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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学研究与科研的同与异 有人说我不学历史真可惜，马上就有人说拙作一看就是理工科思维方式，有趣的是，还有网友说他过去以为学历史就是死记硬背，博学强识，现在才知道原来推理也很重要。这些讨论本身就暴露出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对文科的偏见，所以才会有“文科思维”“理科思维”莫名其妙的分野。 其实我早说过无数次了，根本没有这两种思维之分，只要你是搞学术研究，无论是文是理是医是农还是搞侦破，全都用逻辑思维，本质上毫无不同。要明白这个道理，只需看看鬼子写的历史著作就行了。人家把推理、心理应用于史学研究。也只有在中国才会出来个莫名其妙的“文史之分”。在大众心目中，好像文科学习和研究需要的就只是一个好记性似的。 大众有这种错觉毫不奇怪，乃是传统使然。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更没有科研，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研究需要的思维训练，这套东西是从鬼子那儿进口来的，学会了这套东西的就是所谓“理工科学者”。不幸的是，咱们因为有了文科（或自以为有了文科，待考），自然不需要再去进口，于是学习文科的学生当然也就不可能接受严谨的思维训练，只能用老祖宗传下来的死记硬背的机械方式去传授。 这结果便是文科学生搞的本行研究，在理科学者眼中看来必然是破绽百出。为了藏拙，文科学者们便只好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与广征博引去吓唬外行，让理科学者一看就犯困，不知所云何物，自然也就不可能去深究其后掩盖的是什么劣等破绽了。 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学院派”风格，亦即文科学者使用某种符咒式行话写作并广征博引，罗列大量引言或史实，让圈外人看得云天雾地，跟其他行当的人写的文章迥然不同。您看不懂其他行当的理工科学者的论文，是因为您没有人家的预备知识，不懂人家所用的专业术语，并不是因为人家使用故意不让人懂的绕口令表述方式。因此，在中国，文科研究确与理科研究不同，不过那乃是传统留下来的毛病，在外国根本见不到，乃是一种反常现象。 可叹的是，不但大众看不出这现象后面的原因来，而且很多人包括文科学人都以为文科研究就是这么干的。当初有位学外国现代史的专业人士和我在韩战问题上发生辩论，就曾讥笑我没有给出参考书目来。在他看来，似乎所谓文科研究就相当于写综述文章，罗列出尽可能多的参考文献来，自己并不需要梳理这些事实，作出你自己的发现来。 还有人说什么“史学第一位的还是事实，只有发生资料空白时才能允许推理”，这话暴露了他似乎不知道学术研究是怎么回事。 其实不管是哪门研究，出发点都是事实，否则就成了伪科学了。但若只知道搜集事实，不知道使用逻辑思维手段去梳理事实，找出背后隐藏着的事实来，那就不是研究 ，乃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在这点上，史学研究与科研乃至破案毫无区别。爱因斯坦本人就说过，其实科学家们干的也是侦探的活，两者都是通过逻辑思维确立事实，再使用逻辑思维从已经确立的事实出发找出未知事实来。 史学研究和科研的区别，乃是科学寻找的未知事实是可以实证的，而史学研究发现的事实无法用实证手段证明。例如科学家们发现天王星的运转轨迹和预言的不同，这是研究赖以出发的已知事实，为了解释这一奇怪的事实，科学家们提出天王星外还有一个行星，它的引力导致了天王星轨道改变，这就是胡适所谓“大胆假设”，根据这个假设，通过计算，可以算出那个行星的轨道来，再根据这轨道去寻找那行星，这就是所谓“小心求证”，找到之后，这假设也就得到了证明，变成了事实。如果再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么那就始终只能是个天才猜想，并不能变为事实。 历史研究的天生缺陷在于，它研究的都是已经发生了的未知事实，并不能让它再度发生一次，以此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在这点上，它更像破案。所以，若以严格的标准来看，两者不能算科学研究，因为不具备科研结果的reproducibility （可重复性），也不具备可证伪性，亦即用实验手段去验证某个理论。 