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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倒错VS繁殖目的 倒错的一个基本性质是不以繁殖为目的。对于巴特而言，繁殖(reproduction)首先意味着重复，即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机械复制。以这样的眼光观照当代大众文化，他同样也看到了繁殖的幽灵：“大众文化的驳杂形式是可耻的重复：人们重复着内容、意识形态模式、各种矛盾的胶着状态，却在表面形式上花样翻新：不断有新书出版，新的广播电视节目，新的影片，各种社会新闻，然而意义却总是同一个。”（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p.57-58.）巴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众文化的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可耻的”机械复制特征窒息了语言的能指本性和隐喻本性，意义由此而固化、僵化：“我能肯定地说，在一种大众文化中，任何意指过程（迷醉）（注：罗兰·巴特在克里斯特娃的意义上将意指过程(la signifiance)看作是迷醉的空间，参见：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86。）都无法产生……因为这种文化的样板是小资产阶级的。”巴特所说的意指过程(signifiance)强调的是语言的自由游戏，即语言的创造而不是对陈词滥调(stéréotypes)的重复，但小资产阶级文化（大众文化）的性质却正好相反：“一切神奇的、诗意的行为都消失了，再没有（语言的）狂欢，人们不再游戏于词语之中：隐喻结束了，由小资产阶级文化所强加的陈词滥调占据了统治地位。”（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53.）机械复制的“可耻”不仅仅在于制造了陈词滥调，更重要的是，这种陈词滥调往往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的。巴特引尼采之言指出，所谓真理无非是陈旧隐喻的固化而已，正像人们经常所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或者倒过来，真理就是被重复了千遍的谎言。至此我们便不难明白巴特由“敲打”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出发，最终将思想锋芒指向当代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用意。（注：这个“敲打”(taper sur)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或者破除其神话的意图可以追溯到巴特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杰作《神话学》。另参见：1970年撰写的《神话学》序言及1971年与让·蒂博多的访谈。） 在经济和商业文化的意义上，繁殖目的还意味着商业社会的盈利原则：再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批量复制出“有用的”产品用以交换，从而实现商业价值，这让我们联想到“批量生产”和“经济规模”这类经济学概念。这里的关键是，在复制性的商业思维中，文化生产行为的创造性和产品本身所包含的精神价值是被漠视的，它们的存在意义只系于其有用性(utilité)或赢利性(rentabilité)。受到这种功利原则的窒息，生产者在文化产品的繁殖过程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其自身的价值因而被漠视或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avel)将巴特所揭露的“繁殖”与当代社会的异化联系起来。（注：参见：Thomas avel,S/Z:utopie et ascèse,in Communications,No 63,p.163。）在与生产者相对的另一方面，文化产品的接受者（读者）的精神自由同时也被阉割了：因为读者“不能亲自参与游戏，完全进入到能指的欣悦魅力之中，进入到写作的快感之中，对他而言剩下的只是接受或拒绝文本的可怜自由。”（注：Roland Barthes,S/Z,Seuil,1970,p.10.）这一景象非常近似于当代消费文化的另一个典型：面对电视屏幕提供的画面、尤其是广告画面，手握遥控器的观众的可怜自由就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精神自由也被完全漠视了，巴特在《S/Z》中戏谑地将这样的文化消费称作“最后通牒”。如何抗拒或者至少逃避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陈词滥调以及貌似真理实则为重复了千遍的谎言？如何恢复语言的隐喻本性、创造性和诗意？这个问题成了罗兰·巴特后期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构思于1968-1969年的《S/Z》中，他通过解构现实主义小说的制度化意识形态指出了复数(le pluriel)的可能与必须。几乎在同一个时期(1966-1969)，他在继三次日本之旅之后撰写的《符号帝国》中，进一步提出了作为复数思想自然延伸的另一种抵抗策略，那就是倒错写作。巴特在参加让－雅克·勃劳希耶访谈时曾说，自《符号帝国》之后直至当时刚出版的《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中的某些片断，都具有倒错写作的性质。事实上，这种倒错写作的尝试一直持续到1980年巴特因车祸去世，构成了他晚期文本的基本特征。 巴特敏锐地意识到，在大众文化的机械复制环境中，任何语言都面临被重复、固化的危险，因为“一切语言一旦被重复就成了旧语言”，而旧语言意味着固化的所指、真理，正如于莉亚·克里斯特娃所言：“一切已完成的陈述都要冒成为意识形态的风险”，因此，巴特阐发的倒错写作特别强调语言的新(le Nouveau du langage)，也就是语言的非复制性：“我写作，因为我不想要现成的词语：通过逃避的方式摆脱。”而“要逃避当代社会的异化，只剩下这惟一一条途径：逃逸在它前面。”（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56.）这里所说的“逃逸在它的前面”，是指在被当代文化的机械复制抓住、固化之前就逃逸，不断保持最新、最超前的状态，这就是巴特之所以推崇现代性(la modernité)的真正用意：他所说的现代性并非现代（工业化时代）／后现代（后工业化时代）之分中的现代性，而是特指任何时代最为先锋的尚未被文化、意识形态收编的能指特性。在这个严肃的意义上，“新不是一种时髦，而是一种价值，是一切（社会文化）批评的基础：我们今天对世界的评价，至少不再直接取决于高贵与鄙俗的对立，如同尼采所做的那样，而是取决于旧与新的对立。”（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p.55-56.） 由此产生了两种文本的区分：一是愉悦的文本(texte de plaisir)，二是迷醉的文本(texte de jouissance)。按照罗兰·巴特的定义，plaisir意为contentement，即一般意义上的满足、愉悦、快感，而jouissance则特指性高潮时的évanouissement（昏厥、昏迷），即全身心迷失沉醉于其中的状态。（注：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Seuil,1973,p.29.）据此，plaisir似可译为愉悦，而jouissance则可以译作迷醉。这个中文译词中的“迷”可以理解为解除了理性、超我控制，“醉”，则可以解释为主体听凭快感将自己掳获征服并陶醉其中。巴特原本希望找到一个词能同时包含愉悦和迷醉这两方面的意义，但是法语中却没有这样一个词，因此他只能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在愉悦与迷醉之间不断转换。在相对于压抑欲望的理性、超我意义上，巴特使用愉悦这一广义的概念（这时它大于并包含了迷醉）以表示对欲望、享乐主义的肯定；但是，当愉悦与迷醉两者相对而言时，则愉悦专指正常（一般）情况下的快感，而迷醉特指反常（倒错）状态下的性高潮体验。我们将会注意到，巴特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尤其强调的是后一种区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