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改革层次论
刘自立：明治维新之改革层次论
——维新藩主史料简篡及简议
一
明治维新呈现的改革层次，包含布新含旧的演变内涵，这些内涵是：
——首先，以坂本.龙马提出建政纲领《船中八策》，说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为契机，改变武力讨幕，力求大政复还，“共和”幕府德川，继之，维新三杰等人于各国强藩呼应与之，打开武力与演变双向渠道，致使维新功成。（《船中八策》是：
——“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公议。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
——海军宜扩张。
——置亲兵，使之守卫帝都。
——折衷古来之律令，新撰永恒之大典。
——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平均之法。 ”（资料）
《坂本.龙马传》中龙马说，“‘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宜出朝廷’——必须将权力奉还天皇，这一点是木户（孝允）先生交给我的。
“‘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公议。’——像英国一样设立两个议院，万机决于公议，通过大家商议来决定政务；这是从横井小楠老师那里听来的。
“你听说过民主这个词吗？啊？国家的政务，应由大多数国民的意见决定。
“‘有材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材，备为顾问，赐以官爵，宜除以往有名无实之官’，即便低贱，也应该允许参加政务；正如吉田东洋大人所言。
“‘与外国交际，广采公议，新立至当之规约。’这是高杉（晋作）所期盼的新日本
“‘海军宜扩张’。这当然是胜麟太郎老师的教诲。
“‘金银货物宜与外国设平均之法’，这是久阪玄瑞先生说过的。”（这些龙马的老师是谁？
久阪玄瑞，高杉晋作都是长州藩人士，组织萨长同盟的要员；胜麟太郎（胜海舟）是幕府海军负责人，坂本的启蒙老师；吉田东洋为土佐藩参政，后藤和板垣的老师；横井小楠为熊本藩士，主张共和……”。他们的思想值得细研。此略。）
——再是，大政复还后，新政腐败，社会不公，武士凋敝，导致佐贺和萨摩之反，江藤新平，西乡龙盛成为建树新政而自打击者，且形成日本改革元勋敲打改革之奇迹；
——再后，三杰（木户，西乡，大久保）相继去世；引来明治23年民选议会之召集和宪政建设之刍建；此一时期，宪政（庶民参政等）虽可展开，民权或能声张，但是社会矛盾和政治结构之间的摩擦依然继续；天皇和原来的武士阶级即军队势力，在政－宪形成过程中，逐步做大，失去治衡，导致明治时期所有政客和知识人一股脑主张侵清（中国）；而其理念，则完全源于“征韩论”并其扩展之所谓“大陆政策”——殖民主义；
……届时，其《日本帝国宪法》形成且实施可褒可贬，距离二战以后麦克阿瑟宪议，尚缺少“虚君”定位和共和本质（而其军事存在和其政治存在一样，变得朦胧不清，定位不准）——而君主体制并非排除在共和之外；仅就其政体而言，如英，荷等王政之国，也可称为“君主－共和”——君主可以包含在共和体制之内，是为普世政治学要素之一。于是，我们发现，明治维新的第一轮改革刍议，由坂本们宣传灌注，被启发于各藩主（主要是较强之藩镇）、大佬头脑之中，形成一种类似郡县虽来晚（相对于中国之秦之郡县制度），却也不嫌迟的辨正考量。因为，如果日本历史并不呈现藩治格局，没有封建寡头，藩幕平衡，他的分久必合，就会堕入类似中国之、从集权主义到集权主义之同语反复式结构死局（分久必合——乃是民主进程以后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亦成为合久必分）：偕领改革之中央集权主义（王政复古和大政还朝）和推翻幕府的（抑或主张公/王政——武/幕府合体的）改革进程，如其没有这样的分合辨证，日本改革就会陷入0循环的观念之中，导致从集权到集权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僵局，不能自省，无法自拔。故此，在这个层面，尚有幕、藩对峙，王、幕对峙，藩、藩对峙与联合（如萨－长联合等等）等几个改革层次——其中，天皇和幕府的对峙——作为幕府和藩镇对峙的补充，在历史上比比发生，也延续之维新时段。其间，日本式政教合一与政教分梳艰难于成、于败，但是却在整部日本史中，一以贯之，不曾毁灭。这是“日本无革命”（大隈重信语），在世俗和形上层次形成一种辨正。于是，幕府归合与王室纳幕（德川家和天皇联姻，如笃姬故事所涵），也成为维新改革之一个重要和主要层面。归结之，我们看到，在思想层面，以救国立威为基准的、类似中国变法观念、而主要是对外（攘夷）方针之确立的原则启动（教育，军事，外交，经济等项强国策），成为中、日之间改革间性的无差别诉求。
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中国变法和日本维新之间巨大的天壤之别的存在。这个差别就是，中国思想、运动、载体，无外乎是皇上的改革刍念和君子们的袒皇思想和尝试——在所谓体制之内，去除皇上和某些大臣的改革思想之外，并无中国各个地方和省级思想家和改革家之对于中央改革的压力和“胁迫”。故此，一，他们对于皇室，没有新思想压力，新思想好像直接来自光绪等臣子（康、梁等人）；二，他们没有实际能力至衡于朝廷，无论是暴力至衡还是和平至衡。究其原因，不外乎中国不存在相对自治和“独立”的各个强藩和藩主，而是“封建”业破几千年的集权主义。于是，作为思想载体的各个地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乃是自由自治之载体而并非主义之粹——见福泽谕吉《文明概论》），并无可能在改革时期，一举代替中央惰性，从而形成众生喧哗之状态。这种众生喧哗状态，不仅仅是对于改革内置的求变，而且广泛容纳了日本对于世界的关照，观察乃及思索。其中，仅就改革幕府体制一类思维，就包涵了暴力去除论（吉田松阴）和和平演变论（公武合体论）。再是，大约在所谓第二轮改革时段，在期宪愿景和立宪过程之中，日本先驱之所以形成政党政治时期，也是源于两个考虑：
