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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有个词叫discrimon，专指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紧张时刻，在那一刻做的抉择往往影响了人的一生。公元前49年开春，细雪霏微，凯撒在卢比孔河边停住了，心境正处于discrimon的状态。这条如今已经消失的河成为某种权界式的分野，河对岸，是被觊觎已久的罗马自由制度，河这边则是在自由制度的废墟上创建帝国的欲望。庞大帝国的想象，正沿着这条河流逐渐展开。 在帅军迈入卢比孔这条权界之时，一种依托于线性视觉的帝国规划原则被确定下来。卢比孔河是自然界流动的水体，在人的视域中也是几何状的权力制衡疆界。当凯撒越过卢比孔河，逾越进入庞培的地盘，就意味着他已经打破旧有的权力疆界，筹划着新一轮的帝国权力分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注意罗马城市规划与帝国几何空间意识的关系，“从几何学家的支配中产生了规则：身体、寺庙以及城市的线条因此显示出良好的社会原则。”城市建筑总是和谐地成线型，发展出两种建筑形态：围柱式（peristyle）与会堂（basilica）,随着线性建筑群组成庞大的仪式空间，住宅、广场、城市、帝国——以同心圆的方式层层向外推演，中心则是至上帝国权力的小小光核，如灯芯静静燃烧。卢比孔河不是一个特例，它只是万千以线性形态作为权力原则的罗马帝国想象的代表。通过战争，帝国的外延被不断挖掘，河流山川，因势利导，自然而然成为界标。在边境至上，集结的军队看着测量员为他们外出举行慎重仪式，选定中心点的位置，并在新城的边缘犁出城镇的边界，从高卢到多瑙河畔，从不列颠到西班牙，凯撒与克拉苏这些拓荒者所到之处，相同仪式构筑了壮大的帝国想象空间。 古罗马戏剧家塞内加在充斥着血腥与暴力的《美狄亚》中明确宣布了帝国的边界欲望：“疆界消失了，在新开拓的土地上，城市为自己建起了墙垛；世界各地畅通无阻，故地换新貌，旧痕荡然无存……人们面前将会出现广阔的境界，提费斯将会发现新的航线，图勒岛将不会是大地的极限。”（《美狄亚》第二幕），实际上，所谓的“疆界消失”只不过是无限疆界的换喻，帝国需要精准而逐渐外延的地标权界。毫无疑问，凯撒的政治观点正是立足于对边界的准确定义之上。在《高卢战记》中，凯撒以不动声色的第三人称记录自己征服高卢地区的武功，边疆、河流，权界，这些权力与征服欲望的血色修辞暗涌与干脆冷峻的叙事之下，罗马城中心的权力的光核波及四野。 在《战记》一开篇，凯撒就打了两个漂亮的战役，厄尔维几之役与日耳曼人之役。两者都由边界问题引爆。游牧民族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断迁徙，寻找水草丰茂处栖息，没有明确的边界与共同体概念。凯撒记叙了厄尔维几的迁徙计划，他们烧光自己的城市，斩断后路，在行径过程中必然经过“我们的行省”，越过通向日内瓦的桥。而“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和前例，他（凯撒总是在书中称自己为“他”）不允许给任何人一条穿过行省的通道。而且表示，如果他们企图蛮干的话，他是要用武力阻止的。”当帝国边界有被逾越的可能性时，凯撒当机立断，修筑防御工事，在厄尔维几人将要渡过的阿拉河上迎击重击，“杀掉他们一大部分，其余的四散逃走，躲进森林里去。”最后逼得他们返回原地。然而，莱茵河这边的水草又吸引了另一头饿狼：日耳曼人。“粗野、任性、残暴”的日耳曼国王阿里奥维司都觊觎着河这边罗马人的沃土。凯撒宣称：“只有利用他本人或他的军队威望、利用新取得的胜利、或者利用罗马人的名义，阻止他（指阿里奥维司都）再把更多的日耳曼人带来莱茵河这边来。”他放低身段与阿里奥维司都进行和谈，最明确提出的要求即“不要带更多的人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帝国边境的想象与荣誉使凯撒充满戒备，在阿里奥维司都傲慢地拒绝并带人渡河后，凯撒大怒，双方旋即交战，直到“所有的敌人都转身逃走，逃到离那地方约五里的莱茵河才停止”，大多数人被凯撒军团击杀于河上。