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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祸，又称文字狱、文案，因文字得祸而入狱也。文祸，它是权势的伴生物，像幽灵一样，在权势者身边，随影而行，随时置文人于死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毀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鲁迅先生这首小诗，包含了文祸的全部内涵。事实上，统治者不但把文人“积毀销骨” ，他们也采取禁毁，不准“空留纸上声” 。但统治者万万没想到的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从古至今，读书人不造反，而造反者从来不读书。扼杀知识，扼杀文化，这样的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文祸形成及特点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有自由言说、用文字表达思想的“天赋人权”。只是到了阶级社会才有了文祸。上古时代言论还是自由的，《大戴礼•保傅》云：“忠谏者，谓之诽谤。”《淮南子•主术训注》说：“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古今注》：“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柱头，状如花也，形如桔棒，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华表，亦诽谤木也。华，花也，亦为话；表，将话表达出来也。尧舜时代，政治开明，“求言”于民。于是在交通要道上树立“诽谤木”，鼓励天下人在木牌上刻写对君王的批评意见，议论是非，指责过失，让人“诽谤”。可见，唐尧其开放度量。这种民众享有“谤王”的政治权利，真让炎黄子孙高兴一阵子！“诽谤木”成了“出气阀”，可以想象，生在那时的先民，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凡对国家朝政，君王得失，都可嬉笑怒骂地在“诽谤木”上说上几句，一吐心中之块垒，岂不快哉！后来，那个战国时的齐王还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咱们的先王太伟大了，因为，腓特烈大帝为了鼓吹法治，鼓励人民去告他；杰佛逊总统为了鼓吹民主，纵容政敌去骂他；还有一些国家在报刊上骂自己的总统总理，甚至画漫画、编电影来“诽谤”，都是跟俺们先王学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周厉王暴虐，但国人仍有“谤王”的权利。当时周厉王的大臣邵公对周厉王说：民众己经受不住你的暴虐了，不听话了。周厉王听了十分恼火，找来一个巫者，让他去监督查处那些敢于“谤王”的人，发现了就抓来杀掉。果然，国人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再批评指责厉王了。周厉王很高兴，告诉邵公说，我已消除了诽谤了，国人不敢批评指责我了。邵公说：“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政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虑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邵公这段话，讲透了一个“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道理。国君当通过各种渠道来倾听舆论改善政治，而不应该用杀人的办法使民众敢怒不敢言，那会出大乱子的。中国古代在倾听舆论，广开言路上，能达到如此高的认识水平，是我们后人引以为骄傲的。比时下这不准、那不可的封杀要高出几千倍！ 不过，邵公呼吁言论自由、放开舆论的话，并没有起作用，“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到了秦代，秦始皇可不听“妖言”、“诽谤”了，他“焚书坑儒”，并除去“诽谤木”。“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虽然汉时恢复了“诽谤木”，但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诽谤木”了。而变成了宫殿、城门口，甚至皇陵上的雕龙刻云，高耸云霄的擎天大柱了。老百姓怎敢“诽谤”，只有匍匐华表之下，三呼万岁的份了。而“诽谤”一词也由原来意义的议政、提意见，变成了“造谣中伤，无中生有”的“诽谤罪”了。于是，文祸从此不绝如缕，一件比一件惨绝人寰。“诽谤木”早已演变为高耸入云的华表，“它是一种沦落的象征，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它是中国的眼泪，中国人的十字架。”（李敖语）但“诽谤罪”依然没有消失，不时地出现，至今，以诗文短信治“诽谤罪”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感叹万千！ 中国文祸，可谓源远流长，可上溯三千年。禹建立了夏王朝，成了专制君主后，“致群臣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杀而戮之。” 防风氏开会迟到，禹认为是蔑视大禹权威的表现，为了保持思想、行动上的统一，禹诛杀了防风氏，大禹时代已经为翦除思想行为上的异己而大开杀戒了。《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载：“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就是要百姓都听从禹，如不服从，有异言乱政，便用刑法对付。可见在大禹时代就有文祸思想罪了。到了夏桀时，他制造的关龙逢一案。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春秋战国时代，虽说是百家争鸣，合纵连橫，但在征战杀伐之中，以文字杀人之事，也是有的。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抒杀死了齐君，太史官如实记载：“崔抒杀其君。” 握有生杀大权的崔抒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文字，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杀了。继任太史是前太史的兄弟，他像他哥哥那样秉笔直书，其结果也像他哥哥那样被杀了。第三位史官是太史家族中最后一名男儿，他依旧写道：“崔抒杀其君。” 这样一来，崔抒害怕了，不敢再滥施淫威。一位在野的南史氏听说京城里几位史官相继被杀，便拿出竹简来都城书史，半道上听说史已修成，这才转身回家。从此，中国－部二十五史，文祸何其多，尽人皆知，稍有文化的人都能略数几例。文祸之害，一直延续三千年。 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论证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对付文人的是韩非。他说齐东海上有狂矞、华士二文人，“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穴处，托伏深虑，细者惑下。”“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 韩非认为文人的独立人格、异端思想都是专制统治所不容的，前者是不为君用的独立罪，后者是二心私学的思想罪。二者任有其一，都该杀。韩非首创的以思想罪、独立罪杀文人得到韩非精神后裔的传承，秦王读了韩非的书后，对韩非的才华大为赞赏，击案称绝，感叹道：“寡人得此人与之游，死无恨矣！”历代的统治者都用此法对付文人，制造文祸。 