例如袁世凯为何初五晚上不向荣禄汇报密谋，这是个未知事实，但它已经发生了，谁也没本事让它再来一次。而且，谁也不可能设计一个实验去验证各种猜测是否为真。这就是说，您的研究成果不具备可证伪性，谁也没法亮出实验结果来证明您的说道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史学研究和科研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发现的不是可以验证的事实，而是最合理的猜测，所谓“最合理”，说的是那猜测经得住逻辑的检验，不但不与已知事实矛盾，还能最完美地解释已知事实。但它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则只有天知道，谁也没法弄清楚。 例如我在《是谁杀了宋教仁》里使用逻辑思维证伪了传统说法，提出孙中山和陈其美才是最大的嫌疑人，并给出了对案情的合理猜测，但那到底是否属实，只有起应桂馨那死人而问之，可谁又有那本事？于是这类研究的结果便只能用概率来判断，得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可能性很小”，“陈其美作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得多”。 因此，网友说的是对的，史学研究到最后不过是个概率比较问题。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看出，因为没有实验手段，史学研究唯一可以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逻辑思考，发掘史实真相靠它，辨伪也全靠它。不懂此道的人，实在不配去学历史。 二. 再谈史学研究中事实与逻辑的关系 刚才醒过来想起昨晚（其实是今早）写的那篇文章，觉得有的话说得不明白，有的话说过头了，所以再来补上这篇东西。 如前文所述，史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已经发生的未知事实，这话看上去不言自明，其实需要厘清，首先要规定的就是“事实”的定义。 在我看来，史学研究遇到的事实似乎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用的都是我发明的术语）： (一) 硬事实 所谓硬事实，指的是有过硬证据支持的陈述。例如“战国时代就发明了铁”，这个事实有考古发现支持，根本无法否认。又如“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也毋庸置疑，不信到大英博物馆看咱们唐代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去。再如“慈禧太后是在戊戌年八月初六发动政变的，上谕只命令抓捕康氏兄弟，没有谭嗣同”，这也有原始文献可查，算得上过硬证据。 如果史学研究发现的是此类过硬事实，特别是考古发现，那大众一般只能乖乖接受，没有争辩余地。但也不一定如此，因为人类会造假。所以即使是发现的是硬事实，同样有可能遇到陷阱。 历史上最著名的伪劣假冒案大概就是所谓“道森曙人”。1919年，英国最富盛名的古生物学家伍德华德在地质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报道了他负责鉴定的一个化石标本。他认为那是最早的人类化石，也就是达尔文进化论预言的人和猿之间的“尚未找到的过渡环节”（missing link）。为纪念发现者道森，他把那化石命名为“道森曙人”。“曙人”的意思就是那是处于破晓阶段的人类。 这一发现立刻轰动全球。但若干科学家一直疑惑不解：处于破晓阶段的原始人的脑容量竟然会与现代人一般无二，而牙齿颌骨又那么古老，实在无法解释。但伍德华德固执地捍卫他的发现。这公案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才解决，当时放射性碳14测量已经发明出来了，当研究人员去取样鉴定时，发现那“化石”里面竟然是森森白骨，只是外面用铁盐溶液和重铬酸盐染成化石状，接着牛津大学研究者发表报告，证明头盖骨是人的，颌骨乃是红毛猩猩的，而牙齿则是黑猩猩的。可怜伍德华德就此身败名裂，毁在一个无聊骗子手上。 这还是实物证据，文献证据就更要提防，在中国尤其如此。例如两千年后的考古学家若在中国大陆上发现了1959年的《人民日报》，据此就认定该年中国获得了特大丰收，那就是只会是道森曙人的再版。 由此可见，即使是硬事实，也有个使用逻辑思维验证的问题。