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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卡根，当今世界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头号权威，现任美国耶鲁大学古典学和历史学斯特林讲座教授。2002年美国总统所颁全国人文学勋章获得者。他的最主要学术著作为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新史》，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阿尔奇丹战争》、《尼西亚和约与西西里远征》、《雅典帝国的覆亡》，代表了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现当代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且为战争、政治和战略的一般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四卷专著的简缩本《伯罗奔尼撒战争》为2004年美国全国最畅销书之一。另著有《伟大的对话：从荷马到波里比阿的希腊政治思想史》、《雅典的伯里克利和民主的诞生》、《论战争的起源与和平的维持》。
【编者按：雅典民主制海权帝国的首要领导人伯里克利塑造了一种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略，但这一战略在他去世以前就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失败。此后，雅典逐渐向新战略转移，直至西西里远征惨败，再到雅典帝国最终毁灭。这一历史过程包含深刻和多面的战略机理和遗训。】
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公元前431—前404）里，雅典人及其盟邦打了一场可怕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先是同主要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人及其盟邦交锋，但最终还与他们自己的许多叛变了的盟邦作战，并且同阿黑门尼德的波斯帝国几乎用之不竭的财政资源较量。从雅典人的角度看，它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人则大概将它视为“雅典战争”。然而有如希腊史的那么多部分，我们是从雅典人的视角来看它的。我们关于这场战争所知的大多来自奥洛鲁斯之子修昔底德——一位同时代的雅典人，公元前424年任将军，在一个由他部分负责的城市陷落后被判放逐，直至战争结束。他个人的灾祸对后世来说实属幸运，因为他的放逐使他能够周游希腊世界，同双方的参战者交谈。这样就产生了一部异常公允、异常深刻的史书。
从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视角看，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如一场世界大战，就像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的那样。……这场战争是希腊史上一个可怕的转折点，导致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毁坏，加剧了派系敌意和阶级敌对，使希腊各邦互相离异，破坏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最终削弱了它们抵抗来自外部的征服的能力。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厄运，也尽管他们自己犯了种种错误，并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敌人聚合起来反对他们，雅典人仍然有几次显著地接近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至少维持其独立和权势不变。他们的最后失败也不是必不可免的。的确，修昔底德强调把他们打倒是多么困难：
甚至他们在西西里失败之后——在那里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舰队和其余兵力，而且派争已经在雅典爆发——他们仍然继续坚持了10年，不仅抗击他们先前的敌人、加入其行列的西西里人以及倒戈反对他们的大多数盟邦，而且后来还抗击向伯罗奔尼撒人提供金钱以建设海军的（波斯）大王之子居鲁士。他们在因为内部争斗而自相残害以前，也没有屈服。
什么类型的国家如此坚韧地战斗但输掉了古希腊史上最大的战争?
为理解雅典国家的形势和特性，把它当做“雅典帝国民主制国家”来想是有益的，而且这一名称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重要含义。……