历代帝王为了巩固统治，制造了“君权神授”、“天子”、“龙种”的神话，配之以“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法纪，建立了一整套驯民术。把一人之意志，一人之好恶强加于全社会，以一人之大脑取代万人之大脑，以一人之言代天下人之言，以一人的自由否定所有人的自由，以一人的理想消灭其它一切思想。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不受任何法纪所约束，“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统治者高悬霸王鞭就可以牧民了。于是，君权统治下的臣民就服服贴贴受君王摆布了。 但是，无论怎样编造神话，帝王也不过是肉胎而生的凡人，如果帝王权力没有监督，也会变成魔鬼甚至魔王，天子之怒，伏尸百里，流血千里。而对文人更是随心所欲制造文祸，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简直数不胜计。 中国文祸，概而言之，有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中国文祸，是权势者发动的，它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总是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体，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封建君主专制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和两种形式。从秦到元，是有宰相制的君主专制，而明清时期，则是无宰相制的君主专制，面对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时期的突出特点就是极大地强化了君权。丞相的废除和军机处的设置，消除了相权对皇权的分割，大大加强了君主对中央的控制；明代三司和清代地方督抚的设立，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地方的控制；八股取士和文字狱的实行，强化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厂卫、文化审查机构的设置，则大大加强了皇帝对官吏和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这些表明，明清时期的君主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强化。以文化高压政策钳制文人的思想，阻塞进步思维和禁绝不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言论，可以加强以君权为主的封建专制集权。统治者以文字狱的方式迫使士人、官员、百姓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因为“祸从口出”、灾自笔下来，谁还敢“谤毁”朝政、直谏君主呢？这样，人民俯首帖耳，甘为奴才，君主的权力自然登峰造极，专制集权制度“固若金汤”。 从思想上严密控制知识分子。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许多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其二，中国文祸，屠杀的对象虽然是手无寸铁的文人，但文人自有威武不能屈的风骨和前仆后继的韧劲，暴虐一时的文祸，最终不能完全扼杀中国优秀文化精英，“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正是有这些文化精英，中国优秀文化才不至于泯灭，文化薪火才未熄灭，才有一群以血泪蘸笔，铮铮铁骨，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人，直书亘古不移的国家情怀和人文理想，他们前仆后继，以苦难、良知、正义和呐喊，构成一幅壮美的长卷，才不使历史失色。 其三，中国文祸，虽然是权势者发动的，勿庸讳言，其间总少不了文人的作用。或为告密，或为揭发，或为莫须有罗置罪名，或为上纲上线置人死地，或以反戈一击而自保。从唐时武则天发明告密后，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检举告密反目同事，太多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黄苗子告密聂绀弩，冯亦代卧底章伯钧。其结果，我剃人头，人亦剃我头。 其四，文祸总是首先确立思想罪、恶攻罪、颠覆罪。历来统治者为什么喜欢孔子？就是他为统治者制定了思想罪。“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变，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 而孔子删定诗三百，这本身就是一场文字上的清査和思想上的审查。孔子虽然制定了思想惩处条例四则，但他手中没有权柄，没有生杀大权。到了秦始皇时代，可就对文人大开征讨清洗杀戮了。这就是大家熟知的焚书坑儒这个中国头号文字狱。秦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下诏：天下所有的“诗、书、百家语者” ，都要交地方官那儿烧掉；胆敢偷偷议论诗书的弃市；敢“以古非今者，族”：官员知情不报者，以同犯论处；令下三十日不肯烧书者，罚筑长城四年。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开始坑儒。四百六十余名儒生被坑杀于咸阳。秦始皇焚书的目的，是统制思想，确立他的“定一尊”的思想，让亿万人民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好“一世二世百世万世” 永世统治。坑儒的目的是维护权威，禁止对帝王的专制统治说三道四，让天下文人永远闭上乌鸦嘴，要张嘴只能唱红歌。然而，焚书三年后，秦始皇死了。坑儒五年后，秦帝国就灭亡了。 其五，文祸范围之广。文祸 “文字”可谓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最常见的“文字”是诗，此类冤案也称“诗案”、“诗祸”。历史上最有名的诗案，当属“乌台诗案” 。其次常见的“文字”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就是文集。因文集、专著中某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而遭遇文祸，在清代不胜枚举，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康熙后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另一种比较容易惹祸的“文字”是史书，此类案件也称为“史案”、“史祸”、“史狱”。历史上较早的比较典型的“史案”是北魏的崔浩在写北魏拓跋氏开国史时，揭露其野蛮杀戮行径，结果被认为“暴扬国恶”，其本人及姻亲皆被夷灭五族。康熙年间的庄氏《明史》案即是因修史书而起。诗文、史著成为“文祸”的主角。中国古人讲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而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谓的“志”、“道”很难脱离政治，诗、文既要承担言志、载道的重任，也就不可能不涉政治。然而政治险恶，所以需以隐讳的方式去谈，同时也养成了中国古人从诗文中揣测深层意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恶性发展，很容易就演变成文祸。史学方面，中国古代另有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而当权者往往不希望真相被公开、丑行被公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