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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迄今为止是一个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 , 除沿海地区略有 涉及外 , 内地的基督教慈善事业几乎无人问津 , 特别缺乏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 ① 。成立于 1921 年的成都中西组合慈善会 , 系由基督教人士与成都地方人士合办 、隶属于基督教会 并以“ 博爱互助”为宗旨的一个慈善机构 , 其规模虽然不大 , 但曾一度成为民国时期成都 慈善事业中办理最有成效者 , 在内地的基督教慈善事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② 。成都市档案 馆保留有该会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 。本文主要依据该馆所藏原始档案 , 对 1921 - 1940 年 中西组合慈善会的情况作一初步考察 ③ 。 一 、 成立及宗旨 中西组合慈善会的成立可追溯到民国初成都基督教人士创办的孤儿院 , 辛亥革命后 , 成都少城多数原仰靠官粮的旗民 , 迫于生计 , 时有抛溺子女现象发生 。 成都基督教人士杨 少荃等“ 因不忍见这种惨状 , 便聚集同志 , 依照基督教博爱精神 , 创设孤儿院来救济这些 儿童” ④ 。 孤儿院位于包家巷箭道旧址 。 该院成立后 , 沈问梅担任院长 , 收养了 30 多名孤 儿 。 因无基金恒产 , 一切开支都由基督教人士自垫 , 或向社会劝募 。 1914 年沈离川辞职 , 继任院长陈维新苦于无基金维持 , 乃向各界征求会员 , 征募会费 , 并呈准地方政府每年补 助经费 3000 元 。 1915 年以后 , “ 成都人士觉得这种慈善事业不 ( 只 ) 是基督教一部份的事 业 , 而是成都人民都有责任 , 而基督教同人亦觉得孤儿院是社会事业 , 所以也就希望社会 量力辅助 , 惠及多数孤儿” ⑤ 。 加之自 1917 年军阀混战以后 , 成都贫民日多 , 基督教人士 杨国屏 、 杨少荃 、 冯碧霞与西人谢安道 、 夏时雨 、 鹿善贞以及成都社会人士陈省悟 、 林君 墨 、 李方九 、 俞凤冈 、 王鹤岑等见此状况 , 乃于 1921 年开始发起组织中西慈善会 , 并于 是年 10 月呈请四川省长公署立案正式成立 。次年 , 因包家巷孤儿院办理不善 , 成都卫戍 总司令部准将该院并入中西组合慈善会 , 并将该院财政厅拨款转拨中西组合慈善会 ⑥ 。 1928 年 , 中西组合慈善会呈请成都市政府补行立案 ⑦ , 1929 年 11 月成都社会局准予立案 , 1929 - 1940 该会依照内政部所颁布的《监督慈善团体法》 、 《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 , 受成都社会局的监督 , 每年 6 月 、 12 月将职员之任免 、财产之总额及收支状况 、会员之 加入或告退 、 办理之经过情形呈报社会局查核 ⑧ 。 《中西组合慈善会章程》第一条规定“本会为西国人所组之博爱团 、中国人士所组之 互助团合组而成 , 故定名中西组合慈善会” , 第二条规定 : “本会以博爱互助为宗旨” ⑨ 。 “ 博爱”与“ 互助”精神的结合可谓是 20 世纪基督教改变传教方式即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结合的表征之一 。该会虽系中西合办 , 但有着较为明显的基督教慈善事业的特 点 。 据 40 年代该会所办孤儿院的孤儿登记名册记载 , 近 50 名孤儿全部信奉基督教 , 大多 数孤儿参加礼拜祈祷 , 个别孤儿虽在家信奉佛教 , 但在孤儿院仍信奉基督教 ⑩ 。