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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终身致力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教学事业和研究工作，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自成体系著称。今天，在全国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人类历史发展和一般社会形态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的时刻，介绍一下雷海宗一生中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对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似乎是不无裨益的。从另一方面说，雷先生虽早归道山，如能看到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方针和社会科学的繁荣景象，能有机会通过某种形式参加今日的争鸣和讨论，当会分享大家的愉快而含笑九泉的。 雷海宗自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62年去世。在这35年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他对人类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观点和体系也在变化发展中，总的来说，基本上可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解放后在1956年其观点又有所发展，兹分别介绍。 一 解放前，雷海宗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基本上属于文化形态史观，这一史观是由西方著名学者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所倡导并风靡一时的，在这两人当中，雷海宗可能更倾向于施宾格勒，这大概是由于：（1）、施宾格勒成书较早，雷海宗最先看到并为之倾倒的是施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问世较晚，且系多卷本，待最后完成时雷海宗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2）、汤因比的著作部头更大，分卷多，将人类各文明分成二十多种，雷海宗觉得太繁琐了一些。 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方史学名著选读》课程，讲授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他正式撰文系统阐述自己的文化形态史观，始于1936年左右的《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此后，此文改名《中国文化的两周》加上以前发表过的《中同的兵》等文及新写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于1940年出版。后来，他又写《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一文于1942年发表，进一步论述其观点和体系，后与其他三篇文章一同编入《文化形态史观》，该书于1946年出版。雷海宗撰写的全面讨论文化形态史观的作品大致如此。 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历史，即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只以近5000年为限。自公元前3000年略前一点以后，地面各处逐渐脱离石器阶段，进入历史文化阶段。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5000年来高等文化区域共有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各个文化有其特殊性，进入历史的时间也不相同。断代应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若把人类史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历史，必致碰壁。但每个文化历史单位进展的大步骤及其时限则大致相同，可以概括出来甚至加以预见，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 在雷海宗看来，每个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其特点：（1）、政治主权分化，该地区有最高元首，但只直辖天下土地的一小部分即王畿，天下大部分土地由分封的诸侯各自为政，诸侯封疆内大部分土地又由卿大夫治理；（2）、社会分成各个世袭的法定地位不同的社会阶级；（3）、经济上所有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产，层层向下分封，由庶民农民生产食粮，理论上不允许自由买卖；（4）、精神上是宗教的天下，国家大典和人生大事都为宗教规则所规范。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旧王国时代，即金字塔时代（2800—2150B.C.）；在中国为殷商西周，从盘庚迁殷至平王东迁（1300—771B.C.）在希腊罗马为王制时代（1200—650B.C.）；在欧西为西洋中古时代（911——1517）。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其特征：在政治上以贵族为中心的列国并立，各国国君统一其封疆，脱离共主羁绊；在社会上士庶之分在理论上仍然维持，但平民升为贵族，实际已非不可能；在经济上土地自由买卖风气已相当流行；在精神上宗教仍占重要地位，但唯理思想发展，出现伟大哲人诗圣，一个文化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伟大解释与答案皆产生于此时。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中王国时代（2150—1850B.C.）；在中国为春秋时代（771—473B.C.）；在希腊罗马为以雅典、斯巴达和罗马之国为中心的希腊文化极盛时代（650—323B.C.）；在欧西为旧制度时代（1517—1815）。 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在进入这个阶段时，必发生惊天动地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大革命，平民阶级推翻贵族阶级，掌握政权，表面出现全民平等的社会，最初一百年间大体美满。但随后社会骚动，国际大战，列国数目日渐减少，最后只剩三两大国率附属小国互作拼死决战。战争破坏文物，各国政策造成文化摧残，这是一个思想上回光返照的时代，经短期百家争鸣，思想趋于派别化，缺少伟大的创造思想家，最后走向消沉，只有胸无定见的杂家还在写杂乱无章的大书。这个时代在古埃及为希克索斯时代（1850—1600B.C.）；在中国为战国时代（473—221B.C.）；在希腊罗马为后期希腊罗马时代（323—82B.C.）；在欧西为帝国主义阶段（1815迄今）。 文化的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整个文化区一国独强，并吞天下，政治专制独裁，天下大致太平；人心困倦，社会颓风日显，尚武精神衰退，文弱习气风靡，实行募兵式召边疆夷狄当兵；思想趋向单调，最后学术定于一尊，真正哲学消灭，文人全失创造能力，尚有学术注释对过去思想进行探讨，亦多附会误解。这在古埃及为新王国时代（1600—1250B.C.）；在中国为秦、西汉和东汉中兴（221B.C.—A.D.88）；在希腊罗马为罗马帝国盛期（82B.C.—A.D.180）；欧西则尚待一百年后方能到来。 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专制政治腐败野蛮，极端个人主义成为社会生活主要原动力，内乱迭起，外患严重，时被蛮夷侵占征服，传统的政治文化最后完全毁灭。这在古埃及为公元前13世纪中期以下，历经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统治，最后被回教征服而阿拉伯化；在中国为大汉帝国破裂而至五胡乱华；在希腊罗马则公元180年后，罗马帝国逐渐瓦解而灭亡。 雷海宗历史观的整个体系和理论大多来自施宾格勒，但在运用于解释中国历史时，自有发展创新。施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的生命只有一个周期，至末世而亡，不可能再生，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但雷海宗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甚至三周说，认为唯独中国文化为一例外，并未经历一个周期而亡，而是返老还童，又出现了第二个周期。 雷海宗主张，4000年的中国史可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分为两大周。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不占重要地位，这个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其发展各阶段已如上述。