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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是贵族分子，以鼓动和领导对麦加拉的战争，夺回萨拉米闻名。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行官，并授权为仲裁者和立法者，并被视为“民选调解官”。梭伦就任以后，第一件重大的改革是“解负令”（Seisacktheia），拔除立在债务人份地上的记债碑，作为债务抵押品的土地无偿归还原主，保障小块农地的水源；禁止人身奴役和买卖奴隶。因债务流落异邦的人，也都回来了。为了使“解负令”得以贯彻，也废除了与土地无关的工商业债务，但不禁止改革以后的工商业信用。其次是禁止输出谷物，准许输出橄榄油到国外，使雅典农业迅速过渡到集约性的果园与园圃经营，这是当时有条件输入粮食后改变阿提卡农业经济结构的带根本性的措施。后来又公布遗产自由，禁止奢侈，限制葬礼的浪费和铺张。这和孔丘提倡的厚葬和“三年之丧”恰成对照。梭伦立法的根本原则是承认私有财产，容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这使得人们放手创办企业，推动了经济活动。 梭伦为了发展雅典的手工业（我们记得，此时正是科林斯陶瓶独霸市场的时代），允许外邦人获得雅典的公民权。梭伦立法关于杀人罪的处理，保持了德拉孔法典的规定。他的法典禁止对他人包括奴隶在内的暴力伤害，从而使奴隶得到相对的人身安全。 梭伦立法，废除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他的法律规定雅典公民分为富农（原称“五百斗级”）、骑士（这二级养得起马，应征为骑兵）、中农（原称为“双牛级”构成重装步兵）、贫民（构成轻装步兵，担负军中杂役）四级，全部有参加公民大会（Eccleeia）的权利。公民大会直接选出执政宫，和其他执政人员如司库和执行法庭判决的“十一人”等，这些公职只有最上层阶级的公民才有被选举权。国家重要政务都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提给公民大会议案的预审工作则由新设立的“四百人议事会”担任。元老院的任务现在是保证国家法律不受破坏，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它的最初成员由梭伦选任，以后，凡执政官任期终了，经审查政绩后加入元老院，并终身任职。“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由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因为，他负责预审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它实际上执掌最高政权。元老院和议事会两者，梭伦比之为船上的两只锚。 梭伦首创了陪审法庭（Heliaea of the Thesmothetae）的新制度。“Heliaea”的原意为集会，陪审法庭的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Assemb1y as A Court），其实际状况，不外行政官员于市集日在市场上审理讼案，而由有空暇时间的若干公民参加。但是把这种办法制度化起来，则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史家还认为，后来成为雅典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对执政官在其任期终了时实行的政绩审查，是人民这种“参与审判”的权利的推广。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的礼制。“礼”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等级秩序，毫无平等可言。儒教礼制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不被礼制囊括于内。其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意是网上的总绳，君、父、夫为“总绳”，臣、子、妻为“网”，网对于总绳来讲，除了服从还是服从，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国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纲，臣子们又是自己儿子、妻子的纲，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总纲的金字塔式的关系网，这个网是真的疏而不漏，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在这个专制的网中，君、父、夫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而臣、子、妻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这是一种单向的权利、义务关系，里面没有双向制约，不存在丝毫平等观念。 国人作为宗族中的基本力量，往往在战事或夺权斗争中有很大的分量，所以，统治者在执行重大事项前时或会对其进行一些咨询。这种咨询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国人只是处在被动的地位，更谈不上如“公民大会”这样正式的权力机构。“商周时期的‘询万民’和‘朝国人’只是君主和诸侯为形成自己的意见从而做出决断而采取的一种咨询方式，有时甚至只是向下属和臣民贯彻自己的决策的一种布政方式。在商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使‘国人’或‘万民’成为社会的一个权力点的任何制度”(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尚书》和《周礼》记载：西周时的庶人不但议政，还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尚书.