创办人之 一的王鹤岑在《我对于孤儿的希望》提出对孤儿的期望为 “爱国” 、 “服务社会” 、 “爱己” 等 λ ϖ , 具有提倡基督教意识的倾向 , 中西组合慈善会孤儿学校刊行的《孤儿》中所刊文章 除了宣传上帝 、 天堂灵魂或者礼拜堂等基督教观念外 , 也突出了“ 爱国” 、 “ 同情”和“ 爱 人”的思想 。 同时 , 孤儿们也接受中国传统伦理教育 , 在某些场合还强化 “仁爱” 、 “爱 国”等观念 , 如唱“ 会歌”和“ 国歌”常成为该会召开评议会的序幕 。 此类活动在抗战开 始后尤其频繁 , 并且增唱宣传抗日爱国的 “齐上战场歌” 。其 “会歌”中有这样的词句 : “ 无告穷民 , 莫如鳏寡孤独 , 幼而无父 , 老而无子 , 尤为伤心惨目 , 中西人士恻隐惕怵 , 使老有所养 , 幼有所育 , 此直吾辈幸福” λ ω , 表明该会救济对象是 “鳏寡孤独” , 使其 “老 有所养 , 幼有所育” , 体现了中国传统教化和传统慈善组织的特色 。 二 、 组织与成员 从该会组织与成员来看 , 也带有浓厚的基督教会的特征 。 其组织几乎为成都中华基督 教 ( 男女 ) 青年会的“ 翻版” λ ξ , 会中成员也多为基督徒且在成都各种基督教会中担任高 级职务 。 据《中西组合慈善会章程》规定 , 该会组织分评议 、 董事两部 λ ψ 。 评议员由博爱 、互 助两团分选 , 选定后成立评议部 , 推选评议部长 1 人为主席 , 评议部最初设评议员 45 人 λ ζ , 但实际人数历年有所变动并有增多的趋势 , 如 1927 年有评议员 55 人 , 1933 年评议 员 77 人 , 1939 年 87 人 λ { 。 评议部开会由部长召集 , 每年一次 , 直接推选新董事 , 决议该 会“ 一切事件” , 并据该会历年会议记录可知 , 评议会还对董事会提议的通过与否做出决 定并听取董事成员的会务报告等 。 年终举行常会四次 , 每季举行 。 董事部设董事 15 人 , 由评议员中推选 , 董事选定后推会长 1 人 , 副会长 2 人 , 书记 、 会计各 1 人 , 会长主持一切会务 , 副会长襄理一切会务 , 书记 、 会计办理文卷记录议案暨 收入支出账项预决算等事宜 , 两院院长也由董事中产生 , 协助和领导院务 , 而业务方面则 由教职员负责 , 董事部从旁领导 。 该部设四股推行会务 : ( 一 ) 审查股 , 设委员 4 人 , 办 理收容孤儿孤老及审查会务一切兴革事宜 。 ( 二 ) 财政股 , 设委员 4 人 , 办理银钱收支出 预算决算案及筹定各项善堂经费事宜 。 ( 三 ) 教育股 , 设委员 3 人 , 办理孤儿院学生工作 教育上一切设施事宜 。 ( 四 ) 交际股 , 设委员长 4 人 , 办理交际募捐调查新生事宜 。四股 委员即由董事分任 。 董事部执行评议部所决议的一切事宜 。 董事会议由会长召集 , 每月一 次 , 根据历年会议记录可知 , 其职能一般为听取执行委员如会长 、 两院院长 、 会计等所作 的会务 ( 包括该会与外界交涉事项 , 经费收支和筹集等情形 ) 报告 , 并同两院长聘请主任 和两院管理 , 推定四股股员和股长等 。 每年由新董事会议或评议部年会选举查账委员 , 一年一选 , 查上年之帐 , 以杜徇私舞 弊 。 两部职员各由博爱团选出 2/ 3 , 互助团选出 1/ 3 λ | , 任期均为 1 年 , 可连选连任 。 董事 会每届 ( 一年一届 ) 换选原董事的 1/ 3 , 由博爱团选二 , 互助团选一 ; 章程还规定 “对于 会务热心者得推为名誉董事” , 不占董事名额 , 名誉董事多曾任该会评 、董两部成员及职 员 , 当然 , 成为名誉董事的条件除了“ 热心”会务外 , 恐怕还与其身份地位较高有较大关 系 , 如该会 30 年代的名誉董事周子龙曾任成都社会局长 , 赖叔钧曾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 长 , 颜如愚曾任四川高等审判庭厅厅长 , 其较高的身份地位常有利于该会的运行 。 该会设主任 1 人 , 由董事部同两院长聘请 , 办理会中一切事务 ; 孤儿 、 养老两院各设 院长一人和管理 1 人 , 教职员及各科技师则由两院院长商同主任聘请 。 