雅典的最高权力在于议政大会（ekklesia）。所有政策，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军事还是民政，都由它决定。它一年开会不下40次，会场是露天的，在阿克罗波利斯旁边，俯瞰雅典市场。所有男性公民都有资格与会、投票、提案和辩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约有4万雅典人有此资格，但参加大会的人数很少超过6000。它是批准和约和宣战的机构，所有战略决策首先在几千人面前提出、讨论和辩论，每项行动的每个细节都必须得到其中的多数批准。对于任何征战，议政大会都投票表决，表决对象包括征战的目标和目的、所用舰船和人员的数量和具体性质、要开支的资金、统率部队的将领以及给这些将领的具体指令等。
在由选举而非抽签决定的很少数雅典国家官员中间，最重要的是10名将军（strategoi）。由于他们在会战中指挥雅典陆军师团和舰队，他们就必须是军人；由于他们需要为一年的将军任期赢得选举，而且有可能无限期地连选连任，他们就必须是政客。公元前5世纪里，大多数将军在这两方面都有本事，虽然有些在一个方面比在另一个方面更能干。尽管这些人在打仗时能够，也确实强行实施军纪，但他们在城内并不很有权势。他们一年里至少有10次面对正式的、抱怨和批评他们的在职行为的时机，而且任期结束时还不得不充分交代为官期间在军务和财务两方面的所作所为。每一次这样的场合，他们如果被指控行为不良，便需接受审讯，要是被判犯有罪过的话，就可以处以严厉的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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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制国家的权势和繁荣依靠它对自己的海上大帝国的支配，这个大帝国以爱琴海、海中诸岛和沿岸诸城市为中心。它开始于提洛同盟——一个自愿的联盟，由一些邀请雅典领头继续进行对波斯的解放和复仇战争的希腊城邦组成，逐渐变成了一个在雅典支配下、主要为雅典的利益运作的帝国。随岁月的推移，差不多所有成员都放弃了自己的舰队，改而向一个公共金库纳款，而不是提供它们自己的舰船和兵员。雅典人用这金钱来增加自己的舰船，并给每年有8个月操桨摇橹的划手们支付报酬，于是雅典海军成了到那时所曾有过的规模最大也最精良的舰队。帝国岁入提供了一笔在海军所需之外可观的剩余资金，雅典人将其花费于他们一己的用途，包括使他们的城市美丽荣光、使其人民有活可干的宏大的建筑计划。这也使他们能够积累起一笔巨大的后备基金。海军保护他们商人的船只，使之安然从事地中海四周及其以外的兴旺的贸易。它也给了雅典人获得乌克兰小麦和黑海鱼类的通道，以此他们能够补充自己不足的本土食物供应，甚至完全取代之……
为了理解伯里克利的目的和他选择来达到这些目的的战略，有必要考察这场战争的起源。从公元前461年至前445年，雅典人断断续续地对斯巴达人及其伯罗奔尼撒盟邦进行一场战争，现代学者称之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那一时期的一段长时间里，雅典人控制了从希腊中部延伸至科林斯地峡的内陆领土。当他们保持住这片领土时，他们能够堵住在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人，截断其盟邦的贸易，特别是其主要海军盟邦科林斯的贸易，而他们自己始终得到保护，免受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然而，这一雅典陆上帝国内部的反叛，使得伯罗奔尼撒军队可以直入阿提卡，伯里克利只有靠谈判出“三十年和平”才能避免一场大的陆上会战。这一和约对伯里克利和大多数雅典人来说颇令人满意，因为它承认了雅典帝国，并且将希腊世界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雅典人控制爱琴海，斯巴达人控制内陆。这一条约中一项独特的条款保证了为“和平共处”作认真的努力，办法是规定在未来发生争执时进行强制性仲裁。伯里克利的长期目标是维持这一和平。
同伯里克利的希望大为相反，当科林斯攻击中立的科尔基拉岛（即现代的科孚岛）、而科尔基拉人请求雅典人与其结盟反对科林斯时，大战降临了。和约特别准许中立国加入任一方，但同科尔基拉结盟反对科林斯引起了显而易见的难题。伯里克利和雅典人知道，在希腊世界，别的拥有相当大规模舰队的城邦唯有科林斯和科尔基拉。如果科林斯和科尔基拉两支舰队在一个敌对的统领下联合起来，这一联合力量就能挑战雅典对海洋的控制，从而威胁其安全。斯巴达人不急于走向战争，因为他们知道雅典人没有正式破坏和约，而且他们不乐意为了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争吵被拖入一场大战。伯里克利指望斯巴达人通达明理，懂得雅典对他们和他们的盟邦并无图谋，而只是在防御性地行动。随着危机持续下去，科林斯人说服了斯巴达人，使之相信雅典本性上是扩张主义的，构成一种持久的危险，因而必须摧毁雅典帝国。
伯里克利不希望战争，但他采取了一些令伯罗奔尼撒人愤怒和惊恐、有助于主战者在斯巴达占上风的行动。他支持雅典同科尔基拉结盟，并且干预雅典的一个盟邦波蒂泽阿的自主，担心它由于传统上与科林斯的密切关系而可能叛变。这两项行动都激怒了科林斯。他对梅加拉实施禁运，切断了它同雅典及其帝国的贸易，以惩罚梅加拉帮助科林斯打击科尔基拉，并且遏阻其他伯罗奔尼撒城邦介入这一争斗。愤怒的梅加拉人于是加入了要求斯巴达率领伯罗奔尼撒诸邦对雅典开战的大合唱。伯里克利拒绝了斯巴达的一切要求，坚持严格按照条约将所有歧议提交有约束力的仲裁。斯巴达人从未要雅典撕毁同科尔基拉的条约，他们甚至一度提议，只要雅典人废除对梅加拉的禁运令就保持和平。这个禁运令对雅典来说并非至关紧要，而且许多雅典人希望接受斯巴达的提议。为什么伯里克利拒绝?什么使他宁愿就“一张废纸”打一场讨厌的战争，而不做出让步?
