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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叙弗伦篇》的主题是虔敬。出于不止一个理由，《游叙弗伦篇》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虔敬柏拉图是怎么想的。它的确没有向我们传递其最终或完整的虔敬观。然而，这部著作却向我们传递了柏拉图对虔敬所作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于是，通过研究《游叙弗伦篇》，我们所能学到的不外乎部分的真理（part of the truth），或用柏拉图的话说，是部分真理（a partial truth）――它也必然是部分虚妄（a partial untruth）。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永远找不到如柏拉图所理解的有关虔敬的真理，除非在我们理解和消化了与其说是在《游叙弗伦篇》中还不如说是经由《游叙弗伦篇》而呈现给我们的半真理（half-truth）之后。经由《游叙弗伦篇》而呈现给我们的半真理并不属于习常类型的半真理。最习常的半真理告诉我们的是习常接受的意见。经由《游叙弗伦篇》而呈现的半真理并不是普遍接受的半真理。它是不通俗的。因为它是不通俗的，所以它是惹人气恼的。一种惹人气恼的半真理在某一方面高于通俗的半真理。要想抵达这一惹人气恼的半真理，我们必须作出某种努力。我们必须思考。但是，如果我们起初被迫去思考，而后所获得的奖赏却不外乎某种惹人气恼的临时结果，那可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柏拉图给了我们两种安慰：首先，不管结果如何，思考本身就可以说是最令人满意的活动。其次，如若我们相信结果比获得结果的方式更加重要，则柏拉图的道德品格便是个保证：最终的结果，或者在他看来有关虔敬的完整阐述，将是令人满意的，且决不惹人气恼。 《游叙弗伦篇》是游叙弗伦和苏格拉底之间有关虔敬的对话。提出过虔敬的三个定义，而这三个定义都被证明是不恰当的。到了对话的结尾，关于虔敬我们却很困惑。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虔敬。可是，难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虔敬的吗？虔敬就在于按照祖先的习俗崇拜祖先的神祗。这也许是正确的，可虔敬被假定为一种德性。它被假定为善。可它真的是善吗？按祖先的习俗崇拜神祗就是善吗？《游叙弗伦篇》并没有给我们答案。更准确地说，也许应该是：呈现在《游叙弗伦篇》中的讨论并没有给我们答案。但任何一部柏拉图对话中的讨论，都只是对话的一部分。讨论、言语、logos（逻各斯），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ergon（行）、行为、行动、对话中所发生的、角色在对话中所做的和所遭受的。logos可以结束于沉默，而行动则可以揭示言语所遮蔽者。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发生在苏格拉底被控不虔敬之后。对话中充斥着对这一事实、这一行动的提示。因此，它迫使我们寻思：苏格拉底虔敬吗？苏格拉底按祖先的习俗去崇拜祖先的神祗了吗？于是《游叙弗伦篇》向我们提供了对虔敬的两重呈现：首先，有关虔敬是什么的讨论；[还]呈现了苏格拉底之虔敬的问题。这两个主题看来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有关虔敬是什么的问题，是哲学的。有关苏格拉底是否虔敬的问题，则看来属于流言而非哲学的领域。然而，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么说是正确的，它也还是不得要领。