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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然需要历史

http://www.newdu.com 2017-11-11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1493年,一位名叫舍德尔的渊博的德国人汇编出版了《纽伦堡编年史》。在书中作者宣布人类历史的七个时代中的第六个即将结束,并留下了几张空白页用以记录最后的日子中可能的有趣的事情。在随后的一百年里欧洲开始了自己的地理大发现,并且开始了一场被后人称之为“科学革命”的发明创造 – 这些事情恐怕会让最吝啬的历史学家在面对那仅仅几页的空白的时候也感到捉襟见肘。事实上,这本书出版之后五百年后写作历史的人群里,有不少人认为1493年之前的所有事情只需要几页纸就可以交代清楚,所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都发生在1500年之后:英国的一场反对皇室暴政的“革命”;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美国革命;法国推翻了第一和第二等级,建立了共和;然后民主和自由伴随着炮艇、奴隶和鸦片贸易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历史选择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终结自我的不断进化,自由的民主政府将成为所有国家的唯一政体选择。我们同时被告知,在历史书的后面可以留下稍稍十几页纸,用来记录“文明的冲突”产生的历史事件。
    站在2012年这个闹哄哄和乱糟糟的世界前的我们大可以选择挺起腰杆,纵情嘲笑1493年的舍德尔和1993年的福山,就像我们对待愚蠢的政府政策和网络上一次又一次的沸沸扬扬的争端那样。可是如果清醒下来,当我们询问自己是否有信心写下新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就像500年前的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联邦中的大多数人那样,不知我们有和出路,有何选择。
    仅仅半个世纪以前,我们还并非如此:在一位黑人神父的领导下的一场反隔离的运动迅速发展成席卷美国和欧洲一场呼唤解放的风暴。一个时代的精神由此建立:青年的学生们信心满满,要把他们的作为和思想写入历史。这个黑人神父的名字,马丁 路德 金,来自他崇敬的一位五百年前的先驱: 1517年,一位德国神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Luther ,在希腊语里面这是被解放的人的意思。同一年的万灵节前夕,他发布了九十五条论纲,欧洲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化拉开大幕。
    对于那些恰好在某次演讲或是某篇文章里读过这些事情的我们,对于今天历史的终结好像只剩下了发牢骚的份:集权的专制政府日益熟练国际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同时对任何敢于大发议论的人保持了一贯的冷酷无情;自由世界把自己对于解放和享受的追求实现在了不知节制的消费和罔顾基本经济学规律的金融交易里;政府则总是显得碌碌无为,既缺乏道德权威,又无力做出可见的改变。相比较关于历史,政治这些大名词的宏伟叙事和理论探讨,我们偏好只言片语的讽刺带来的那种迅速而直接的快感 – 把这种喜好归咎于互联网文化是本末倒置了 – 正是因为文化和历史的贫乏,还有现实的无力感改变了我们,互联网文化才能如此成功。因此,与其说历史终结了,不如说历史好像正在衰落。
    针对这样的状况,福山教授出版了他的新书《政治秩序诸起源 – 从史前到法国大革命》。这本书是他计划的两卷本的解释政治秩序起源的第一卷,并且在书的序言里他特别强调,这本书中的论断不应当超越书中的历史环境和具体语境 – 换言之,尽管有一定的延续性,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秩序是一个历史,而法国大革命之后到苏联解体是另一个历史。如果我们暂且容忍一下他对于延续的、进行的历史进行格式化和分区的讲述方式,他在本书中呈现了相当一部分值得注目的观点,同时还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大篇幅的讨论了中国,并且试图区分欧洲和中国直到明朝灭亡之前的政治经验。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关乎中国的事实叙述方面有欠周详,比如在书中的第300页作者两次拼错了宋太祖的名字 – 但是就像唐人街售卖的中国菜,适应美国读者的口味总是可以变成厨艺不佳的借口。或许我们应当采取读余秋雨式散文的做法,关注作者关于中国的“洞见”,而并非吹毛求疵的挑拣各处“硬伤“。
    从书的开篇作者就向读者们强调“political institution”的重要性 – 这个观点延续了他从上一本书《国家政体的建设》一直以来坚持的论点:一个自由的民主政体的有效运作的关键基础并非仅仅是民众参与的选举,而是与之相伴的各类政治机构,这些政治机构的核心是国家政体(the state),法律治理(the rule of law),和问责制政府 (accountable government)。 作者进而展开追问,这些政治机构从何而来 – 有哪些历史力量促成了他们的产生和发展,他们之间又是如何互相作用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有必要从史前时代开始,进行一次尼采式的起源学(genealogy)研究。通过研究政治机构的起源和发展,我们才能避免历史的失忆,同时为今日的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是诱人的方法,特别是当今日文科的专门化已经把学术广阔的原野割成了片片井田 – 学生们似乎只知道某一民族的某个性别群体在某一时段的成就,而对整个领域茫然无知。这也是值得赞赏的方法,因为这方法需要渊博的学识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与那种干脆退入自我,反对英雄和历史,仅仅专注于自我灵魂或是信仰的纯粹的固执信念不可相提并论。然而这方法自有其陷阱:因为包罗万象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有在陌生人群中挑选朋友的冲动,仅仅因为某些证据适合预设的结论便加以强调。福山教授在本书一开始便有意避免这样一种主题先行的历史叙述,他拒绝了进行一场关于希腊,罗马的民主萌芽,中世纪的民主低潮,然后英国内战和宗教改革重新带回民主的光荣的主旋律朗诵会,他希望公正平和的看待中国的政治机构,印度和中东的政治传统,并且把它们和西欧的发展做出比较,得到不偏不倚的结论。他希望做政治学领域里的萨伊德,把Orientalism 从传统的关于政治秩序的叙述中赶走,同时也对威胁着这个世界的Oxidentalism进行有力的回击。