一个是，立宪规则和政治实力的平衡，必须有代表势力参与其中，这就是日本人开始建党的初衷由来；
二是，日本人平衡幕，藩势力，改变古代政治，进入现代代议制之总则，就是要抬出政党政治，反对党政治和在野派舆论——这乃是日本人最终理解和诠释“化西”政治的要点——而他们无论是选择英国法，还是德国法（法国民法），皆是如此，不一而足。
三是，这种政党政治和一切西方之党派政治求取一致之处就是，党的出现成为藩阀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的统合与分治——党，就是各个阶级和各个藩阀代表的另外一种说法——不像中国所谓党之观念的否面定性（君子不党，党同伐异，党锢为祸，等等）。
他们并未因为像中国、清廷一样害怕“乱党”而缩手缩脚（汪大燮反对英系法制，因其纵容“乱党”，云云）——即便是所谓选择德国法系，也明白知解德国各类政党逾越于俾斯麦之上之所谓俾斯麦：“要为反对党架起金桥”之原则的贯彻实施。这是日本改革的核心和灵魂。没有这个政党政治，一切立宪和民主就会沦丧为专制甚至极权而无可如何。中国天然没有西方自治和日本藩地势力而形成的非封建，破封建和无封建之一统局面，和日本维新之分合转换，阶级嬗变，上下递进之面貌，处于完全不同的状况。因为，直接从上而下的体制和意志总论，总是带来上－下“万岁”（从毛到人民“万岁”）之极权主义；因为中间的一段，议会，团体，阶级甚至官僚代表已被轻易被黜，所以，一面是极权主义之最最上，一面是民粹主义之最最下，没有中间至衡原则。这个情形和日本之局迥然为非。日本是纳入几乎所有原先的藩主权势（含藩主本人）予以权变而进入日本维新政权——中国不过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准马克思主义状态。于是，出现了维新以后，所有这些藩、幕大佬（含德川庆喜），都成为和明治新政人物，和三杰、N雄之新人并驾齐驱，一起创造了改革历史。甚至，他们的反对改革和挽救改革，一并而持之，不分伯仲，一如西乡龙盛等人，也皆为日本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所接纳，并称于日本功勋卓著的历史伟人。
而中国变法之微末，却是清廷的凋零和溥仪的衰朽……加之孙文的退出，老蒋的惨败和易帜之弃。于是，在政治上，日本完成了体制之解构的结构（化西中的西化）；文化之传统的现代，社会之自由的平等（惟独外交上所谓原先之“大陆政策”历久不变，以至于今（观念不死）。这当然是一个谜团。因为自从胜海舟君提及联合日，韩，清共同针对西方列强以来，日本殖民意志一直被潮流和命运所愚弄而无以应对……）。于是，中国日本之间的关系课题，如果不是还旧至维新时期，那么，其间的难题本来无解——唯有中国人体会，解释和解决了维新与变法——中国与日本——中日与世界之大关系，中－日之间的深层次龃龉才会得解：这个解决，就是中国民主化。（当然，这并非本文课题，故而删略之。）一般而言，人们知道，类似山内容堂给予坂本龙马的支持，吉田松阴对于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的影响，乃及岛津久光重用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等等改革序曲的演奏，成为日本维新交响乐的开始。
人们看得清楚，土佐之山内，长洲之吉田，萨摩之岛津，佐贺（肥前）之直大，成为维新和改革之第一层次。
根据维基资料显示之证如下：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山内容堂乃及“土佐”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山内容堂重新掌政对勤王党展开报复，将武市瑞山（藩士）及相关党员进行处决，其中武市瑞山被赐予切腹，经此镇压后勤王党因而解散。此外，吉田东洋门下的后藤象二郎（藩士）、干退助（之后改名为板垣退助）（藩士）、岩崎弥太郎（浪人、三菱财阀创办人）等都成为明治时代的代表人物，还有武市瑞山的知己乡士：坂本龙马及中冈慎太郎也都是杰出人物。”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乃及“佐贺”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幕末时菁积极发展新兴西洋工业。1849年，日本第一所制铁工场落成，1855年建成后长崎海军传习所，派遣藩士学习。而佐贺藩对于幕府不稳的形势处于旁观的态度，直到锅岛直大表明支持反乱军才正式出兵。当明治政府成立时，不少藩士被新政府录用，包括了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大隈重信[2]、大木乔任、佐野常民等，因此与萨摩藩、土佐藩及长州藩合称“萨长土肥”[3]。
——成为第一轮改革之乃及“萨摩”维新明士之互证简史是，“幕末时期，萨摩藩等强藩组成倒幕联盟，主张废除幕府，还政于天皇。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权之后，日本内阁的大多数阁员均出身于长州藩和萨摩藩。
（“于此之前，1609年，萨摩藩派大将桦山久高入侵当时的琉球国，开始了日本对琉球的征服，为两百多年之后日本正式将琉球改称冲绳并入日本打下基础。）萨摩出身的日本近代名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 ，东乡平八郎 ，黑田清隆 ，岛津笃子，天璋院 ，森有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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