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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勇 【本文摘自】《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昆明)1995年02期第74-79页 在东南亚史研究中，泰国古代史的研究倍受重视，成果丰硕，影响较大。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番回顾和评析。 一、泰族起源诸说及批判 关于泰族起源问题，百余年来，在西方及泰国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泰族的老家在中国，由于汉族的压迫而不断南迁，最后被迫迁入今泰国地区，此即“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此论自100年前出笼后，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以至许多学者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常识写进了历史著作、中小学课本，甚至权威性的工具书中。① 此种谬论的始作俑者不是一位泰国人，也不是其它东方人，而是一个西方人——英国伦敦大学的T.D.拉古伯利教授。1885年，拉古伯利在为A.R.科胡恩著的《在掸族间》一书所写的导言——《掸族发源地》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臆说：“泰掸族的发源地就在中国本土内”，具体来说，就“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的九龙山脉中”。然而这位教授并未为他的观点提出任何史料根据。 此谬论出笼之时，恰是帝国主义疯狂宰割中国的时候。它的出现，为帝国主义侵华提供了所谓的“历史依据”。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对泰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都是茫然无知的，而拉古伯利和科胡恩在学术界又有一定的影响。这样，“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一出笼，便应者蜂起。欧美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纷纷著书立说，大谈“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这类著作主要有：E.H.派克的《克代云南西部的泰掸帝国》（1894年），艾.罗歇的《云南诸王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据首次译出的中国史籍而作》（1889年），P.L.邦德里的《泰族入侵印支支那考》（1897年），乔治.斯各特的《上缅甸及掸邦志》（1990年），威.瓦.柯克伦的《北部的掸族——历史概述》（1910年），H.R.戴维斯的《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1909年），W.C.杜德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1923年），W.A.R.伍德的《暹罗史》等。在这些著作中，杜德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和伍德的《暹罗史》影响最大。《泰族》一书，系统地编制了一篇所谓2500年来汉族压迫泰族七次南迁的神奇故事，在泰国广为流传，被认为是研究泰族的“经典”著作②。《暹罗史》则是第一部用西方文字（英文）写成的泰国通史，其古代部分集拉古伯利以来西方学者观点之大成，并加以系统化。各国学者未及详考，以讹传讹，一时间“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似乎成了公论。 拉古伯利等人的谬论，是对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史的极大歪曲。它引起了不怀偏见独立而实事求是地研究泰族起源问题的学者的怀疑和批判。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尤其以史学家陈吕范先生为首的学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还在“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尚未广为流传时，就有一些颇有功底的汉学家对此谬论提出过怀疑，而且这种怀疑和批判一直未曾间断。 1978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杜玉亭、陈吕范合著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该文以大量确凿的史实，有力地论证了忽必烈平大理国并没有引起任何民族的迁移，元代云南的傣族并没有大量南迁，泰族的先民早在1800多年前就已生息在中印半岛南部。此文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泰国学术界的重视。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自将此文的英文译本详细摘译为泰文，从1978年6月28日到30日，连续三天在曼谷《沙炎叻报》上发表。7月1日，克立.巴莫又在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史学家的这篇文章“是很值得引起历史学家重视的”，并提出“关于泰人的起源和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是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我们还必须继续深入讨论，以丰富我们的认识。”他还指出“关于泰人来自北方的理论，目前已有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开始产生怀疑。”一些泰国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学说”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近年来，陈吕范对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他继续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如：《关于泰族起源问题》、《所谓“泰族七次南迁说”剖析》、《素可泰访古——再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等，这些论文在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以后，引起了国际上特别是泰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他指出：千百年来，中泰两国人民一直友好相处，从未发生过直接的或者正面的冲突；泰族的发源地既不是中国的川北陕南，也不在阿尔泰山，而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的峡谷平原地带③。国内许多学者则提出了泰傣民族源于越人的观点。已故著名民族史专家江应梁在《傣族史》一书中写道：“从族源上追根溯，傣族属于古代越人族属。”“傣族是道道地地的南方土著，他和今天壮侗语族的各个少数民族，全是古越人的后裔。”④在《泰国史》一书中，许肇琳认为“掸泰族不是从中国的北方移来，更不是所谓受汉族压迫而不断南迁。掸泰族的先民至迟在距今2000年以前就生活在中南半岛北部地带，并以掸或赕的名号出现在中国古藉的记载中。”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