伯里克利知道，斯巴达人是极不乐意地接受了雅典帝国的存在。从一开始，斯巴达就有一派人愤恨雅典的权势，意欲摧毁之。通常这一好斗的派别处于少数，但它不时（特别在形势使得雅典看来易受伤害时）利用雅典的无论意图有多清白的行为来恐吓斯巴达的多数，使之投入战争。它在先前30年里两次得逞，还有一次险些得逞。对伯里克利来说,“三十年和平”，特别是其仲裁条款，提供了阻止威胁重演的一个途径。然而，在整个危机期间，斯巴达人始终无视自己的条约义务：
斯巴达人早就显然在阴谋反对我们，而这一点现在更清楚了。条约载明，我们之间的歧议必须服从仲裁……但他们自己从不请求仲裁，当我们现在提议仲裁时也不接受。他们想用战争而非协商来解决自己的不满，而且目前他们在此不再请求，而是已经在强求。 不仅如此，大多数雅典人是农民，他们的土地家园位于长墙以外。伯里克利的战略要求他们坐视斯巴达人毁坏他们的房舍、庄稼、葡萄藤和橄榄树。面对这些事实，并且考虑到传统的力量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即使事后来想也难以理解伯里克利怎么说服了雅典人采纳他的战略。部分解释在于他到公元前431年已取得的那种无比有力的政治地位。20年里没有发生任何政体变动，然而伯里克利的才能、他的持久任职和在挫败挑战方面的成功给了他史无前例的影响力。公元前443年，他使得头号反对派的首领人物遭到放逐，接下来的岁月里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组织的政治集团对他进行挑战。大概只有伯里克利才有想象力来构思一个与如此深切和强烈的传统成见直接抵触的计划，而且肯定只有他才有能力将这计划付诸实施。由于此等功绩，汉斯*德尔布吕克将他奉为“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他的伟大在于设想出这一计划，以让出整个阿提卡而非采取半吊子措施来决绝地加以实行。然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使得一个民主的议政大会通过这计划，并且依靠自己人格的力量保证其贯彻:“实现这一决定乃将才之举，可与任何胜利媲美。”……
伯里克利所以要打，是为了证明斯巴达的“鹰派”错了。他很清楚地向雅典人表达了这一点，说“如果我认为我能说服你们，我就会敦促你们出来摧毁你们自己的财产，以便向斯巴达人表明，你们不会为拯救这些财产而听命于他们”。他相信，一旦斯巴达人明白雅典人甘愿作出必要的牺牲，规避陆战，遵循他的史无前例的战略，他们便也会懂得对雅典的战争徒劳无益，从而谈判媾和。由此而来的协议虽然实质上同“三十年和平”并无二致，却会是牢靠经久的，因为斯巴达人将承认雅典之不可战胜。
为贯彻自己的战略，伯里克利拥有既超出先前任何希腊国家、也远多于他的敌手的资源。除了有其帝国的附庸国来缴纳贡金和舰队划手，雅典人还有一些自由的盟邦来提供他们自己的战舰和水手，连同某些步兵、骑兵和金钱。雅典的权势和希望基于其宏伟的海军。在其船坞内，有着至少300艘适于航海的战舰，还有雅典人在需要时能够修理和使用的其他一些舰船。雅典的自由盟邦——莱斯博斯、希俄斯、科尔基拉——也能提供战舰，总共也许超过100艘。与这一庞大的舰队相敌对，伯罗奔尼撒人能够派遣约100艘战舰，然而像战争的头四年反复证明的那样，其水手的技能和经验根本比不上雅典人。
伯里克利知道，海战的关键因而也是他的战略的关键，在于有钱来建造和维护战舰，并且支付其水手。在这一方面，雅典也拥有巨大的优势。雅典在公元前431年的岁入为1000塔伦，其中400塔伦来自内部岁入，600塔伦来自贡金和其他帝国资源。虽然每年可以得到约600塔伦来支付战争代价，但这一数量不足于经久维持伯里克利的计划。雅典人将需要动用他们殷实的资本。战争开始时，雅典人拥有在国库中的6000塔伦银铸币，另外500塔伦未铸成钱币的金银，还有在阿克罗波利斯的雅典娜神像上值40塔伦的金片，那是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拆走和融化的。伯罗奔尼撒人无法与这一异常巨大的财富攀比。斯巴达国王如此表达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我们在国库里没有钱，也无法轻易靠税收来筹款。”科林斯人比别的城邦要富些，但他们没有后备基金，而伯里克利颇有理由告诉雅典人“伯罗奔尼撒人没有钱，无论是公帑还是私款”。
除非运用者忠实地贯彻其构思，即使是最高明、筹划得最好的战略也不大可能成功。有如德尔布吕克指出，伯里克利面对的大挑战在于使雅典人遵循他的规划。伯罗奔尼撒人起初的入侵故意从容不迫，指望雅典人会清醒过来，看到他们的土地家园被毁坏以前就屈膝投降。在入侵者并未推进到超出他们于公元前446年所到之处的限度内，雅典人还沉得住气，认为敌人可能会像从前那样掉头退去。然而，当他们逼近城市，众目睽睽地毁坏农田农舍时，雅典人再也忍不住了。修昔底德如此描述他们的反应：
