 综合分析四个时期邓与蒋的关系，可以认为，在1927年以前，双方追随孙中山，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实现三民主义，有着较多的一致之处，因而能够比较好地合作，虽然其间也有歧见，但并未影响两人的良好关系。这种歧见最集中之点即为三二0事件。尽管有材料证明陈独秀及部分共产党人将三二0作为蒋介石反革命的起点，并因此提出了“新右派”的概念；也尽管1927年8月17日邓演达在给共产国际作的报告中指出，三二0事件的原因是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害怕工农运动而反动，党内民主化与个人独裁权力的斗争，并成为日后左派与蒋分裂的开端。（注：邓演达：《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邓演达历史资料》。）但无疑在1926年三二0事件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邓演达并没有这样的认识。他在4月初当面批评了蒋介石之后，显然是接受了蒋的解释，并在日后的工作中继续支持蒋介石的。 蒋介石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代表人物，对苏联、对共产党、对工农运动实际上始终是心怀疑惧的。早在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之初，他就表示过“决不信吾党可与之（按指苏联共产党）始终合作”。（注：张含清：《悼念邓演达同志》，南京市政协《史料选辑》第2辑。）但不论是共产国际、苏联、中共，还是邓演达，认清蒋的本质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就邓演达而言，1926年下半年起，他对蒋的军阀作风已生不满，但他彻底看清蒋的本质大致应定在1927年1月间。从此以后，他开始了反蒋斗争，直至英勇献身。但是，直到他牺牲之时，他实际上还是没有看透蒋介石性格残忍的一面，而始终认为蒋不会杀他。 【原文出处】《民国档案》 【原刊期号】200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