伍德华德的失足之所以不可原谅，是因为即使当时缺乏鉴定化石年代的技术手段，他也不该忽略头盖骨和下颌无法匹配、原始人不该有现代人的脑容量等破绽。其实只要他用电钻在化石上钻个眼，骗局就可以当场揭穿了。 史学研究的硬事实乃是考古发现的文物或文献证据。无论是物证还是文证，都有个辨伪问题。文物辨伪涉及到专门知识和技术，不是一般史学工作者可以问津的，这里只谈文献证据的辨伪。 所谓辨伪，包括文献本身以及文件内容两方面。使用文献证据前，必须先确定：第一，那文献本身是真实（genuine）而不是伪造的。第二，文献说的是真话（truthful）。第一个问题乃是专家研究领域，一般史学工作者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都没有那个条件，因此一般只能在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已经肯定的前提下，作内容上的辨伪，也就是鉴定文献说的是否真话，而这使用的基本是逻辑手段。 手头就有现成例子。平型关战役日军究竟死了多少人，有两个文献证据。一个是延安发给国府的报捷电，说英雄的八路军一举歼灭了日军一万人；另一文献证据是八路军司令员朱德发给国府的报捷电，说八路军歼灭了日军五百人。这两份报捷电的真实性（genuineness ）无可怀疑，需要鉴别的是其内容的真实性（truthfulness ）。 通过简单逻辑推理就可得出结论：朱德说真话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是前线指挥员，掌握的情况肯定比远在延安的上级准确。既然朱说的更接近于真相，那么延安说的就是假的。这有两种可能：获得了错误信息或有意撒谎。第一种可能立刻就可以排除——朱德乃是延安部下，在给国府发报捷电前（或至少同时）肯定也给延安发电汇报过。 得出这结论后还需要其他旁证支持，而这证据就在我党的档案中：毛在平型关战役后在党内下了指示，主张虚报歼敌人数，以此为我党我军作宣传。这硬事实也有个辨伪问题，也就是它是否both genuine and truthful. 那是存在我党档案里的，伪造的可能立刻就可以排除，因此，它是genuine的。而以常识即可判断，毛不可能在内部指示中撒谎，否则下属就无法工作了。更不必说只有神经病才会抓S抹脸，明明是圣人却要在私下装出坏人模样来。 但这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朱德的报捷电更接近于真实，并不等于就是真实，还必须以日方统计人数作印证，而日本人统计的伤亡数字只有2百多人，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数百人的差距。 这个差距之所以产生，原因可以是多重的，既可以是共军虚报，也可以是皇军虚报，或是两者结合。杨奎松教授认为，那是日军因为一只小部队被全歼，无人统计死亡数字，于是便造成了这gap。我个人认为还有别的因素存在。八路军统计歼敌人数，应是从战后数日军死尸而来（战后共军控制了战场，有条件这么做），按理说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数字。但他们袭击的辎重队伍乃是从前线撤下来的，汽车上拉着死尸和伤病员。被打死的伤病员和死尸（如果死尸还能被再打死的话）都不是辎重队的编制，也不属于前去解围的日军编制，于是日军在战后统计死亡人数当然就不会计入。 由此可以看出某些人弱智到了何等地步（或是彻底抹杀良知，待考）。在他们看来，凡公开宣传都是硬事实，“有书为证”，而我党的内部秘密文件则是谎言，谁要以那作为立论依据，谁就是他们的祖宗姚文元同志。 (二) 软事实 所谓“软事实”，指的是通过逻辑证明的事实。有人说，“用逻辑推理推出的‘事实’，虽然符合逻辑性，却不符合实际的史实。”这话其实没有完全说错。我过去指出，在史学研究中，逻辑推理可以证伪，但无法证实。如果某个“史实”在逻辑上无法成立，那就不可能是事实。但即使某种说法完全符合逻辑，你也不能说那就是事情真相，这应该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吧。 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可以用证伪的方法来证实某个声称。例如“慈禧发动政变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这个命题就是靠证伪其反命题证明了的，用的是逻辑上的归谬法： 求证：慈禧发动政变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 证明：假定袁世凯告密在先，慈禧发动政变在后，则她当天发布的上谕就应该下令抓捕军机四章京，但这与已知事实不符（附注，这儿的已知事实是前文说的“硬事实”），所以，慈禧发动政变发动政变时尚未得知密谋。