自然，一览无遗地眼睁睁看到自己的土地家园被蹂躏，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年轻人从未见过这种景象，年长者自波斯战争以来也没见过。普遍的，特别是较年轻的人们中间的舆论，是他们不应当坐视不管，而应当挺身出城制止之……全城激愤，盛怒万状，而且人们对伯里克利大为生气。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事先对他们的告诫，辱骂他是个胆怯的将军，不会率领他们出城战斗，将他们的一切麻烦都归咎于他。 斯巴达人提议在战前现状的基础上媾和。大多数学者相信，雅典人本应接受这一提议。他们认为这是个伯里克利式的和平，然而斯巴达的提议够得上这一称呼吗?伯里克利的目的多半是心理性质的。他并不指望使斯巴达人无力对雅典进行战争，而是要使他们不愿这么做。他力求使之确信自己没有能力打败雅典，可是他们演讲的要义表明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将自己的麻烦归咎于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他们随时可以扭转。从伯里克利那样的观点看，斯巴达人没有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
尽管如此，尼西亚斯仍然赞成媾和。克里昂反对媾和，争辩说只要扣住斯巴达俘虏，就能在想要和平的任何时候得到和平。而且，他坚持要一种将保护雅典免遭入侵的和平。他的媾和条件包括在斯法克特里亚的斯巴达人投降，并且移送雅典，同时没收梅加拉的所有两个港口。斯巴达人当然不答应，于是雅典人按照克里昂的意见，拒绝了斯巴达的媾和提议。
当尼西亚斯证明无法抓住在岛上的斯巴达人时，克里昂接过这任务，与才华横溢的德摩斯梯尼协作，迫使斯巴达人投降，并且带俘虏班师回朝。在派罗斯的胜利给了雅典人支配权。只要他们扣住俘虏，阿提卡就免遭入侵，因为他们威胁如果斯巴达军队进入阿提卡，他们就杀死人质。不仅如此，俘虏的投降对斯巴达的自信和威望是个可怕的打击。“在希腊人眼里，这是此次战争中最出乎意料的事件，因为他们相信斯巴达人永不会由于饥饿或任何其他强制而交出自己的武器，而会尽力紧握不放，直至身亡。”……
派罗斯和斯法克特里亚之战结束了伯里克利战略。克里昂和德摩斯梯尼对胜利的定义不是心理上的，而是具体和有形的。他们希望控制梅加拉和维奥蒂亚，从而恢复雅典在其权势鼎盛时节享有过的不易受伤害性……公元前424年，德摩斯梯尼构思了几项大胆和创新性的计划来达到这些目标。它们涉及里应外合——敌方城邦内的政权反对派与借奇袭之掩护逼近敌城的雅典部队合作，依靠细致的协调和时机把握。两战皆功败垂成。梅加拉冒险所以失败，是因为伟大的斯巴达将领弗拉西扎麾下的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恰巧在错误的当口位于附近。……
这些逆转大大损害了雅典新的进取性战略，弗拉西扎更是给了它致命的一击，那就是他统兵北进，突入雅典帝国的色雷斯地区，夺取了不少帝国城镇，特别是战略上关键的安菲波利斯。这些灾祸使雅典人泄了气，他们在公元前423年春天同意休战一年，以期谈判出一个持久的和平。和平证明无法取得，休战到期时克里昂领军北上，要收复丢失的领土。在收复安菲波利斯的战斗中，弗拉西扎和克里昂双双殒命。这就挪去了两大城邦中最为好斗冒进的领袖，阿里斯托芬称为“一对战争棒槌”的人。雅典人已经厌战，斯巴达人则从公元前425年往后一直在提议媾和。尼西亚斯在克里昂逝去和进取性战略声名扫地的情况下，以战前现状为基础（有几处例外）谈判出一项为期50年的和约。对许多人来说，它似乎在10年漫长的战斗之后，实现了伯里克利的目的，尽管依靠显著背离他的战略才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这和平一开始就是个错觉。它甚至远没有满足伯里克利式的要求，因为斯巴达人从未承认自己无力打败雅典。相反，当雅典人在谈判中拖延不决时，斯巴达人威胁入侵阿提卡而不管俘虏的命运。雅典人在这威胁面前屈服了。尽管如此，斯巴达人不顾一切地想取得和平，因而背弃了自己的盟邦。和约条款将梅加拉的港口和科林斯的领土留在雅典手里，并且要求维奥蒂亚人交还雅典人的帕纳克图姆要塞。因而，斯巴达的心怀不满的盟邦们设法重新开战。他们希望把两个重要的伯罗奔尼撒城邦伊利斯和曼蒂内阿卷进来，这两个城邦都与斯巴达有严重争执。斯巴达人急于媾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同阿戈斯的条约于公元前421年春天过期，阿戈斯人拒绝续约，并且正在准备再次挑战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领导地位。他们的野心是对维持和平的进一步威胁。在此关头，雅典人是斯巴达人的一个容易得到的对手：伯罗奔尼撒同盟处于骚动之中，阿戈斯人是新来者，劲头十足地急于挑战斯巴达，加上雅典人能够通过从派罗斯和海上发动袭击来随意引发大浩劫。然而，雅典人疲倦了，而且好斗派一时群龙无首。因此雅典媾和。