会员只要承认“ 博爱互助”的宗旨并经会员两人或两人以上介绍即可入会 , 出席会议 时每一会员有一表决和提议权 λ }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20 世纪基督教人士办理慈善事 业的社会化倾向 , 对会员本身的宗教信仰不再作严格的限制 , 且会员享有较大幅度的自主 权 。 一个组织的成功除了要求制度上的严谨外 , 与其内部成员自身的素质也有着相当重要 的关系 , 而制度能否严格执行又直接与成员素质密切相关 。 二十年代成都慈惠堂总理尹仲 锡曾感概办理慈善事业“ 尤莫难于用人 , 有款而不得其人 , 款虽多而奚以为故 , 惟得人为 最 , 要此其所以难也” λ ∼ 。 据历届会议记录看 , 1921 - 1940 年该会基本严格 、民主地执行 了其各项规章制度 , 大多数的会议经众表决通过 , 在没有固定经费来源的情形下 , 该会与 同期成都的私人慈善团体相比较而言 , 办理较好 , 这除了其在组织 、制度上具有优势外 , 另外一个重要的的原因则是该会经办成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 、 经济地位 , 据笔者 所作的该会主要创始人员以及重要成员 ( 共 30 人 ) 的履历统计看来 µ υ : ( 一 ) 能确查到国 籍的有 29 人来 , 美国籍 9 人 , 英国籍 1 人 ,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民国期间在华美国传教 士在传教方式上的一种取向 ; 中国籍 19 人 , 不明国籍者 1 人 。担任该会实际会务者多为 中国人 , 如王鹤岑 , 1921 - 1940 年期间历任会长 10 余年 。冯碧霞 、冯懋卿 , 20 年间一直 服务于该会 , 1925 年始 “住院料理”孤儿院一切事务 ; 陈维新 , 1923 - 1924 年任孤儿院 院长 ; 罗品三 , 1932 - 1938 年担任孤儿院院长 。 会中外籍人士多为该会创始人 , 基本不担 任实职 , 但也有部分人在会中起了较大作用 , 如鹿善贞 , 1921 - 1940 年一直服务于该会 , 先后担任养老院院长 、两院主任等实职 ; 夏时雨 , 1921 一 1930 年代历任董事 、副会长 、 执行股股员 , 多次参与该会与外界的交涉接洽事宜 。 ( 二 ) 从性别上来看 , 30 人中有 27 人为男性 , 3 人为女性 , 由此可看出 , 虽然民国中期妇女不再局限于家庭 , 但参与社会事 业如慈善业的办理者仍主要为男性 。 ( 三 ) 从宗教信仰来看 , 能确定为基督信仰者 21 人 , 佛教信仰者 3 人 , 可知该会的创办主体是基督教人士 , 并多在成都教会中担任高级职务 , 在基督教界与社会其他领域颇有影响 。 20 世纪 , 在社会事业的合作上 , 宗教信仰不再是 不可逾越的鸿沟 , 如王鹤岑信佛教 , 但他又同时担任过教会创办的盲哑校华美女校校董 。 ( 四 ) 从可查的 30 人的社会身份看 , 商界 3 人 , 政界 3 人 , 文教界 2 人 , 宗教界 9 人 , 以 及一身兼几任者 ( 兼在宗教 、文教界者 10 人 , 兼商 、政 、军界 1 人 , 兼政 、文教 、宗教 界者 1 人 ) 这些人多来自社会较高层 , 在社会各界中都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 。 如葛维汉 为美国人 , 博士 , 历任该会副会长 , 华西协合大学教授 ; 王鹤岑 , 任该会会长多年 , 曾任 中国红十字会成都分会会长 ; 张凌高 , 留美博士 , 历任该会评议长 , 曾任华西协合大学校 长 多年 。 ( 五 ) 从可确查的 11 人的学历来看 , 3 位外籍人士中有博士 2 人 , 学士 1 人 ; 8 位中国籍人士中 , 留美 3 人 ( 均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 , 留英 1 人 , 留日 1 人 , 曾就读于 国内教会大学者或其他学校 3 人 。 