但到五胡乱华时中国文化并未灭亡，却经淝水之战的胜利获得了再生和新生。第二周的中国，从公元383年至20世纪，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佛教产生深刻影响，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上都起了大变化，但中国的个性并未丧失。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也是一个向南方大发展的中国。 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1500年间无本质变化，大体保持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朝代更换甚多，规模总跳不出秦汉范围，但就统治领域和重心来说，都有了很大变化。在第一周时黄河流域始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五胡乱华以后，南方逐渐开拓，每经一次外患，就有大批中原人士南迁，而且一般讲来南迁的人多是民族中比较优秀的份子。2000年来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一代比一代重要，人口一代比一代繁殖，最后都远超中原之上。在别的民族已到老死的时期，中国反倒开拓出这样伟大的新天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例外。 在精神文化方面，第二周中国的宗教、哲学和文艺等有真正的演变，也可与第一周的中国和其他文化周期一样分为五个时代：（1）、宗教时代，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由公元383至960年，是一个大的过渡、综合与创造的时代，最后建立胡汉混成合作的隋唐二元大帝国和灿烂隋唐的文化，佛教大盛并与中国旧有文化打成一片。出现调合一切、包含一切的天台宗和中国式佛教的最早创作《大乘起信论》，完全宗教化的净土宗泛滥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平民的社会。（2）、哲学时代，包括宋代，960—1279年，是一个整理清算的时代。政治上王安石变法失败；北宋分天下为十五路，北方五路，南方十路，北方已较南方落后。但思想上宋代诸子和陆象山最后调和了中国式的佛教、原有的道教与正统的儒教，产生了一种混合物，可称新儒教。（3）、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时代，包括元、明，1279—1528年。元代为外族统治，明代政治腐败达到尽头，唯一光明为闽粤的向外发展。在思想上宋代理学发展为程朱派和陆王派，王阳明是最后有贡献的理学家，也是明代唯一的伟人和全才。 （4）、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包括晚明盛清，1528—1839年，是政治文化完全凝结的时代，没有天才，没有创造。只有在云、贵推行改土归流的汉化运动是唯一影响远大的事。王阳明后理学不再有发展，盛清智力集中于训诂考据，但不算是一种创造运动。（5）、文化破裂时代，包括鸦片战争以下，西方侵入中国，思想学术并衰，西洋文化东渐，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总崩溃时代，中国文化的第二周已趋于结束。 芦沟桥的炮声将雷海宗从宁静的清华园的睡梦中震醒，抗日战争的烽火激起了他的满腔爱国热情。他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日本的猛烈进攻使得我们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为百码赛跑。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1]。中华民族经受了这场战争的悲壮惨绝的磨炼和彻底澄清的洗礼，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就将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2] 总括上述，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施宾格勒、汤因比等的理论观点一样，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具有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色彩。但他的热爱祖国，坚决抗战，反对日寇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二 1949年，全国解放。虽然国民党当局一再动员雷海宗“南飞”，并为他提供了机票，但雷海宗毅然决定留在北京清华园，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等运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转变，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他认真地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批判了过去接受的施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理论。 雷海宗开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体系来讲授历史，研究历史。当然，在结合到具体历史时，特别是对于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问题，他本人是有自己的一定看法的，而且也在变化发展之中。这里根据他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的世界古代史课程，并编写的《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一书，介绍他到1955年时对奴隶社会历史的见解。 雷海宗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按其生产方式的不同，亦即社会性质的不同来划分其各个历史阶段，则有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世界史的分期必须参照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严格地按照年代划分成下列五个时期：（1）、氏族社会，公元前3000年前，是人对自然进行斗争和阶级出现之前的氏族社会时期。（2）、上古，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6世纪间，此时世界上几个发展较快的地区都进入奴隶社会，阶级斗争主要是奴隶主与奴隶的斗争，但各地之转入封建社会时间早晚有所不同，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为最早。（3）、中古，公元5、6世纪间至17世纪，世界各重要地区都进入封建社会。（4）、近代，公元1640至1918年，其特征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与支配。（5）、现代，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现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期，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并将取得最后胜利，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区统治的削弱与走向最后灭亡。 总的分析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可以看到奴隶社会的三种不同地区与奴隶制度的两种不同类型。三种地区即以畜牧或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草原沙漠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土地辽阔和肥沃的大陆地区，中国、埃及、印度都属此类，以及可耕地有限、商业自始即占一定重要地位的临海或近海地区，例如两河流域、希腊、罗马以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其中两河流域地位含混，所包括各区多有不同。有的是纯农业区，有的是纯商业城，有的则农商兼有。两种类型的奴隶制度，即家长或家庭奴隶制和生产奴隶制。家庭奴隶主要在家内服役，生产劳动不占重要地位。在阶级社会初期，家庭奴隶制是奴隶制度的一般类型，当时世界各地的奴隶都以家庭奴隶为主，数量不多，大部分在少数长老家中服役。所谓生产奴隶，主要从事生产劳动，家庭服役只占附属地位，这是个别地区奴隶制度的发展形式。奴役现象是一个内在的发展，只有在本族人被奴役之后，外族的人，特别是战俘才开始被役为奴。本族奴隶始终不可能太多，世界史上没有一个本族人多数为奴的例证。只有在有条件大量奴役外人的情况下，奴隶制度才可能有极度发展。战俘日多而奴隶大增，用于农业生产的情况，除罗马历史中很短的一段外，并无他例。奴隶制度的高度发展，在世界史上并非当然的现象，倒不如说是间或有之的短期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