和约的徒劳无用本应立即就一目了然，因为斯巴达人从未诚心打算交还安菲波利斯，而这是雅典人认为必不可少的一项规定。没有交还安菲波利斯的承诺，斯巴达和雅典就不可能在公元前421年媾和，而不履行这承诺，和平就不可能持久。没有任何雅典政治家能够在安菲波利斯重归雅典掌握之前迫使雅典人交还派罗斯，即使影响最盛时节的伯里克利也不能。除非这两件事发生，否则和平的破裂只是迟早的问题。 亚西比得——伯里克利的富有魅力和野心勃勃的年轻侄子和被监护人——很快兴起为尼西亚斯的主要竞争对手，成为那些希望重新开战的人的斗士。阿戈斯已经动手组成它自己的同盟——包括曼蒂内阿和伊利斯在内的一股“第三种力量”。亚西比得希望雅典加入它们的行列，组成民主制城邦的四方同盟，以毁坏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位，从而消除它威胁雅典的能力。这一新战略的成功将使一场对斯巴达的陆战获得大胜成为可能，同时对雅典人本身来说几乎全无风险，因为绝大部分兵员将来自那三个与斯巴达及其所余盟邦作战的伯罗奔尼撒民主制城邦。亚西比得战略的外交部分成效绝佳。公元前418年夏天，斯巴达人在没有得到他们的科林斯和维奥蒂亚盟友援助的情况下与敌手交战，仅占微弱的数量优势。亚西比得后来夸口道:“不用雅典人冒大危险和出大花费，斯巴达人就被迫将其霸权押在单独一次战役上面。”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亚西比得竟然没有参与那场作为其战略的高潮的战役。在后伯里克利时期很不稳定的雅典政治中，他恰恰在他的计划开始结果的同一年未能连选连任将军，而反对该计划的尼西亚斯及其同党，却肩负起实施该计划的责任。雅典仅派遣了一千名步兵和一些骑兵，它的海军保持闲置。如果雅典像能轻易做到的那样多派三四千名步兵，形势本将对斯巴达人大为不利。如果他们在战役前几天对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海军袭击，他们本可迫使斯巴达人减小在曼蒂内阿的兵力规模。即使如此，战役仍胜负难定，盟邦险些结束战争，终止斯巴达的权势。然而，他们终究输掉了战役，从而失去了机会。
无论是尼西亚斯还是亚西比得，在经过这段插曲后都未有足够的声誉来占取上风，而那“虚假的和平”勉强拖延下去，与此同时沮丧的雅典人搜寻一种新的政策。当来自雅典的西西里诸盟邦的使节于公元前415年抵达、请求援助反对锡拉丘兹及其卫星城邦时，形势便是如此。……
雅典人在公元前415年并无紧迫的原因要前往西西里。对他们那些遥远的小盟邦的呼吁，他们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置之不理，要是他们决定这么做的话。锡拉丘兹人取得对全岛的控制，并且运用其权势在战端重开时帮助伯罗奔尼撒人这一危险，只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不需要立即对此有所行动。某些雅典人——虽然有多少很难说——将西西里看做埃尔多拉多似的地方。假如他们能够征服该岛，把它添入帝国，他们就会解决雅典的财政难题，使雅典人民富起来。尼西亚斯当然反对远征，亚西比得却强烈地赞成之。他现在的名望和影响比得上他年长的对手——富有和尽责的尼西亚斯，后者是一名杰出的（如果说是谨小慎微的）将军，从未输掉过一场战役，雅典人将其尊崇为神的宠幸。亚西比得看来力图超过自己的监护人和叔父伯里克利的地位和成就。在西西里取得辉煌成功似乎是在雅典得以出人头地的途径。
他的计划典型地精明机巧，不冒风险。他只要求60艘战舰，同公元前424年在西西里部署的一样多。他将把这些舰只带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并且运用自己的外交技巧来争取那里的城邦加入一个反锡拉丘兹同盟。依凭他的战舰和他们的兵员，他们能够在会战中打败锡拉丘兹，或者靠围困来夺取该城。将锡拉丘兹置于控制之下，就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雅典人在西西里为所欲为。……与此同时，亚西比得的计划对雅典人几乎全无危险。大多数仗将由西西里人来打，况且如果计划失败了的话，雅典人可以扬帆撤回。在最坏情况下，甚至丧失60艘战舰及其全部水手，在战略上也无关大局，虽然这将是个严重损失。这个最初的计划完全不可能造成实际上发生的那种西西里大败。
导致灾难的是尼西亚斯那蠢笨得惊人的政治把戏。在第一次表决中失败后，他为扭转决策设计了一项计谋。这次他试图吓阻雅典人不去追求他们的目的，办法是夸张为了成功和安全所需的兵力规模。这一谋略出了错，民众表决批准尼西亚斯明确提出的一切。风险甚小的一次有节制的远征，突然变成了一场动用巨大的兵力来从事的大战役，其毁损将招致灾难。作为这场战役的首要倡导者，亚西比得将行使指挥。然而议政大会怀疑其年轻莽撞，还挑选大不乐意的尼西亚斯为他的同僚。由于这两个人意见不一，能够彼此作梗，因而雅典人还指定了第三位将军来打破平局，那就是拉马胡斯，一位勇敢和有经验的军人，但也是一位小得多的、缺乏政治支持的人物。……
这辆“三驾马车”动身前往西西里，中途在意大利足端的雷伊乌姆停留。事情立刻开始出错。……雅典兵力的巨大规模吓坏了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甚于锡拉丘兹使他们害怕的。雷伊乌姆人拒不让雅典人入城。
