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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颠覆的倒错2

http://www.newdu.com 2017-11-1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二、倒错VS繁殖目的
     倒错的一个基本性质是不以繁殖为目的。对于巴特而言,繁殖(reproduction)首先意味着重复,即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机械复制。以这样的眼光观照当代大众文化,他同样也看到了繁殖的幽灵:“大众文化的驳杂形式是可耻的重复:人们重复着内容、意识形态模式、各种矛盾的胶着状态,却在表面形式上花样翻新:不断有新书出版,新的广播电视节目,新的影片,各种社会新闻,然而意义却总是同一个。”(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p.57-58.)巴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众文化的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可耻的”机械复制特征窒息了语言的能指本性和隐喻本性,意义由此而固化、僵化:“我能肯定地说,在一种大众文化中,任何意指过程(迷醉)(注:罗兰·巴特在克里斯特娃的意义上将意指过程(la  signifiance)看作是迷醉的空间,参见: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86。)都无法产生……因为这种文化的样板是小资产阶级的。”巴特所说的意指过程(signifiance)强调的是语言的自由游戏,即语言的创造而不是对陈词滥调(stéréotypes)的重复,但小资产阶级文化(大众文化)的性质却正好相反:“一切神奇的、诗意的行为都消失了,再没有(语言的)狂欢,人们不再游戏于词语之中:隐喻结束了,由小资产阶级文化所强加的陈词滥调占据了统治地位。”(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53.)机械复制的“可耻”不仅仅在于制造了陈词滥调,更重要的是,这种陈词滥调往往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的。巴特引尼采之言指出,所谓真理无非是陈旧隐喻的固化而已,正像人们经常所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或者倒过来,真理就是被重复了千遍的谎言。至此我们便不难明白巴特由“敲打”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出发,最终将思想锋芒指向当代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用意。(注:这个“敲打”(taper  sur)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或者破除其神话的意图可以追溯到巴特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杰作《神话学》。另参见:1970年撰写的《神话学》序言及1971年与让·蒂博多的访谈。)
     在经济和商业文化的意义上,繁殖目的还意味着商业社会的盈利原则:再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批量复制出“有用的”产品用以交换,从而实现商业价值,这让我们联想到“批量生产”和“经济规模”这类经济学概念。这里的关键是,在复制性的商业思维中,文化生产行为的创造性和产品本身所包含的精神价值是被漠视的,它们的存在意义只系于其有用性(utilité)或赢利性(rentabilité)。受到这种功利原则的窒息,生产者在文化产品的繁殖过程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其自身的价值因而被漠视或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avel)将巴特所揭露的“繁殖”与当代社会的异化联系起来。(注:参见:Thomas  avel,S/Z:utopie  et  ascèse,in  Communications,No  63,p.163。)在与生产者相对的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的接受者(读者)的精神自由同时也被阉割了:因为读者“不能亲自参与游戏,完全进入到能指的欣悦魅力之中,进入到写作的快感之中,对他而言剩下的只是接受或拒绝文本的可怜自由。”(注:Roland  Barthes,S/Z,Seuil,1970,p.10.)这一景象非常近似于当代消费文化的另一个典型:面对电视屏幕提供的画面、尤其是广告画面,手握遥控器的观众的可怜自由就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精神自由也被完全漠视了,巴特在《S/Z》中戏谑地将这样的文化消费称作“最后通牒”。
     如何抗拒或者至少逃避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陈词滥调以及貌似真理实则为重复了千遍的谎言?如何恢复语言的隐喻本性、创造性和诗意?这个问题成了罗兰·巴特后期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构思于1968-1969年的《S/Z》中,他通过解构现实主义小说的制度化意识形态指出了复数(le  pluriel)的可能与必须。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966-1969),他在继三次日本之旅之后撰写的《符号帝国》中,进一步提出了作为复数思想自然延伸的另一种抵抗策略,那就是倒错写作。巴特在参加让-雅克·勃劳希耶访谈时曾说,自《符号帝国》之后直至当时刚出版的《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中的某些片断,都具有倒错写作的性质。事实上,这种倒错写作的尝试一直持续到1980年巴特因车祸去世,构成了他晚期文本的基本特征。
     巴特敏锐地意识到,在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环境中,任何语言都面临被重复、固化的危险,因为“一切语言一旦被重复就成了旧语言”,而旧语言意味着固化的所指、真理,正如于莉亚·克里斯特娃所言:“一切已完成的陈述都要冒成为意识形态的风险”,因此,巴特阐发的倒错写作特别强调语言的新(le  Nouveau  du  langage),也就是语言的非复制性:“我写作,因为我不想要现成的词语:通过逃避的方式摆脱。”而“要逃避当代社会的异化,只剩下这惟一一条途径:逃逸在它前面。”(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56.)这里所说的“逃逸在它的前面”,是指在被当代文化的机械复制抓住、固化之前就逃逸,不断保持最新、最超前的状态,这就是巴特之所以推崇现代性(la  modernité)的真正用意:他所说的现代性并非现代(工业化时代)/后现代(后工业化时代)之分中的现代性,而是特指任何时代最为先锋的尚未被文化、意识形态收编的能指特性。在这个严肃的意义上,“新不是一种时髦,而是一种价值,是一切(社会文化)批评的基础:我们今天对世界的评价,至少不再直接取决于高贵与鄙俗的对立,如同尼采所做的那样,而是取决于旧与新的对立。”(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p.55-56.)
     由此产生了两种文本的区分:一是愉悦的文本(texte  de  plaisir),二是迷醉的文本(texte  de  jouissance)。按照罗兰·巴特的定义,plaisir意为contentement,即一般意义上的满足、愉悦、快感,而jouissance则特指性高潮时的évanouissement(昏厥、昏迷),即全身心迷失沉醉于其中的状态。(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29.)据此,plaisir似可译为愉悦,而jouissance则可以译作迷醉。这个中文译词中的“迷”可以理解为解除了理性、超我控制,“醉”,则可以解释为主体听凭快感将自己掳获征服并陶醉其中。巴特原本希望找到一个词能同时包含愉悦和迷醉这两方面的意义,但是法语中却没有这样一个词,因此他只能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在愉悦与迷醉之间不断转换。在相对于压抑欲望的理性、超我意义上,巴特使用愉悦这一广义的概念(这时它大于并包含了迷醉)以表示对欲望、享乐主义的肯定;但是,当愉悦与迷醉两者相对而言时,则愉悦专指正常(一般)情况下的快感,而迷醉特指反常(倒错)状态下的性高潮体验。我们将会注意到,巴特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尤其强调的是后一种区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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