洪范》)，这一习俗直到春秋时代。《左传》鲁襄公三十一年云：“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这是庶人议政之例。《左传》鲁定公八年云：“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贾(王孙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晋王伐我，犹可以战’，乃叛晋”。这是以庶人为主体的国人参与国家大政决策之例。可见，“庶人不议”是孔子的主张，他连周礼中庶人议政的“亲民秀”都取消了。其实，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议论多；庶人不议，则显示了人民遭受着极为严厉的压制，表明了天下无道使庶人不能议政。庶人们鸦雀无声，特权阶级洪福齐天。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应控制政府，这阻止了贵族议会共和制的产生；百姓不议论政治，这阻止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为说“不”字系误植，必须删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议”，可见搞康有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独裁政治的主张。 鲁迅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莫谈国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学者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 自由是人类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而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其他自由的根基。没有了自由，就成了奴隶。欧里庇德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 孔子反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心灵上桎梏人。他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不在一定的官位，就不能考虑那个位置的政务。也就是说，上级能考虑的，下级不能考虑。没有官位的人，就毫无政治权利了！政治权利的层层递减，到了人民那里就丝毫没有。每个人只能考虑自己分内事，纵使有绝顶的才智，也必须“思不出其位”。 孔子把“越位”议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议政”，他害怕百姓议政危害了他精心维护的等级特权制度。“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于“庶人不议”的权力蛮横，剥夺了民间的参与权利，必然使政治为一小撮当权者所垄断，公权力成了权贵们牟取私利的特权。 孔子要求人们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没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们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思想感情，无一不被等级格式化。他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就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动，当然也不能想。 孔子认为最高典范就是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他一味地怀古、恋古、思古、述古、信古、法古、玩古、学古、教古、吃古、卖古、忠古、孝古……凡是古的，就是好的，而且是绝对的好！为了使中华文化不致消沉堕落，只有一个办法：不许改革，不许创新。如果有人大胆改革创新呢？立刻打压！完全扑灭！ 历史不能确证越古越好。譬如：非洲、南美洲原始部落的头领们浑身穿戴着原始手工艺品，娶上一堆女人、生一大堆孩子、占最大房子的内容。更为恐怖的是：部落之间往往是互相将对方成员做为食物的，在非洲草原上、在南美洲的丛林里还真的找到了这种暴虐行为的人证、物证！屠戮并吃掉同类，这在大多数动物中也是不多见的。 梭伦改革的经济后果 梭伦的“解负令”规定免除一切债务，并且竟得以和平实行，在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例子。梭伦当时的地位是民选调解官，亦即民选的独裁者，具有僭主那样的专政权力。也许因为当时高利贷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已经到了岌岌不可终日的程度，这个调停于敌对阶级之间的独裁者才得以使“解负令”贯彻下去。然而“解负令”并不是平分土地，所以贵族阶级祖传的土地，亦即非因高利贷收进的抵押土地仍归贵族所有，贵族阶级的优越经济地位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所以“解负令”实际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措施。虽然如此，废除债务，连同其他的经济措施，如改革币制，改革度量衡制度，吸收外籍技工等等，确实鼓励富裕阶级以其财富投入工商业，从而使无地人民获得就业于农业以外的职业的机会。他的限制谷物输出，鼓励橄榄油出口的政策，也推动小农发展集约经营的园圃农业。