在这一役中，河流又成为明确的权力界限代名词，帝国共同体的概念被小心维护于这流动的线性水体中。 在第二卷记叙的两场战役，都与边界性的河流有关。虽则凯撒承认，“军队的布置，与其说是根据正常的战术要求，还不如说是因为受到地形、山的坡度和时间的限制，没奈何才这样安排的”。然而，在凯撒的修辞中，河流作为权界的代表往往被着重描述，敌人也往往被大量击杀于河中，这其中隐隐透露的帝国权力不可逾越的威严感值得玩味。比尔及人是日耳曼人的后代，“很早的时候就读过莱茵河来”，他们集结十万人的军队想要赶走莱茵河这边居住的高卢人，这又触痛了凯撒的神经，决定在阿克奈松河上迎击比尔及人，“我军攻击那些正在困难地渡河的敌军，杀掉他们大部分人。当其余的人勇敢地跨过同伴的尸体企图渡河时，被大量的矢矛击退，最前面已经渡过来的一批人，也被我骑兵围困歼灭。”在另一场萨比斯河的战役中，对比尔及人轻易败走而不满于怀的纳尔维人，声称绝不向罗马人屈膝投降，双方进入火并状态。在与纳尔维人的战役中，凯撒描写道：“处在战线左翼的第九和第十军团的士兵，正好和也处在这边的阿德来巴德斯人（一支被纳尔维人说服后，来碰运气的军队）相遇，掷罢轻矛后，很快就把这些已跑得很乏力、气都喘不过来、而且负伤累累的敌人，从高低赶到河中去，又在他们竭力渡河，不暇应接时赶上去用剑砍死了一大批人。” 在后继的叙事中，我们不断读到凯撒对蛮族人如何逾越边界，入侵高卢内地，被击退于河流中的描述。比如，“反复无常的”日耳曼人再度入侵，“大批渡过了莱茵河”，在途径莫塞河时遭遇凯撒阻击，“他们抛掉武器，丢下旗帜。当他们奔到莫塞河与莱茵河汇合处的时候，许多人已被杀掉，余下的觉得逃生已完全无望，便跳入河流，由于恐怖、疲乏、以及河水的冲击，全都淹死在水中。”凯撒的警告昭然若揭——这就是企图打碎罗马共同体的下场。河流，作为那泛着冷光的权力内核的外部符码，作为那些飘荡着千万神灵的住宅、广场、城市、帝国的边缘，一次次对越界者发出死亡的诅咒。罗马人的Cippus是指界碑，又可作墓碑解释，因而，以河流为代表的规训与惩罚，成为一个权力与命途两相隔的阴阳界。 除了阻止蛮族越过河流，凯撒以造桥的方式向外推进帝国边界，这同样是依托于河流母体。出于防御与扩张等理由，凯撒决定在莱茵河上造桥。“他认为坐着船过河，既不够安全，也跟自己和罗马人民的尊严不相称，因此，最然要在这样宽阔、而且又急又深的河上造一座桥，是件极为困难的工作，但他认为还是应该这样作一番努力，否则就索性不把军队带过去”。要么成就霸业，要么干脆蜗居不出，凯撒克服困难的造桥条件使帝国的想象逐渐膨胀。在进入门奈比人的领土后，罗马军团进入德来维里人的领土，凯撒决定在“上次军队渡河的所在略许上流一些地方，建造一座桥梁”，大军得以过河，深入高卢内地，对岸的乌皮人受此威慑，急忙前来“洗清自己”；而在与维钦及托列斯克带领的高卢人作战时，凯撒更是克服屡被骚扰的造桥困难，在厄拉味河上建筑起桥梁，将大批军团带过去，埋下了大获全胜的麦粒。 凯撒深刻地认识到：“莱茵河是罗马人权力的界限，如果他认为日耳曼人不得他的同意擅自渡河侵入高卢，是不合理的行为。”罗马帝国的外延——如戏剧家塞内加所描述的——是无限的，这无限意味着强势地保卫并延展边界，提防任何觊觎的心机。帝国的霸权内化为凯撒的战争语言时，他便能轻尘不惊地使用话语霸权，在战事与叙事的双重交织下描绘帝国的庄严轮廓与塑形出自身的卡里斯马形象。 PS： 《高卢战记》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文本，值得从很多方面进行阐释，主题所限，没有尽到阐释的周全，然而一些小线索很值得注意： 1.凯撒个人卡里斯马形象的塑造以及第八卷奥卢斯•伊尔久斯补记中对这种强大的卡里斯马形象的回应。 2.凯撒对各个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记录颇有希罗多德的风格，比如他讲到日耳曼人对灵性、迷信的事物的沉迷，似乎暗示着这个民族历史悠久的内省化哲思传统之源。 来源于豆瓣读书网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