因为四天后四章京被捕，可证慈禧发动政变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并可判定慈禧得知袁世凯的密报是在初六之后，初十之前。 如此证明了的事实当然应该成立，因为要否定它就势必得出与已知硬事实相矛盾的结论来。但这种事实与第一类硬事实不同，没有直接证据（物证或文献证据）支持，而是通过逻辑推理证明的，所以只能称为“软事实”。 (三) 假事实 所谓假事实，也就是“貌似事实而非事实”，亦即可以被逻辑推理或硬事实证伪的被人们认为是事实的声称。上述“慈禧发动政变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就是被逻辑证伪的假事实，戴逸先生用作论据的“史料”也是这种能以逻辑轻易证伪的假事实。 被硬事实证伪的假事实则多是否定判断。例如“中国古代没有笛子，笛子是胡人带入中原的”这一声称可以被考古发现推翻。又如“维新党人没有围园杀后的密谋”，这一声称已经被杨天石教授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的日记推翻（此外也可以通过逻辑证伪，如我在《袁世凯》系列里作过的那样）。 (四) 合理猜测 所谓合理猜测，指的是对某件史事真相的解释，它不但不和已知的所有硬事实和软事实相矛盾，而且能圆满解释它们；不能被逻辑证伪，但缺乏直接证据支持，也不能以归谬法证明，因此既非硬事实，又非软事实，也不是假事实，只能算是一种合理猜测。此类例子很多，例如我提出的“宋教仁是陈其美杀害的”、“林彪是在出走前不久才得知林立果的密谋，因此当机立断决定出走的”、“袁世凯日记里描述的谭嗣同的乖张举止可能是真的”等等。这些事件真相根本就无从查出来，因为所有的知情者都死球了，只能作合理推测。 发现硬事实一般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票友可以问津的。一般的史学研究无非是尽可能搜集已知有关事实，逐一确定哪些是硬事实，哪些是软事实，哪些是假事实，在去伪存真之后，充分利用已知硬软事实，通过逻辑推理，发现新的软事实，或是作出合理猜测。在这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需要使用逻辑手段，而在我看来这恰是中国史学界最薄弱的一环。 三.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误区 前文贴出后，觉得还应该再来解释一番，顺便指出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含混不清之处，以及这口号以讹传讹造成的恶果。 我那几篇文字，无非是告诉大家这么一个常识：历史研究是探索早就发生过的事件真相，在这点上它不但和科研不同，而且和破案也不一样，受到很大限制，最主要的就是不能起死人而问之，获得必要的证词。而且因为事隔多年，获取直接物证的机会也丧失了。时间越久远，线索就越少，获取新证据的希望也更微茫，与科研或破案的差别也就越大。 例如刺杀宋教仁案，这案子本来很容易破，关键的主凶应桂馨已经抓住了，可由于政治斗争干扰而没有破案，就此成了再也无法破的悬案。历史学家再高明也没本事发现真相，只能给出假说，但这和科研的假说毫不相同，并不能去验证，只能用几个标准去衡量： 1）是否和已知的硬软事实相矛盾。 2）能否圆满解释一切已知硬软事实。 3）在逻辑上有无破绽。 满足这三条标准的假说，就是合理猜测，但它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一般也无法获得这种直接证据，所以无论再怎么说得头头是道，也只能是合理猜测，亦即接近真相可能性最大的猜测。 另一种发现乃是所谓软事实。我已经解释过了，它是排除了其他可能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其他可能与已知事实不符，所以它就只能是事实真相。从本质来说，这是一种逻辑证明， 缺乏直接证据支持。但否定了它就要得出与事实相矛盾的结论，所以只能视为事实。 典型的软事实就是近年国内史学界发现的“慈禧发动政变不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它没有直接证据支持（除非以后刨出秘密档案来作为物证，但这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但满足以上“合理猜测”的三条标准。