三位将军现在开会，讨论他们随后的步骤。一开始就反对这场战役的尼西亚斯实质上提议虚张声势地显示武力，然后迅速返程回国。亚西比得认为这样一个权宜之计大失脸面。他的建议与此相反，是他最初战略的一个降级版本。他将运用他的外交才能来争取西西里的希腊城邦甚至西西里本地人，让他们来提供兵员和粮食。有他们做盟友，雅典人就能进攻锡拉丘兹。拉马胡斯则提议立即扬帆启程，直接进攻锡拉丘兹。修昔底德赞成这个计划，认为它是最好的，而且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看法。迅速攻击本来很可能从没有准备的西西里人那里夺得这个城市。然而，拉马胡斯并无机会。尼西亚斯希望无所作为，进攻锡拉丘兹的想法无疑吓住了他。亚西比得有他自己的计划，不会考虑任何别的。由于不愿接受尼西亚斯的胆怯虚弱的谋划，拉马胡斯勉强地支持亚西比得。
在新的情况下，亚西比得的计划看来不大可能会成功。然而，当一艘船驶来，命令亚西比得返回雅典经受审判时，它便成了败局。在舰队启程以前，亚西比得被指责与一项极严重的宗教亵渎有牵连，但他当时没有面临诉讼。然而他动身之后，他的政敌设法使他被召回，以经受审判。他不肯从命，逃到斯巴达，在那里他将使自己的同胞大受危害。
拉马胡斯阵亡后，不喜欢整个这一使命的尼西亚斯独掌职权，而这时要放弃这战役已经为时过晚。他对锡拉丘兹围城战的拖拖拉拉的操作导致其失败，使得伯罗奔尼撒人能够提供证明是决定性的支援。他在病恙和沮丧之中请求增援，希望议政大会将予以拒绝，把他和军队召回。相反，雅典人将赌注翻番，送去了请求的所有支援，外加德摩斯梯尼。然而这太晚了，因为雅典的阵地已无法坚持下去。德摩斯梯尼试图说服尼西亚斯趁着还有时间挽救部队之际赶紧撤兵，但尼西亚斯拖延从事，因为他害怕回去后将会受到的对待。最后，他决定撤兵，但一次月食使这位迷信的将军将部队保留在原地不动，直到逃脱已变得不可能为止。
修昔底德称西西里远征是“这次战争期间发生的最大行动，因而它至少在我看来，是我们所知的任何希腊人所曾碰到过的最大行动；它是胜者的最大光荣，败者的最大灾难。因为，败者遭受了全面、彻底的打击；他们遭受的苦难在每个方面都是最严重的，因为如人们所说，他们遭到了彻底毁灭——他们的军队、他们的舰船以及所有一切都被毁灭了，回到家的仅仅是极少数”。 |
| 没有别的途径。为了获得真正的胜利而非伯里克利式的平局，雅典人必须找到一种在陆上打败斯巴达人的办法。斯巴达未能履行交还安菲波利斯的义务，这就使雅典人转向一种能够赢得战争的战略，那就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陆上击败斯巴达。然而，尼西亚斯承袭下来的伯里克利战略已变成了雅典的天然战略。民主制的雅典无法坚持这么一种较为进攻性的战略，亦即涉及陆战，但不造就速胜，特别是在它已经逐渐习惯于只冒小小的风险、只付低微的生命代价来从事战争之后。到亚西比得的新战略陷于危机时，尼西亚斯领导下的旧势力重新占据上风；赞同尼西亚斯观点的人担任将军，他们实行新的进攻性战略时胆怯懦弱，或三心二意，很高兴因新政策失败而规避灾难。在败北于曼蒂内阿之后，尼西亚斯及其同党乐于回到一种虚假的和平，而真正的和平仍属幻觉。唯一的问题是战争将在何时何地重新爆发。
旧战略甚至无法赢得伯里克利追求的那种有限胜利，更不用说一种将剥夺敌人的战斗能力的胜利，这种胜利由于斯巴达的决心而变得不可或缺。为此，雅典人本将需要采取攻势，在陆上进行一场大战役，并且找到赢得这场战役的办法和时机。然而他们避不下此决心。在一个变得自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安全岛的国家里，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它已形成了一种规避重装步兵战的很大部分危险和不愉快的作战方式。这种战争风格使得雅典人能够迅速集中兵力，袭击缺乏准备的敌人；它使得他们能够打击别人，同时他们自己的城市和人口无虞危险。这一作战风格的成功使之看来像是唯一必要的，而在陆上损失惨重的败北令雅典人很不乐意冒险进行其他陆战。……
公元前431年的雅典满足于自己所处的形势，有能力使敌人摆脱不了困境。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规避采取进攻性行动的风险这一诱惑非同小可，然而它包含着危险。它鼓励了一种我们或许可称之为“防御崇拜”的心态僵化。这样一种心态可以诱使领导人将一项先前成功的战略，或者在一般的理论中得到支持的战略应用于一种它在其中并不恰当的形势。……
战争一旦开始,“防御崇拜”使得雅典人不去采取胜利所需的措施。他们在公元前418年丧失了自己的最佳机会，结果是在三年后的西西里远征中进行大得多的投资，并且冒更大的风险。这两个事件之间可能有联系。也许，曼蒂内阿战役的结局令谨小慎微的传统政策名声扫地，鼓励了一种较为大胆、较有进取性的精神，而雅典人此后便不适当地将这应用于一场无关紧要的边缘战役。在西西里惨败之后，他们只能试图坚持下去，直至斯巴达的乏力和内部歧议导致某种可接受的和平。甚至在那时，对斯巴达的不信任和对他们自己海军优势的信心仍然导致雅典人拒绝一项本来会避免战败的和约。然而，雅典已经耗尽了它的海军力量所依赖的国库，政治争吵则使雅典人无法得到他们最好的将领。可是，斯巴达人有波斯的金钱支持，还有来山得的精明的领导，学会了如何足够好地进行海战以赢得战争。大讽刺在于，敏捷、积极进取和善于创新的雅典人（就像科林斯人在战前将他们同斯巴达人比较那样）不如迟钝、墨守传统和缺乏想象力的斯巴达人那么能够调整自己，适应一种不同的作战方式。…… |