因为哲学的问题乃是：在明确的意义上虔敬是不是一种德性。但是，就人所能具备一切德性的程度上，具备一切德性的人乃是哲学家。因此，如果哲学家是虔敬的，则虔敬是一种德性。但苏格拉底可是哲学的代表。所以，如果苏格拉底虔敬，虔敬就是一种德性。而如果他不虔敬，那虔敬就不是一种德性。因此，通过回答苏格拉底是否虔敬这一属于流言的问题，我们就能回答涉及虔敬之本质的哲学问题。如此，就让我们来看看从涉及苏格拉底之虔敬的《游叙弗伦篇》中我们是否能学到什么东西。 苏格拉底被控不虔敬。他被怀疑不虔敬。游叙弗伦则是个占卜者（soothsayer），他在虔敬这方面是个专家，他却确信苏格拉底是清白的。游叙弗伦担保苏格拉底的虔敬。但是游叙弗伦不知道什么是虔敬。然而，如果我们假定虔敬就在于按祖先的习俗崇拜祖先的神祗，则每个人都能看到苏格拉底是否虔敬，苏格拉底是否按祖先的习俗去崇拜祖先的神祗。而尽管游叙弗伦在哲学上缺乏能力，可在这一关键性事实上他却可以是个好见证人。但真相倒是，游叙弗伦似乎并不太关注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就算退一步说，游叙弗伦自己的虔敬也还值得怀疑。因此，就让我们把游叙弗伦的证词排除在外，看看我们自己都能观察到什么。 我们从苏格拉底自己的口中听说，无论在他被控前还是被控后，他都认为认识神圣事物是重要的。显然，因为苏格拉底探索有关神圣事物的知识，控告者认为苏格拉底是个创新者（innovator）也就是说，是谬误制造者。控告者自然认为他自己知道真理。事实上，他指控苏格拉底对神圣事物昧然无知。这一指控假定苏格拉底所谓的或真实的无知是不当心，但这种不当心不可能是有罪的，除非有关神圣事物的真理每个雅典公民都能轻易掌握。如果有关神圣事物的真理由祖先的习俗传给每一个人，那情况倒确乎如此。苏格拉底是在有罪的意义上对神圣事物昧然无知吗？他似乎承认他对神圣事物了无知识。但他似乎是这样为其无知作辩解的：这方面的事情太难。他的无知不是有意的，因此也就不是有罪的。而如果苏格拉底对神圣事物无知，他就不相信传统或祖先的习俗告诉他（同样还有其他人）的有关神圣事物的说法。他不会把那些故事看作知识。事实上，他提出，未经审察，人们不该同意有关任何结论的任何断言。他说得很清楚，有关祖先之神祗的祖先的记载无非是直白的断言。如果苏格拉底真的无知，极端地无知，那他甚至不知道祖先的神祗是否存在。那他又如何会按祖先的习俗崇拜祖先的神祗呢？如果苏格拉底真的无知，且知道他真的无知，他就不可能虔敬。当然，他还可以继续做崇拜的动作，他可以在外表上与别人一致。但这种一致就不再是虔敬，因为一个明智的人怎么可能崇拜其存在仍可疑的东西呢？苏格拉底的外表上的一致可不是由于任何对神祗的恐惧，而是羞于被别人看作与他们不一致，或者说由于惧怕坏名声。惧怕坏名声乃是惧怕因坏而得名声。不相信祖先之神祗的人，就会被看作是坏人，看作什么坏事都干得的人，这一污点（stigma）尤其与哲学家分不开。在这种环境中，苏格拉底看来就不得不在外表上与别人保持一致，就算不是为了他自己，怎么说也是为了哲学。然而，如果苏格拉底在外表上保持一致了，人们又怎么知道他不虔敬呢？他们可以通过他的言论而知道。但苏格拉底把他想的每件事对每个人说了吗？他自己就惧怕别人认为他出于爱人之心（philanthropy）和每一个人谈每一件事，非但不受钱，倒还愿意掏钱――如果他有钱――别人只消听他说。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雅典人所怨恨的，主要不在于其机智敏捷，或者其思想的异端特性，而是他那据说是传教士般的热忱。他真正的罪，致他于死地的罪，与其说是不虔敬，倒不如说是他明显的爱人之心，或者在指控中所说的“败坏青年”。 至此，我们已经在其表面含意上采纳了苏格拉底关于其对神圣事物之无知的言论。但如果我们再一次深入《游叙弗伦篇》，我们就会发现苏格拉底并不是对这方面的事物全然无知的。在对话接近结束时，他说他所具有的一切好东西，都是神给予的。在对话的稍早时，他指出，他厌恶那些有关神祗会做不义之事和相互争吵交战的流俗故事，而且他不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他似乎相信他知道诸神既善良又正义，因而既是一切好东西且唯有好东西的提供者，又不可能相互交战。