它和一般合理猜测的区别，在于它是以排除法得出来的结论，否定了它就只剩下明显与已知事实相矛盾的荒谬解释。 须知在这件事上只有两种可能：“慈禧发动政变是（不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无论采取哪种说法都没有直接证据支持，所以本质上都是假说，但经典说法只是康梁的一面之词。大量事实证明他俩是撒谎老手，毫无公信力。更重要的是，它与已知硬事实相矛盾，乃是不合理的猜测，只能否定。否定之后，剩下来的当然就只能是另一种可能了。 因此，说到底，所谓“软事实”，其实也是合理猜测，只不过是唯一能成立的合理猜测。 由此可知，除了考古研究以外，史学研究能作出的发现一般不过是提出新的合理猜测来而已。如果这合理猜测是唯一可以成立的，则它就是软事实，可以上升为经典说法。如果此外还有别的可能性较小的合理猜测，则它照样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历史研究受到的天然限制，越是远古就越如此，你喜欢不喜欢都只能这样。可悲的是，史学工作者们未必能认识到这个限制，也未必肯承认它。沙人的反应其实很有代表性。 这和科研乃至破案都不相同，明乎此，则不难看出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口号的含混不清之处及其流弊。 这口号在科研上倒是没问题，只是胡适没具体讲明白操作过程。除了“生命如何起源”一类问题外，科研的对象是始终存在着的，你可以无数次去重复检查之。例如谁都可以随时去重复伽利略、牛顿的经典实验，得出他们几百年前得出的结论来。因此，科学家们在掌握了一定已知事实后，为了解释未知，便提出一个假设来，这假设在逻辑上自洽，能完美解释已知事实，而且能预见未知事实，这预言就成了验证该假说的手段，如果该预言正确，则假设得证，便上升成了定律。 但史学研究的假说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它一般没有预见未知的能力。第二，它无法用实验去验证。它就连破案假说的优势都没有。虽然它和破案一样，都是寻找已经发生事件的真相，但时间跨度不一样，因此一般无法像破案那样，在假说的指导下找到过硬证据（诸如指纹，DNA等）而圆满结案。 因此，胡适所谓“小心求证”，说的可不是科研使用的设计针对性很明确的实验，其实应该是看那假说是否满足上文给出的三条标准。亦即尽可能搜集有关的已知的软硬事实，看是否与该假说矛盾，看该假说是否解释所知的一切软硬事实，以及看它是否在逻辑上自洽。只要发现了与假设不符的事实，就绝对不能回避，必须要么扬弃原假设，要么将假设修改到足可解释那事实，或至少要在提出假说时明确指出那问题，坦率承认该事实构成了对假说的挑战。 我想，老胡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他的过错，是用一个醒目易记的简明口号，去表述一个相当严格复杂的过程（在这点上他倒很像共产党），因而把学术方法庸俗化了，由此造出了无穷流弊。 第一个流弊便是那口号语焉不详，于是大众便只看见“大胆”，误解了“小心”。对许多人来说，“大胆”意味着“敢说敢想敢干”，亦即毋需在提出前仔细审视假说的出发点，并在提出假设后再以已知事实对假说作“验算”，只需天马行空乱想一气就行了；而“小心”则意味着刻意去搜索有利于那假说的证据。 林思云“没有发生过大饥荒”说和戴逸先生“袁世凯事后坦白”说都是这种“大胆假设”。他们看到了某个自以为可疑的现象，不先仔细考虑那是否真是疑点，便贸然大胆提出了一个假设，再去把“支持”那假设的已知事实专门挑出来，小心翼翼地对与之相矛盾的事实视而不见。 老网友可能还记得，林思云的大胆假设，源于他发现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数统计中的一个“疑点”，亦即62年以后出现了生育高峰，他不知道那是大饥荒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却把那当成是“国家统计局作假”的证据，进而飞跃到“某某作假”的结论。在其后的辩论中，他专门把“支持”他的假设的那几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挑出来，极度小心地回避了其他年份中同样出现过类似现象。最后竟然堕落到当众公开造假，把每年的误差加起来作为“累计误差”，当真是斯文扫地。 戴逸先生的学术论文也有类似毛病：假设的出发点和求证方式都是错误的。 戴文假设的出发点，是错误地以为慈禧处在危险状态中，袁和荣禄却迟迟不去救，反倒莫名其妙地为光绪的性命担忧。