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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农村公社仍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但奴隶制已走到尽头，出现了早期封建关系的萌芽。笈多王朝的国王无条件地将土地、民户和耕牛封赠给官僚、贵族、僧侣和寺院，并发给铜牌赐地证书，受封者成为封建主，而被封赐给贵族和寺院的民户，则成了封建依附农民，他们必须向封建主交纳租税并服劳役。此外，自由农民耕种公社土地，也要交纳一种称为“巴伽”的田赋。 戒日帝国时期，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后确立。戒日帝国的土地原则上仍属国王所有，称为“王田”。国王有权处理王田。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载，王田分四种：一为帝国占有地；二为官僚占有地（禄田，食邑）；三为婆罗门（硕学高才者）占有地；四为寺庙占有地（福田）。戒日王对教俗地主的布施和封赐，是将土地连同农民一起封赐的。教俗地主的土地均由村社农民耕种，农民不仅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随着土地占有权的转移而转换主人。农民要向领主交纳收获物的1/6，还要交“费用”（货币）和服劳役。农民还得通过村社向国家缴纳捐税。村社组织依然保留，并保留着公共土地，公社首领和公社会议的权力还比较大，有自治特点，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有的村社仍以大家庭为单位，并保留着定期重分土地的习惯。戒日王对教俗地主布施或封赐的土地，其数量很大，多者可达百邑（一邑相当于一个村社，200户农民），如那烂陀寺就拥有土地200邑，依附农民多达4万人。教俗大土地所有者对其领地具有世袭权或自由支配权。封建主还握有领地上的行政、司法权，他们可以任意处置农民。因此，戒日王时代，印度的封地、赐地已脱离政府的管辖而具有独立性。戒日王死后，大封建主纷纷割据称雄。从7世纪起到12世纪末，北印度出现了许多“拉其普特人”的小王国。 德里苏丹视全国土地为自己的财产，他将大部土地以军事采邑（“伊克塔”）和寺田（“伊纳姆”）的形式封赐给军事贵族、官吏和清真寺。领有采邑的人称“伊克塔尔”或穆克提，他们必须服兵役，为苏丹提供一定数量的雇佣军。14世纪以后，苏丹允许伊克塔成为世袭领地，伊克塔尔得到免税特权。此外还有印度教的封建王公和土著酋长也拥有世袭领地，也享有豁免田赋的特权。世袭领地的所有者称“柴明达尔”（“土地持有者”之意）。苏丹国歧视和迫害非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土地税是其产量的1/3—1/2的。国家实行包税制，商人利用包税特权任意勒索农民。因此，苏丹国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的对立给印度造成不良后果。而印度人民反抗苏丹政权的斗争则从未间断。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苏丹政权日益削弱，地方总督势力强大，脱离中央，割据称雄，这给外族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莫卧尔帝国承袭了德里苏丹地封建土地制度。一部分由政府租给农民，派官吏直接征税；大部分以采邑（札吉尔）形式分给军事贵族，伊斯兰大教长和清真寺也得到封赐。采邑是有条件的封地，领有者（札吉尔达尔）无世袭权力，大小采邑无等级关系，农民与采邑主也不存在西欧式的依附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印度土邦君主和部落酋长的世袭领地，领有者称柴明达尔，大多在边远山区，对农民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处于半独立状态。17世纪时，采邑和柴明达尔的差别逐渐消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