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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南方周末》上欣起了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论战，刊登了刘军宁、秋风、崔卫平、薛涌等老师的系列文章。作为《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我系统地阅读了这些文章，也曾经著文向刘军宁老师和秋风先生提出商榷。现在读了2007年2月1日《南方周末》上薛涌的《向历史要回我们的孔子》的文章。特此再向薛涌先生提出商榷： 薛涌先生在文章中说：“首先，我将厘清由所谓‘文艺复兴’的概念所带来的对西方现代性的误解。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西方的现代性不是建立在和中世纪进行‘文艺复兴’式的决裂的基础上。恰恰相反，中世纪为现代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宪政框架，比起‘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理念来恐怕要重要得多。像英国的《大宪章》和其他国家类似的一些宪政文献，都是对中世纪传统的总结。以英国为代表的那些能最好地保存这种中世纪精神的国家，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大都比较顺利地发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也成功地‘崛起’为大国。”[1] 我认为薛涌先生的上述观点既正确，又片面。 我说它正确，是因为薛涌先指出了历史的事实：第一，西方的现代性确实是在继承了中世纪的“是建筑在分权的现实基础上的权力分享和权利保障的”[2]宪政萌芽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第二，是薛涌先生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但文章中明显地指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在历史的发展中，“渐进的演绎”往往比“跳跃式的革命”来得有效得多，历史上大多数“跳跃式的革命”往往在出现目标“异化”后，在历经曲折后才在历史的潮流中向正确历史轨道回归。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的文艺复兴主题中的“法国大革命”。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从某中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这种历史的回归。 我指出薛涌先生上述观点片面的理由是：如果薛先生把西方的现代性主要地归功于中世纪社会的文化和制度中的宪政萌芽，而否认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在整个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这毫无疑问是片面的!我认为，在欧洲的中世纪，不但有着“民主宪政的萌芽”，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宗教和专制的黑暗!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也正是通过轰轰烈烈地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的洗涤，是通过对中世纪进行了以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为准则的筛选，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最后形成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现实。那么，为什么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会发生在欧洲，而不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是下面我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力量原则非常正确，是当时起源于欧洲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萌芽，孕育和催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如果薛涌先生真的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去找回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如上所述，探求西方的现代性的根源，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走进中世纪。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的民主精神汇流，也必须在中国的传统中寻找和欧洲中世纪的政治精神相通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到孔子，回到他所维护的周礼秩序。”[3] 那么，我必须请问薛涌先生：如果在孔子本人的原始儒家学说中真的也具有和西方现代性相通的思想，那么按薛先生的观点，中国的秦汉怎么会没有把它继承和发扬光大呢?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上面的观点，中国的秦汉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这就是欧洲的幸运和他们的历史必然。可见，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在欧洲现代民主宪政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文化和理论上的主导作用! 其次，如果当代中国真的如薛涌老师所说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话，其重点，也不可能仅仅是“从历史中找回二千多年前的孔子”，这是因为，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起源于中世纪，因此他们是在他们的现实社会中淘金。这就具备了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和渐进性。而如果我们中国当代的文艺复兴再到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中去寻找某种“现代性”，我认为，就是有，也肯定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历史的、时代的疏离感，而缺乏历史的延续性和渐进性。就拿当代儒家学者最常用的，薛涌先生文章中也提到的，也是我认为在儒学中最有现代感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说，在孔、孟的年代，确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如果接下来的秦汉真的能够把它发扬光大的话，中国的古代历史就可能重写。但在今天的中国，这一儒学中最具现代感的思想，也肯定是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这是因为：孟子在这十个字后面紧跟着写的是“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5]因此孟子在此说得很明白——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以忠君和皇权为前提的。难道现代中国还真的能够以此理念来建立和完善我们的宪政制度?因此我认为，就是我们真的要“向历史要回我们的孔子”，那么这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复兴的“主要任务”，我们还是必须带着“理性的审视”和“在批判中继承”的科学历史观来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不管是儒家，还是老、庄甚至墨、法、管，都必须这样。因此，尽管我曾经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和天涯经济论坛上贴文提出和刘军宁老师商榷，但是，在这里，我同意刘军宁老师的观点：文艺复兴实质上就是“个人复兴”、“文化复兴”、“观念创新”;既非“复古”、也非“媚外”“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6] 最后，薛涌先生认为：“刘军宁先生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是对历史的误解。要知道，欧洲从10世纪发展到到13世纪，确实有相当的商业繁荣。这种繁荣，大部分是建立在中世纪制度和人口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所发生的14世纪，正是黑死病和饥荒不断来临，人口大幅度下降，商业急剧衰落的时代。(参见Abu-Lughod，43-131，North，19-89.)要从商业发展中直接导出‘文艺复兴’的结论，实在非常勉强。其实，市场经济并不新鲜。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很发达。但是，市场经济只有在宪政的框架中才能发展成为现代的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欧洲的得天独厚之处，正在于其中世纪的制度安排为这样的宪政体系奠定了基础。”[7] 我认为，薛涌先生以文艺复兴的发起时期的14世纪的商业因自然灾害造成人口大幅度下降而萧条为理由，来反驳刘军宁老师提出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的观点的理由是不充分的、牵强的。既然薛涌先生承认早在10到13世纪欧洲就商业相当繁荣，而且在文艺复兴持续的二、三个世纪中，欧洲的商业更是蓬勃发展，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发展的主旋律。那么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一定可以否认启蒙学者不能够从以前的商业发展中总结历史经验，然后去推动和应顺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趋势呢? 所以，薛涌先生把话说颠倒了：“市场经济只有在宪政的框架中才能发展成为现代的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是工业化的萌芽手工业的发展所必需同步产生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孕育和催生了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而宪政制度又反过来又支持和促进了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二者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但从深层次分析，二者中经济因素是起因和主导。这个观点的依据，不但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论证，还因为： 第一，为什么欧洲现代的宪政理论和宪政制度不能在古希腊原始民主的 理论和制度上直接产生?而是相反是，古希腊原始民主在进入了中世纪专制制度后才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理念和制度?就是因为在古希腊时期缺乏工业化及其萌芽手工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实践的最有力证明。 第二，因为工业化必须、也必然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而社会分 工又必需商品和市场交换，而市场交换能够产生效率的必要条件又是“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又必需政府的保障和保护，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的政府又唯一地必须是“民主的政府”，于是民主的政治体制，就应运而生了。在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必需”中，人类社会经济进入手工业和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是整个社会发展，包括民主宪政的理念和制度的应运而生的“起因”和“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从进化开始一直到工业化的萌芽手工业产生之前的漫长过程中只有希腊的原始民主制度发展到专制制度，而从来也没有哪怕产生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而在工业化的萌芽手工业产生到现在的几百年中，民主制度的国家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有力的证明! 2007年2月4日星期日 [1]、[2]、[3]：薛涌：《向历史要回我们的孔子 》 [4]、[5]：《孟子》卷14·14 [6]：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