| 为了评估其规划，我们需要知道伯里克利预期斯巴达人打多久。那些认为阿尔奇丹战争（公元前431—前421）的结局证明其战略有道理的人一般不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隐含地推断一场长达10年的战争并未超出他的估算。这一想法部分地是依据伯里克利在战争前夕对雅典人的演说。他说伯罗奔尼撒人“没有海外战争或持久战的经验；由于他们穷，他们只发动互相间的短暂的战争”。绝大多数伯罗奔尼撒兵士（他们几乎全是斯巴达人本身）耕耘自己的田地；他们不能离家太久，并且不得不用自己的钱来负担远征的代价。这样的人宁愿拿自己的生命而非自己的财产来冒险,“因为他们拿不准他们不会首先用完自己的资金，特别是如果战争持续得比他们预期的长，而这是很可能的”。
伯里克利正确地争辩说，伯罗奔尼撒人缺乏资源发动那种本来会危及雅典帝国的战役；然而，没有什么来阻止他们年复一年地入侵和蹂躏阿提卡。这些入侵不长于一个月，代价只是兵士们的食粮。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年复一年地支出为维持伯里克利战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雅典的国库能坚持多久?有可能对平均每年的耗费形成某种观念，办法是考察战争第一年，当时伯里克利牢牢地控制着雅典的事态，他的战略也得到不折不扣的应用。那是像平常一样没有什么冒险的一年，雅典在备战方面仍然井井有条。伯罗奔尼撒人于公元前431年入侵阿提卡时，雅典人派出了100艘舰只游弋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由30艘舰只组成的一支分队驶去护卫关键的埃维厄岛。另外已经在封锁波蒂泽阿的70艘舰只使当年服役的雅典战舰达到了总计200艘。一艘出海的战舰每月耗费一塔伦，而战舰留在海上的时间通常为8个月（尽管封锁很可能要求在波蒂泽阿的战舰全年留在海上）。按照这些估计，海军开支总共为1600塔伦。陆上兵力需要另外的开支，在波蒂泽阿的兵力耗费其中最大部分。至少有3000名步兵参加了那里的围城，有时还更多；一项保守的平均估计是3500名。兵士每天每人得到一德拉马赫，随员亦然，因而陆军每日的耗费至少为7000德拉马赫，或曰一又六分之一塔伦。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字乘以360，即一年的大致天数，所得的总数就是420塔伦。肯定还有其他军事耗费，但仅海军开支和在波蒂泽阿的部队就需要耗费2000塔伦以上。其他两种基于不同类别数据的计算提供了相似的数目。
显然，伯里克利必定预期一年要花费大约2000塔伦来进行战争。于是，这么一场战争打三年，将耗费6000塔伦。在战争的第二年，雅典人投票议决从他们的后备基金中划出1000塔伦，只用于“如果敌人对雅典城发动海军攻击，而他们不得不保卫该城”，并且规定任何可能提议为任何其他目的使用这一款项的人将处以死刑。仍有5000塔伦可用的后备基金，如果我们加上三年的帝国岁入1800塔伦，就有6800塔伦。因此，伯里克利能够将其战略维持三年，但第四年就维持不了。
伯里克利能够算得比我们精确得多。他很少有可能预期打一场为时10年的战争，更极少可能料到它最终竟延续了27年。他希望迫使斯巴达——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真正领袖——的舆论改变。考虑到斯巴达人起初对开战大为犹豫，他们表决开战后拖延许久才开始采取行动，还有在战争中间他们试图谈判媾和，而且斯巴达国王颇不乐意发动战争——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伯里克利的希望不是没有道理的。……
伯里克利可能预期斯巴达舆论的这么一种变化迅速到来，可能在一个作战季节过后到来。或许它需要经过两年类似的行动，肯定不会多于三年，因为斯巴达要持续徒劳无功地冲击雅典的防御战略是不合情理的。这个计划没有奏效。第一年就可见麻烦的迹象。斯巴达人毫无退缩之状，波蒂泽阿顽强坚守，以意想不到的程度消耗着雅典的国库，并且危险地削减着伯里克利可犯错误的余地。第二年，瘟疫几乎招致大灾难。甚至在它突然降临以前，伯里克利就已决定加强压力，办法是对伯罗奔尼撒城邦伊皮扎夫鲁斯发动大进攻。他没有改变战略，而只是强化其实行，以加速训导伯罗奔尼撒人。当伯里克利去世时，他“将防御战争作为遗嘱留下来”。
……他期望敌人在受到惩罚、继续战争之徒劳无益变得显而易见时，会理智起来。……当决策者并非远离民众的贵族专家，而是一国的广大公民时，公众舆论起有力的作用，激情和对敌仇恨经常湮没关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斯巴达和雅典显然是这样的国家。我们这个世纪里的一些小国尚且超出审慎地坚持抗击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在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中双方大致势均力敌，顽强抵抗和不畏牺牲就更有可能。伯里克利战略正是在这一点上失败了。 这就是使伯里克利为难的事情。如果雅典人在武力威胁之下接受了斯巴达的要求，他们就会使自己的城邦倒退半个世纪——倒退到斯巴达是希腊人独一无二、毫无疑义的领袖的时期。雅典的权势和独立就将由斯巴达国内政治的起伏波动任意支配。“三十年和平”保障了雅典与斯巴达的平等，保障了希腊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这一安排基于互不干预的原则，小心翼翼地规定了与中立国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规定了用仲裁来处理分歧。如果雅典人现在屈从于武力威胁，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平等权利，听任自己处于斯巴达人想讹诈就被讹诈的境地。因此，伯里克利拒绝撤销梅加拉禁令。他如此向雅典人解释他的看法：