该会的主要创办人包括大中学校长 、 教员等 , 其中不乏 学士 、 硕士 、 博士学位获得者 , 这些人员具有较高素质 , 是该会能够严格遵守章程并在 20 年内未发生贪污舞弊之事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三 、 经费来源 中西组合慈善会经费来源主要有政府补助 、 会内收入 、 募捐收入以及集会借垫收入等 四方面 µ ϖ 。 ( 一 ) 政府补助 该会成立之初 , 当局将原包家巷孤儿院 3000 元补助拨予该会 。但自 1923 年后 , 政府补助金“ 逐渐减少” , 尤其军阀混战开始后 , 财政厅 “只是虚名 , 无款可 拨” µ ω 。 1923 - 1925 年间政府拨款屡不到位 。 1926 - 1931 年政府补助也远低于该会应得款 数 , 1931 - 1937 年政府拨款全停 , 经该会争取 , 四川省政府于 1936 年始核准自 1937 年 7 月起 , 改由成都市政府按月拨给补助费 225 元 µ ξ 。 政府补助不稳定是该会 20 余年来经费较 为困难的原因之一 。 ( 二 ) 会内收入 ( 1 ) 三教庵之田业 : 1921 年前政务厅将三教庵余产 50 余亩拨入中西 慈善会 , 并于 1923 年获得田产管业证 , 其田租收入约为 104 - 515 元不等 , 约占该会总收 入的 2 % - 17 % 之间 µ ψ 。 ( 2 ) 工科收入 : 工科即孤儿院所办的手工业 , 自 1924 年开办以 来 , 规模不大 , 且多属亏欠 , 仅少数年份持平或赢余 。如 1927 - 1939 年部分年份该会曾 向工科提取“ 赢余收入” 200 - 900 元不等 , 平均约为 534 元 µ ζ 。 ( 三 ) 募捐收入 该会自成立以来因政府补助不稳定 、 会内收入相当微薄 , 会务之进行 主要靠募捐来维持 。 募捐决策多由董事会议决定 , 劝捐对象为个人 ( 包括商 、 学 、 政 、 宗 教等各界人士 ) 和团体 ( 包括商号 、 娱乐场 、 宗教团体等 ) 。 募捐办法多为该会成员捐赠 、 借垫或向社会劝捐 。 据该会章程规定 , 会员入会需交会金一元 , 每年交会费一元 , 会员有 出捐及代该会募捐之义务 µ { , 该会的交际股的任务之一便是与各界人士进行接洽劝募 。这 些募捐方式包含着很大的人情面子成份在内 , 评 、 董两部人员多为各界有影响的人士 , 自 然有利于劝捐的成功 。 1921 - 1923 年中西组合慈善会常年经费除由刘子如捐钱 4500 串外 , 还由董事募捐及 会员认捐维持支付 。 1922 年该会共募得银元 3101 1 8 元 µ | 。 1924 年初至是年 9 月止 , 孤儿 、 养老两院共获捐银 429. 2 元 , 钱 351 千文 µ } 。 1925 年该会因经费困难 , 几乎停办 。 据 1927 年及以及 1929 - 1939 年该会全年总收支统计来看 , 该会每年乐捐收入约为 140 - 2200 元不 等 , 共约 14776 元 , 年均 1231 元 ; 12 年共获月捐约 2246 元 , 年均 187 元 µ ∼ ; 特别捐与游 艺捐共 10479 元 , 12 年中有 7 年有此类捐款 , 团体捐款共 1975 元 , 均为 “西国团体”所 捐 ν υ ; 此外尚有其他赞助费 、 实物捐等收入 ; 该会每年各种捐款总收入约为 1455 - 6776 元 不等 , 募捐收入最多的 1929 年高达 6776 元 , 最少的 1930 年仅 1455 元 , 平均每年约为 拨” µ ω 。 1923 - 1925 年间政府拨款屡不到位 。 1926 - 1931 年政府补助也远低于该会应得款 数 , 1931 - 1937 年政府拨款全停 , 经该会争取 , 四川省政府于 1936 年始核准自 1937 年 7 月起 , 改由成都市政府按月拨给补助费 225 元 µ ξ 。 