这些都说明雅典迅速地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从此雅典处于“东方希腊”与“西方希腊”海道中心的优越地位，以及它的天然良港庇里犹斯（Plrealis）和法勒隆（Plialerum）日益发挥其作用，不久雅典就成了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梭伦所奠定的雅典的经济发展路线，不是传统的“分裂繁殖”路线，不是广泛殖民于海外，而是相反地保持了人力资源于国内，使纵横不过百里的一个小区域发展成为乡郊有小康的农业人口的大工商业城市，从历史观点说来，这无疑是很大的成功。 梭伦改制的性质及其演变 梭伦政制，以财产多寡区分公民为若干等级，最低一级的平民，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议事会成员，行政官员一律由选举方法产生，按照希腊的政治概念，这是一种金权政治（Timocracy），而不是民主政治。所谓民主政治（Democracy）必须是平民占统治的政体，必须不论财产多寡都有资格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及行政官员，而其选任又必须用拈阄方法，这样全体公民才有可能全部有轮流任职为议事会成员或陪审法庭成员的机会，议事会成员有可能全都有成为议长委员会成员的机会。至于议长委员会，则每年由议事会改选若干次，每届任职若干天，主持全部政务。这样，在议事会全部任期内，又使所有议事会成员都有机会参加议长委员会主持政务。雅典采用这种制度，始于梭伦以后70年的克利斯提尼（C1eisthenes）时代。至于梭伦政制给平民的，则不过是在公民大会内发言与表决、选举的权利，这种权利，充其量只能阻止上层阶级对平民的过分剥削，当上层阶级势力大时，甚至这种阻止作用也难完全达到，于是平民的权利就只剩下在那里发抒一些愤懑不平的感情而已。 但是梭伦的金权政治对于当时的雅典还不失为一次革命。我们不能忘掉改革以前的雅典是贵族阶级的寡头专政，平民不仅无权议政，而且处于债务奴役的状态。改革以后，贵族阶级固然还是当政的阶级，然而非贵族的富裕农民也成了当政阶级，从前实际上并无公民权利（不算做POlites——“城邦的人”即公民）的平民，现在在公民大会中也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了，这显然是一种革命性质的变革。 梭伦公民资格中以“资”为根据的财产，原来仅限于土地财富，这是当时雅典社会的农业性质所决定的。稍后，工商业迅猛发展，计算财产资格时把非土地财富也包括在内，贵族权力进一步削弱。又因为计算标准改按货币不按实物，而物价则逐步高涨，结果雅典公民中因财产资格的限制而没有被选举权的逐步减少，终至寥寥可数。政制的这样逐步民主化，并非梭伦初意，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作为立法者的梭伦 史家考证，梭伦立法并非全部都出于他的创造。梭伦曾经商海外，周游列国。“金权政治”制度，科罗封、伊奥利亚、库梅、卡尔西斯、爱勒特里亚实行于雅典之前，基俄斯则新近实行民主政治，这些成例，大概是梭伦立法的来源。然而棱伦政制并不是拼凑这些成例的结果，而是针对雅典的现实情况所制订的制度，其间有周详审慎的判断，也有冒风险的创造，为希腊的城邦政制开辟了一条“主权在民”的新路。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立法为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雅典准备了条件，也唯有这个“最卓越的城邦”的活生生的例子，才能够把希腊世界推进到这个阶段。 梭伦法典，在财产、继承，犯罪的惩罚等等方面都有革新，他的法典又以其完善、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所称道。它是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主义诸王国法典的楷模，在罗马帝国时代它通行于帝国旧希腊地区，是罗马法的“竞争对手”。法典原文保存于雅典议事会堂，并在市场上立柱公布。从此以后，雅典进入“法律”统治，亦即希腊语所称为优鲁米亚（Eunomia）时代。斯巴达实行来库古的“口传约章”（Rhctta）时间略早于梭伦立法，历史上也称为优鲁米亚。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法治传统，遂于此奠定。 梭伦离职 梭伦的改革，虽然调解了各敌对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发展了经济，一时形成了雅典社会的团结，积极参与了当时近邻同盟的纷争，加入近邻同盟，获得了同盟的投票权，但因贵族丧失太多，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无地平民没有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选调解官”，拥有大权，享有无上威望的梭伦，有理由无限期保持他的政权，成为雅典的僭主。何况公元前6世纪初期，是希腊世界僭主政权盛行的时期。此时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西息温僭主克利斯提尼在位，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各邦到处是僭主盛行，优卑亚岛上著名的铜城拥有大批殖民城市的邦卡尔西斯也在僭主统治下，而且梭伦的朋友们都劝他建立僭政，不要“鱼在网中，却让它跑掉了”。但是，梭伦坚决不为所动。又鉴于贵族对他责难，平民对他不满，要拥立他为僭主的朋友们对他叽嘲，他伫立海滨“好像一群猎狗包围中的狼”。最后，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的法律，他放下了政权，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 在僭主盛行的时代，像梭伦一样的“民选调解官”，有机会建立僭政，而自动放弃政权的，还有累斯博斯岛上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Pittacus），他和梭伦都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