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逝者：季羡林、任继愈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总有三个相互纠缠的方面，如同三条生命的联合：其一是“身-心-灵”的发展，也称为“个体生命”；其二是对他人“身-心-灵”发展的感受，可称为个体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其三是“族群-文化-制度”的演变，可称为“社会史”。
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而言，可载入社会史的最大事件，莫过于“满清王朝”的倾覆。这一事件在后来的演变中呈现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就此消失了。导致了这一重大社会史转折的力量，其一是“外力”，由以往数百年与西方文明的偶然接触所累积的后果汇集而成；其二是“内力”，由以往数百年或数千年社会史演变的后果汇集而成。时至今日，我们仍生活在由这一事件标志的社会转型期之内，而且，我们预期这一转型期还将延续百年之久，不如此则难以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突然无拘无束的世界里，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按照他们“个体生命”和“社会自我”的特质，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一时间，中国不仅面对着许多“问题”，而且有了许多“主义”。比任继愈和季羡林更早成熟且更早成名的梁漱溟，这样概括他自己的“身-心-灵”状态：“……我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彻。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自己回顾过去这四十余年，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辗转起伏虽无一定，而此牵彼引，恰好相资为用。……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于是，如李泽厚所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主旋律。
1919年5月1日，杜威携妻子抵达中国，由胡适陪同。四天之后，他目睹了“五四运动”并延长了他在中国的访问时间，将离境时间推迟至1921年7月11日。两年间，杜威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的一系列演讲与稍后抵达中国的罗素的一系列演讲，从两个几乎相反的方向，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命运的思考。
杜威告诉中国人：没有基于观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不可能发生改变。中国的政治革命是失败的，因为它纯然依赖于外部的力量，只具有革命的形式，只触及制度层面，它未能改变大众的生活观念。罗素告诉中国人：尽管儒家“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但是“远比西方人倡导的爱国主义危害小得多”。因为，后者导致了“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他呼吁西方向中国学习“正当的生活观念”。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但不可学习西方人的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世界观。不过，罗素的声音被杜威的声音淹没了。西学兴，对现代生活观念和工业化的追求，主导了20世纪中国。
1930年，季羡林，19岁，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业，从吴宓和叶公超习英文、梵文、比较诗学，从陈寅恪习佛经翻译，从朱光潜习文艺心理学，从俞平伯习唐宋诗词……；约五年，考取清华赴德国研究生，一年后，定专业为“东方学”；又五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德宣战，季羡林受聘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
此时，1941年，我们这篇文章的另一人物，任继愈，18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业师熊十力，23岁考入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生——从贺麟、汤用彤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已毕业并于次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四年后，中德战争状态结束，季羡林返回中国，于南京拜访业师陈寅恪及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获推荐，由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聘任，创设并主持东方语言文学系。
此时，任继愈在哲学系开始讲授宋明理学、隋唐佛教、逻辑学和中国哲学史。
关于季羡林先生的生平与学问，已有大规模的宣传和介绍，此处不赘。作为对照，关于任继愈先生的学问与思想，《财经》读者或尚缺少深切了解。
据任继愈的回忆，他刚刚考入北大哲学系时，北大的老师们，只有熊十力是在家里讲课的。因为，熊先生受不了上课和下课时间的约束——“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这封信是写给全体选课同学的，被贴在哲学系办公室里，很长时间。熊先生的课，规定是2学分（两节课的时间）。他在家里讲课，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并论，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才可结束，且无课间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讲，边讲边踱步，同学们（还有其他的老师）围坐四周听。讲至兴起，他会随手在听者肩头猛拍一掌，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也是北大教师的张东荪先生，被他拍了一掌，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熊十力不仅讲授佛家名相通释，也探讨“中国问题”。他讲课时大骂蒋介石“卖国”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任继愈和北大文学院一起辗转迁移至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加入西南联大。历时一年，数千公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也是这一年，1938年，熊十力先生北平脱险之后，辗转至四川壁山，为着奋力抗战的民众，开始撰写《中国历史讲话》。任继愈跟随贺麟先生前去拜访他时，只听他不倦地谈论“五族同源”说，尤其是他新近考证所得“回族的起源”问题。与此“中国问题”探讨的同时，熊先生正撰写“新唯识论”，或因民族之命运的思考，在求解“人生问题”时，他由信仰佛家转而信仰儒家，因此而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公开论争甚至被迫绝交。这样的性情，任继愈誉为“昂首天外，挥斥八极”。在北大，熊先生从不过问自己的职称，直到“七七事变”，他仍是一名“专任讲师”——每学期只讲一门课（月薪120元），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
任继愈受熊十力先生影响极深，对熊先生情感也极切。2005年，任职18年之后，他再三请求，终于获准辞去国家图书馆馆长职务。次年，在北京南沙沟家中会见记者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任继愈的人生，他的学生概括为“三个阶段，两层角色”。熟悉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动荡的读者，应当明白，这里的“两层角色”，意味着任继愈先生在1949年至1979年期间，保持学术研究“中立性”的努力。1949年以后，在武汉，林彪主持中南局工作，与李先念一起请熊十力吃饭。席间，熊先生只讲唯心论哲学，对当时的政治视若无睹。1964年，根据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批语，任继愈离开北大，奉命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不久“文革”开始，他和季羡林先生都经历了严酷的磨练。
季羡林先生，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北京大学“关于季羡林先生逝世的讣告”里，这样写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次日，北京大学发布的关于任继愈先生辞世的唁电是这样写的：“惊悉原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凌晨4时30分因病辞世，北京大学特向任继愈先生致以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向他的家人和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任继愈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毕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师德风范和学术成果将成为北京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任继愈而言，“从熊先生和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熊十力在北平寓所悬一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下面是任继愈先生的评论：“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今天，我们缅怀逝者，最要紧的，是承担他们未尽的责任。虽然，学或有不逮，精神却是不容怠懈的。■
【季羡林小传】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任继愈小传】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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