他以为这是“疑点”，却不知道这正说明袁、荣二人早知道维新党不过是丝毫不能构成任何实际威胁的几个小丑，帝后冲突乃是绝对一边倒的较量，告密必然触发这一边倒的结局，而他们很怕被当成弑君凶手写入史书，被世世代代的读书人诅咒。 戴逸先生“小心求证”的方式甚至更糟糕，竟然把野史当成正史使用，而且小心到对“史料”中比比皆是的笑话一律视而不见，刻意高选择地、极度牵强附会地专门把有助于自己的假说的“闪光点”挑出来。 此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论者不知道，在想出那假设来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先行“验算”，看看它是否在逻辑上自洽，是否和已知事实矛盾。却把它当成事实论据，在其上建筑更大的假设。 戴文暴露的这个问题同样很突出。例如“徐世昌是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的联系人”本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假设，他却把它当成事实，进行飞跃推理，得出“袁世凯也参与了密谋”的严重结论，却忘记了那假设在逻辑上根本就无法自洽。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如果徐是联络人，还何必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最大流弊，乃是人们不知道或是忘记了史学上的“求证”不是科学上的求证，在一般情况下，所谓“得到证明”，只不过是假说通过了上述三个标准的检验而已，但那只能证明该假说并无明显破绽，并不能证明它就是事实。因为不知道这一点，史学界便普遍流行把猜测（甚至是无法成立的不合理猜测）当成史实的做法，不但把既有的流行猜测当成公认史实加以引用，而且把自己的猜测（甚至是无法成立的不合理猜测）当成史实作为论据使用，而这个风气乃是胡适开的头。 高鹗是《红楼梦》的续作者，乃是胡适首先提出来的。有关论文我是在30多年前阅读的，于今自然只有模糊印象。但即使是在当时，我也觉得立论不够严密。他的证据似乎是：第一，后四十回描绘的结局与前八十回暗示的很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作品。第二，高鹗首先刊出了百二十回全本，号称是在“鼓儿担”上买来的，这太凑巧，毫不可信。第三，高鹗当时是举人，恰与后四十回宝玉中举一样。因此，后四十回乃是高鹗续作的。 这里必须重申，我是30多年前在工厂里当“车间理论小组成员”时看的这些文字，这些年来从未重温过，因此记忆很靠不住，若有遗漏，敬请内行指正，谢谢！ 若我记忆可靠，则任何一个受过合格思维训练的人都该看出，这些理由根本不足以支持“高鹗是续作者”这么一个确凿的结论。前文已经说过，没有直接证据支持、并非唯一可成立的解释，再完美无缺也只能是合理猜测，不能当成事实。 更何况胡说谈不上什么完美无缺，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例如高所称从鼓儿担买来全文也有可能不是谎言，那全文乃是某个好事者续完的，被他偶然购得。又如真正的续作者可能是程伟元，但因为他是大官，不便承认有写小说的“下流爱好”，所以不敢出头写序，等等。胡根本没有排除这些可能性（其实也不可能排除，由此可见史学研究的局限），便贸然作出这一重大判断，最后竟成了定论，使得如今出版的《红楼梦》封面上印的第二作者赫然便是高鹗。 分不清“事实”和“猜测”乃至“欺骗宣传”之间的界限，使得咱们的历史成了小熊说的“有事无实”，亦即只有关于事件的报道是靠得住的，至于事件背后的真相如何则是一笔糊涂帐。戊戌政变就是典型例子之一，过去的“经典说法”乃是康梁欺骗性的一面之词，尽管破绽百出不堪一击，仍然在过去将近一世纪中成了普遍接受的“事实”，其实可信者唯有“戊戌政变”这一事件，至于事实真相则彻底阙如。 不过，“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正是这种 “有事无实”的混帐局面，为受过严谨思维训练的票友提供了用武的广阔天地。方今之世，再没有比史学研究更容易作出重大发现的领域了。票友们要做的，就是仔细审阅那些公认的“史实”，使用简单的逻辑推理，指出其荒诞不经之处，再给出自己的合理猜测来。倘若这合理猜测是唯一能够成立的，则您也就发现了新的软事实。即使不是唯一的，起码您能提供一个不是那么弱智的替代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