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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作为一个既指土地又指民族的词汇，从产生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三千年。不过，无论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并不算长。从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攻陷犹大首都耶路撒冷，其间只有700年。在这以后尤其是犹大流亡者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出现了韦伯所说的“以色列民族”向“犹太人”共同体的转变。 在直到耶路撒冷陷落的700年中，以色列人已经有过从兴起到衰落的巨大变化。除了以色列的民族形成和信仰起源之外，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即旧约里的士师时代和列王时代。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士师时代缺乏国王这样的政治权威，列王时代则出现了国王以及正式的政治机关。换句话说，尽管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逐渐形成包括十二个支派的民族，但形成国家却是在列王时代。从时间上看，士师时代是从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列王时代是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 作为以色列君主制国家的历史，列王时代通常又分为两个阶段，即统一王国时期和王国分裂时期。以色列人的第一位王扫罗作王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028年，尽管扫罗未能建立统一王国，但他作王这一事件却标志着以色列人的“士师制”开始变成君主制。以色列统一王国的真正建立者是第二位王大卫。本身来自南方犹大支派的大卫，不但将原本属于耶布斯人的耶路撒冷改建为王国的首都，又获得了北方支派的支持，实现了以色列人在一个民族君主统治下的民族统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父亲的王位，这几乎意味着，以色列人有了一种世袭王权和一个世袭王朝。不仅如此，大约在公元前953年，所罗门还在耶路撒冷兴建了圣殿，使王权在宗教上合法化。 后来的以色列人记念所罗门，多半是由于他建造了圣殿。这个圣殿被称为所罗门圣殿或第一圣殿，从圣殿的建成到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毁，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称为第一圣殿时期。圣殿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和后来的犹太人都有特殊的意义，尽管它不能为大卫世袭王朝的世袭王权提供可靠的保证，也不能阻止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分裂。 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分裂一定是以色列人内部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后来的学者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不过不管怎样解释，王国的分裂都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公元前933年，所罗门去世，他的儿子罗波安继承王位。但是以以法莲为首的北方支派――共有十个支派，并不接受这位新王，而是拥立耶罗波安为自己的王。以色列统一王国就此成为历史，即使从公元前1028年扫罗作王算起，这个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存在时间也不到一百年。 王国分裂之后，以色列人有了两个国家。以以法莲为首的北方支派组成的国家起初叫做以色列王国，后因定都撒玛利亚，又常常被称为撒玛利亚王国。公元前722年亚述攻陷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王国灭亡，存在时间两百多年。以犹大为首的南方支派组成的国家仍都耶路撒冷，称为犹大王国。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犹大王国灭亡，存在时间三百多年。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曾经战胜迦南的各种竞争对手，包括夏琐这样的迦南人和非利士这样的外来人，原来的古迦南地也变成了以色列地。大卫建立的统一王国，甚至使以色列成了当时迦南的一个强大国家。然而王国的分裂，却注定了以色列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后来的学者例如德雷恩认为，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变化，以色列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等待着她的是解体和衰落，直至南北两个王国最终沦于灭亡。罗斯也说，南北两国的力量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消耗殆尽，把巴勒斯坦发展为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至少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大卫的业绩可能会使同时代的人期望如此――从此已不可能。巴勒斯坦的力量所在注定不能属于政治的范畴。 严格说来，后来称为巴勒斯坦的古迦南地，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并不适合建立一个庞大帝国。这个地方尽管起初不在中东的两大文明中心，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范围之内，但一直受到这两大文明的影响甚至军事攻击。在某种意义上，迦南的以色列人的处境，与希腊人有些相似之处。