政府补助不稳定是该会 20 余年来经费较 为困难的原因之一 。 ( 二 ) 会内收入 ( 1 ) 三教庵之田业 : 1921 年前政务厅将三教庵余产 50 余亩拨入中西 慈善会 , 并于 1923 年获得田产管业证 , 其田租收入约为 104 - 515 元不等 , 约占该会总收 入的 2 % - 17 % 之间 µ ψ 。 ( 2 ) 工科收入 : 工科即孤儿院所办的手工业 , 自 1924 年开办以 来 , 规模不大 , 且多属亏欠 , 仅少数年份持平或赢余 。如 1927 - 1939 年部分年份该会曾 向工科提取“ 赢余收入” 200 - 900 元不等 , 平均约为 534 元 µ ζ 。 ( 三 ) 募捐收入 该会自成立以来因政府补助不稳定 、 会内收入相当微薄 , 会务之进行 主要靠募捐来维持 。 募捐决策多由董事会议决定 , 劝捐对象为个人 ( 包括商 、 学 、 政 、 宗 教等各界人士 ) 和团体 ( 包括商号 、 娱乐场 、 宗教团体等 ) 。 募捐办法多为该会成员捐赠 、 借垫或向社会劝捐 。 据该会章程规定 , 会员入会需交会金一元 , 每年交会费一元 , 会员有 出捐及代该会募捐之义务 µ { , 该会的交际股的任务之一便是与各界人士进行接洽劝募 。这 些募捐方式包含着很大的人情面子成份在内 , 评 、 董两部人员多为各界有影响的人士 , 自 然有利于劝捐的成功 。 1921 - 1923 年中西组合慈善会常年经费除由刘子如捐钱 4500 串外 , 还由董事募捐及 会员认捐维持支付 。 1922 年该会共募得银元 3101 1 8 元 µ | 。 1924 年初至是年 9 月止 , 孤儿 、 养老两院共获捐银 429. 2 元 , 钱 351 千文 µ } 。 1925 年该会因经费困难 , 几乎停办 。 据 1927 年及以及 1929 - 1939 年该会全年总收支统计来看 , 该会每年乐捐收入约为 140 - 2200 元不 等 , 共约 14776 元 , 年均 1231 元 ; 12 年共获月捐约 2246 元 , 年均 187 元 µ ∼ ; 特别捐与游 艺捐共 10479 元 , 12 年中有 7 年有此类捐款 , 团体捐款共 1975 元 , 均为 “西国团体”所 捐 ν υ ; 此外尚有其他赞助费 、 实物捐等收入 ; 该会每年各种捐款总收入约为 1455 - 6776 元 不等 , 募捐收入最多的 1929 年高达 6776 元 , 最少的 1930 年仅 1455 元 , 平均每年约为 5 2 1 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 2806 元 。 每年各种捐款总收入占该会总收入的 41 % - 87 % 不等 ν ϖ 。由此可见 , 从 1921 年 至 1941 年 6 月止 , 募捐收入系该会常年经费的主要部分 ν ω 。 ( 四 ) 借垫集会收入 为应付急需而又一时不能募捐之款 , 还采取集会 、借垫的办法 , 如 1921 年董事部提议拟仿资州福音堂田园会之办法邀结一会 , 但改其数为一元 ; 又因改 建房屋便议约上一会以济急需 , 定名爱助会 ν ξ ; 1924 、 1925 年间又请有 100 人的会 , 但中 途停止 ν ψ ; 1934 年 6 月 4 日董事会议上决定由评议部会员集会作为基金 , 每会员约集 5 人 , 每月每人募捐一元 ν ζ ; 同年执行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千元公益会 , “由列席者认占一 会 , 或请他人上” , 是年“ 集会”事业“ 成功成立” , 其“ 由赞助本会诸君组成” , “ 以还历 年积欠” ν { 。 借垫的主要对象是会董 , 会董也有认垫的义务 , 借垫需由会中偿还 。 四 、 施善举措 该会成立之初所制定的章程本规定其办理的善业包括抚孤 、 恤嫠 、 养老三项 。 但恤嫠 一项在该会成立以后并未实施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