    这样的目的和方法论,可能会为作者在某些名词上的刻苦经营提供解释:所谓的国家政体,法律治理,和问责制政府,看上去和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并无太大区别。当然,这些在启蒙时代中被明确提出的观念应当属于政治理想,而非政治机构 – 这些西方的观念可能一直存在于东方的政治实践里面。同时,有些政治学名词本身就像就像设计精巧的皮毛大衣一样,所掩饰的和展示的大体是同样多的。例如民主,在希腊时代是指市民议会,在中世界的威尼斯指贵族选举产生的十人委员会,在克伦威尔手里是反对君权,在今日的西方则是边沁的代议制政府。因此,从机构而非政治观念的角度看待问题,有利于同时期的横向比较,同时还会避免于某种思想卫道士式的偏见,并且可能会产生切实可行的对于机构改革的看法和结论。
    可惜的是他失败了。书中的许多论断令人存疑。例如作者在解释美国的法律治理系统的有效性时如此论断“美国宪法在设计时就设置了一系列的互相检验和平衡机制,这样,政府的各个部门可以防止其他部门进行暴政统治。这套系统为这个国家服务良好,但是仅仅因为在某些历史的关键时刻,当强大的政府是必要的时候,总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共识,使得国家有强力的领导。”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作者一定心怀拯救美国于经济危机中,并且最终赢得了二战的罗斯福或是打赢了南北战争的林肯。然而,这些所谓的“历史的关键时刻”是如何产生的呢?南北的对立和最终的战争难道不是部分出于“多数的暴政”的结果吗?29-33年的经济危机不是法律治理系统失效,无法通过任何不涉及“州际贸易”的工业法案,因此产能过剩,并且恶性竞争丛生的结果吗?为了解决2008年经济危机的余波,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广泛的共识,和强有力的美国政府,而不是今天两党对立尖锐,民粹运动和政客团体兴风作浪的现状。然而,如果要对司法治理系统做出恰当的评判,就应当首先反思为何这一套平衡系统能够对于威胁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不闻不问,是否我们应当期待更多的“司法能动主义”,平时就少选一些梦中情人式或是邻家女孩式的政治领袖,而不是等到危机过去要收拾烂摊子的时候才期待政治强人的出现呢?
    在关于中国的论断上作者同样堕入了主题先行的陷阱。在第一章关于中国的政治的论断里,作者提到他试图把中国的政治作为“范式”加以考量,同时询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走上和中国相似的政治道路。可是在一个大多数时候都四分五裂的世界里,中国这样一个最早发展成统一的大帝国的王朝政体如何提供“范式”性的思考呢? 其他历史时期出现的帝国,如奥特曼土耳其帝国,其实走上了和中国相似的政治道路。至于欧洲的诸国直到十九世纪才走上统一的步伐,而对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时期的欧陆各国和中国直接比较,似乎是把西方中心论转了个圈,变成了中国中心论吧。
    作者其他的许多关于中国的看法不是缺乏新意,就是漏洞百出。对于大一统帝国内的种种政治机构为何没有像麦当劳一样在全世界各国快速复制,作者指出“中国是不同的,因为(权力的基础)天命并不包含选举或是宗教带来的合法性。”虽然中国的皇帝理论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受到以下条件的制约“1. 缺少创造复杂管理机构和强力税收机构的动因;2. 缺少管理能力;3. 需要向地方上分派权力。”这些限制避免了暴政的产生,但也使得行政机构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指责中国明朝的行政机构低能无效,不思进取的同时,作者同时赞赏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代和有限的行政措施 ”:科举制度。在作者眼中,这个系统公平合理,选择了最有才能的人担当官员,无论他们的出身如何。这个解释和今日对于高考制度的辩护如出一辙,并且同样不值一驳。
    这本书里的种种问题叫我们失望,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盼望福山教授的下一本书,在他更为游刃有余的近现代领域,能够有新的观点和更具说服力的论断。福山教授是一名罕见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关于政治机构重要性的观点,关于对于军事手段有效性种种警告,关于对于自由和民主根本价值的信仰,都值得我们尊重。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作为一种解放式的力量的自由主义 – 反对迷信,歧视,迫害,和专制政府 – 已经逐渐失去了它在过去的吸引力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告诉我们,为什么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对于市场的力量的狂妄的信仰导致的无政府主义依然挑战和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福祉。换言之,我们依然需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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