希腊人即使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希腊国家，也必须对付包围希腊世界的周边政治力量，何况他们根本无法统一起来。以色列人即使能够避免王国分裂，同样需要对付来自周边的强大势力，何况他们根本不能避免王国的分裂。希腊人和以色列人的命运，都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他们各自遭遇的周边列强。仅就以色列人自己的命运而言，诚如韦伯所说，当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君主重新扩张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就成了这些君主相互争夺的战场。 以色列统一王国分裂后，阿摩司和其他的以色列先知，都曾有过可怕的灾祸预言。不幸的是，这些先知的灾祸预言几乎都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其中特别包括北国的灭亡和南国首都耶路撒冷的陷落。灾祸预言的应验，无疑表示，先知对于以色列国家的现实状况以及当时迦南一带的国际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也正像韦伯所指出的，全然是由于以色列的历史命运。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尤其不幸的是，王国的分裂不只是导致了政治上的失败，还导致了以色列人的民族分裂。北方的撒玛利亚王国灭亡之后，亚述将撒玛利亚王国的以色列人掳走并放逐到亚述各地，以至成了“失踪的十个支派”，又将亚述其他地方的居民迁入撒玛利亚。移居撒玛利亚的居民似乎也接受了以色列的神。列王纪下的记载说：那些人民既敬拜上主，又拜他们的偶像；直到今天，他们的后代仍然如此。（列王纪下17：41）罗斯认为，这些人在血缘及文化上同他们的犹大邻邦非常接近，不过他们不是原来的以色列人，而是新出现的撒玛利亚人。无论撒玛利亚人是由哪些成分组成的，至少在后来的犹太人看来，他们不是血统纯正和信仰纯正的本民族的合法成员。 北国灭亡之后，南方的犹大王国还存在了一百多年。当它终于灭亡的时候，犹大王国的以色列人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不过列王纪下的记载说，一些最穷苦的人留在犹大。（列王纪下25：12）除此之外，与亚述强迫北国被掳者和其他民族混居也不相同，巴比伦允许南国犹大流亡者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和社区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斯所说的犹大流亡者并未失去自己的独特个性，甚至还发展出了后来的犹太会堂这样的犹太社区中心，的确与巴比伦较为宽容的政策有关。当然，犹大流亡者也在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努力。以色列的先知例如以西结和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并如韦伯所说，原先的灾祸预言现在改变成了救赎预言。同时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开始重新整理和评估自己民族的精神遗产，德雷恩说旧约的一些部分也在此时汇集成书。 犹大流亡者的命运转折来得也快，巴比伦之囚的日子并不算长。当时迦南一带的国际形势说变就变，公元前586年灭亡犹大王国的巴比伦自己也到了灭亡的时候，公元前539年波斯的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城。这位波斯国王看来比巴比伦还宽容，他允许甚至鼓励包括犹大在内的各民族的流亡者回归家园，也允许犹大流亡者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除了留在巴比伦的人之外，公元前538年犹大流亡者开始重返耶路撒冷，并于公元前515年重建被巴比伦所毁的第一圣殿。这个重建的圣殿称为第二圣殿，从第二圣殿的建成一直到公元70年为罗马人所焚毁，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称为第二圣殿时期。 北方的撒玛利亚人曾经希望参与重建圣殿，但被返乡的犹大回归者所拒绝。大约在公元前445年，真正重建犹大家园的尼希米和以斯拉先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但不接受撒玛利亚人，还致力于解决耶路撒冷居民的信仰纯正和血统纯正问题。尤其是“精通上主赐给以色列的诫命和法律”（以斯拉记7：11）的以斯拉祭司，坚决禁止犹大的回归者与外族人通婚。以斯拉记的记载说，以斯拉要求所有流亡归来的人集合在圣殿的广场，并向他们宣告：“现在，你们要向上主－你们祖先的上帝认罪，做他喜悦的事，要跟住在我们土地的外族人断绝关系，离开你们的外族妻子。”（以斯拉记10：11）在尼希米记里，还有民众郑重签约的记载。约的内容就包括了：“我们不跟住在我们土地上的外族人通婚。”（尼希米记10：30） 尼希米和以斯拉重建犹大家园的努力，有两个特定的背景，一个是犹大和犹大回归者仍然是在波斯的统治下，另一个是北以色列人的消失和撒玛利亚人的存在。韦伯认为，北以色列人在亚述的放逐下几乎完全被吸纳到当地环境里去的这一事实，使犹大祭司与律法书教师意识到，对于他们而言，礼仪性保护壁垒的建置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犹太教团的形成，也意味着在礼仪上与撒玛利亚人以及所有未被纳入教团的人分隔开来。德雷恩也说，不管历史后来对以斯拉的态度如何评判，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努力，犹大的群体很可能就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存在下来。同样肯定的是，犹太人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排斥撒玛利亚人。 从“犹大”人转化而来的犹太人，成了犹太民族沿用至今的最后一个称谓。诚如约瑟夫所说，这个名字来自犹大支派，不过按照罗斯的看法，犹太人起初却是非犹太人对犹大回归者的称呼。罗斯还认为，流放归来的犹太人似乎还是过去的以色列人，在本质上与他们“出埃及”或君主制时期的祖先完全相同。以斯拉及其同僚的工作，却使他们变成了犹太人，在当时，他们就已经几乎同他们那些中世纪的后裔毫无分别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