你们任何人都不要以为如果我们不废除梅加拉禁令——他们特别将撤销这个禁令提出来，作为避免战争的一个途径——就是在为一桩鸡毛蒜皮之事走向战争，都不要用自己为一桩小事开战这一事后想法来责备自己。因为，这桩“鸡毛蒜皮之事”包含着对你们的决心的肯定和考验。如果你们屈从了，你们就会马上被要求做出新的、更大的让步，因为你们出于恐惧已经做了第一个让步。
这是个拒绝绥靖的经典的原理说明，其勇气和决心值得赞赏。然而，伯里克利的担心是否有道理?就眼前的危机而言，没有道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具体怨艾并非至关重要。假如雅典人撤销梅加拉禁令，危机本来大概会平安过去而不爆发战争。然而另一方面，伯里克利关于斯巴达始终存在一个敌意难消的派别的看法是正确的。假如雅典做出被要求的让步，可能暂时平息通常审慎平和的多数派的担忧，但也可能导致斯巴达在未来的冲突中采取一种更强硬的路线。伯里克利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种战略，它能够保证成功，使得斯巴达人明白放弃威胁和战争为好。他相信，只有他才能说服雅典人采纳和实施这战略。这一自信肯定是对的。他所以拒不让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此当做独特的机会，以此可以将雅典帝国和斯巴达—雅典关系置于一个恒久、健全的基础之上。有一种表面看来大有希望的战略可供采用这一点，可能助成了战争的爆发。
伯里克利确信斯巴达要打仗的决定是个失常现象，因而采取了一种旨在使斯巴达人明白他们犯了错误的战略，一种为了在战前现状基础上恢复和平的战略。他设想这么一个世界：在其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认识到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从而将尊重对方的完整。
一项成功的战略必须基于对战争目的有清晰的理解，并且对双方可以得到的资源有准确的评估。它必须追求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利用往昔的经验，适应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条件的变化。健全的战略事先保证倘若起初的期望落空，就有替换的计划可供采用。然而，国家或国务家难得以这么一种方式投入战争。
伯里克利的战略并非以在会战中打败斯巴达人为目的，而只是为了使他们确信与雅典进行战争徒劳无功。因此，他的战略目标是全然防御性的。他告诉雅典人，如果他们“保持镇静，照管好他们的舰队，避不谋求在战时扩张其帝国，以致其城市处于危险，他们就将获胜”。为达到伯里克利的目标而采取的实际规划有如下述：雅典人将坚拒陆战，任凭斯巴达人蹂躏他们在乡村的田地和房舍，撤至长墙后面。与此同时，他们的海军将对伯罗奔尼撒海岸发动一系列突袭。这种战略将一直继续到饱受挫折的敌人同意媾和为止。伯里克利是要用海军突袭和登陆攻击来骚扰敌人，表明雅典人能随心所欲地造成多大的伤害。这种战略不是要在身体上或物质上使敌人耗尽全力，而是要在心理上使之疲惫不堪。伯里克利意在使主要敌手斯巴达人确信，他们无法打赢一场对雅典的战争。……
没有任何希腊国家曾试图实行这么一种战略，因为在雅典帝国民主制之前，没有什么国家曾有过尝试它的手段。雅典人有条件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段时期里使用此种办法，但没有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伯里克利在政治上尚未稳固得足以说服议政大会。他的任务并不容易，因为这一史无前例的战略同希腊传统特质直接抵触。塑造希腊文化的最强大力量是表现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传统。几个世纪的诗歌、故事、战争和体育竞技强化了这一传统，它将作战勇敢奉为希腊美德的极致。到公元前7世纪，重装步兵方阵——一种密集排列和纪律严格的、由重装备步兵组成的方形队列——成了希腊人的主要军事力量。它依赖普通公民的纪律、勇气和战斗精神。在作战中的拼搏意愿、勇敢和坚毅成了自由人和公民的基本特征。因此，伯里克利的消极战略则直接违背希腊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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