但确切地说，这种知识会使他不虔敬；因为他所拒斥的有关神祗的流俗故事，不仅是好画家们的创意，也是好诗人们的设想。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祖先崇拜之要素的一套理论。他不接受有关诸神交战的流俗故事这一事实，也许能解释为何他被控不虔敬。他自己就暗示了这一解释。但他是不是见人就说这些故事是不真实的？他是不是罪在爱人之心过度？ 在他与游叙弗伦的对话中，他根本没有这样做过。他所做的不外乎指出对这类故事的某种不信任，或他不喜欢这些故事。他说他带着某种厌烦感接受这类故事。此外，他并没有找游叙弗伦对话。他并没有带着启蒙游叙弗伦的意图去找他。相反，这对话是游叙弗伦强加给他的。要不是游叙弗伦起了头，游叙弗伦可能永远听不到人可以、应该怀疑关于诸神之流俗故事的话。苏格拉底根本没有显露一丁点传道热忱的痕迹。 有关这，人们也许可以提出如下的反驳。在《理想国》第二卷，苏格拉底长篇大论地铺陈他的神学。但是，首先，《理想国》中与苏格拉底对话的角色，甚至在场的听众，都是一个特选的团体。游叙弗伦并不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他首先属于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大部分雅典人。其次，在《理想国》中他并没有明确地――一如在《游叙弗伦篇》的平行段落――提及这样的事实：有关诸神的错误概念，可以说就体现在雅典城邦的官方崇拜中。《理想国》中直言不讳的批评，是针对诗人――他们是平民――而不是针对祖先的习俗的。 我得出这一临时结论。在指控的意义上，苏格拉底的确是不虔敬的。但他并没有罪在爱人过度――他惧怕就此被人认为有罪。我说过，与游叙弗伦的对话是强加给苏格拉底的。的确苏格拉底并不寻求这一对话。这篇对话开头提到的苏格拉底的爱好，是最具启发性的。这一提示让我们想起了《卡尔米德篇》（Charmides）和《吕西斯篇》（Lysis）的开头――在那里苏格拉底自己描述他如何乐意寻找与年轻人对话的地点。苏格拉底并不乐意与游叙弗伦交谈。他与他交谈是因为出于责任他不得不谈，或者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正义的。这一对话便是个正义的活动。通过行动，苏格拉底展示了他是正义的。这一行动便证实了游叙弗伦的无声证词。退一步说，就算苏格拉底的不虔敬尚存疑问，他的正义则变得昭然若揭了。 但什么是正义？照游叙弗伦，严格意义上讲，正义等同于巧妙地照料属人的事物。由于这种巧妙照料，或牧养，属人事物会受益或变得更好。不管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的巧妙照料有几分成功，据描写，他的确费力使游叙弗伦变得更好――通过向自以为极端有智慧的他展示这一事实：他是极端蠢笨的。通过试图使他变得多少明白道理，通过这样的正当活动，通过试图使人们变得更好，苏格拉底相信他在审慎行事。因为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希望自己和好人（因而是有益处的人），而不是和坏人（因而是有害处的人）相处。但正如一个想要唤住恶狗的人，也许会被恶狗咬伤，或者一位把危险的玩具从孩子手中拿走的父亲也许会激起孩子的愤怒，试图使人们变得更好的苏格拉底，也会引起人们的怨恨，并且因此陷入不幸。那么，甚至想要使雅典人变得更好难道是审慎的吗？尽管有这一困难，苏格拉底的努力还是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并最终为我们带来了益处。因为在和人们――不管多么蠢笨的人――交谈时，他也在学习，他也在研究人性。没有这种研究，柏拉图的对话就绝对写不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