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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发展到后期是怀疑主义，经院哲学发展到后期，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还是怀疑主义。 经院哲学的怀疑主义体现在具有宗教特色的理性与信仰之争，这一思想在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一句话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信仰的特性就是要拧断理性的脖子。”。 对于宗教来说，怀疑主义的幽灵一直都存在着，哪怕是在对于理性赋予最高地位的经院哲学家那里。因为，就如路德所表述的，理性作为有限的东西如何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理解无限的上帝。 马丁.路德之所以著名，不在于他的哲学，而在于他所引领的对教会的反抗，他反抗教会的权威是为了削弱教会的权力。但是，在他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中，却不赞成人们反抗暴政。他认为铁血的统治是必须的，因为人的本性是个罪人。他为民众指引的方向是现实生活中的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之所以如此，他的理由是：现实生活对人来说是不重要的，世俗事务、世俗权力对上帝来说是区区小事，人们只须、只有秉持着对上帝的信仰，才能让我们的灵魂得救，而这才应该是人最根本的追求。 实际上，马丁.路德已经被划入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首先是伴着怀疑论的复兴到来的。怀疑论并不是为了怀疑，如果只把怀疑作为最终目的，那么怀疑也成了一种信仰，这也背离了怀疑论的初衷。它不是为了不相信，它是为了得到在它看来无法得到的证明。 蒙田继承了，或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是复兴了，古希腊怀疑主义的优良传统。对他来说，怀疑，让他摆脱了别的哲学体系的僵化的理论。甚至，让他认真思考了对于怀疑的怀疑。要想成为真正的怀疑论者，我们必须怀疑我们正在怀疑的过程，我们永远不应形成对任何理论的持续不变的信仰而只能永远采取一种询问的姿态。这种思想，让我联想到了笛卡尔的立场，不同的是，笛卡尔从这一立场出发重新构建了他的哲学体系。蒙田的真正意思似乎是：怀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以为是，即狂信和独断的态度，哪怕这一态度是基于怀疑主义的立场。 蒙田说：“我停了下来，我进行考察，我以世道常情和感觉经验为我的向导。”从这个起点来看，蒙田似乎又代表着经验主义的萌芽。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观念的进步远远超过哲学思想的进步。而科学所带来的观念的更新，虽然步伐不是那么迅捷，但也影响着哲学家们的思考。比如，帕斯卡，他用数学的思维方式来论证了一个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要命题：上帝的存在。 帕斯卡的论证完全是概率论性质和实用主义的：我们可以相信上帝存在，同样也可以相信上帝不存在；当我们相信上帝存在时，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们可以上天堂，如果上帝真的不存在，我们还在人间；当我们相信上帝不存在时，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们就得下地狱，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还在人间。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的话，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我们所获得的好处的概率加权之和，要远大于我们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情况。因此，我们应当相信上帝存在。 帕斯卡的论证，与安瑟尔谟和阿奎那对于上帝的证明比较起来，多少显得有些过于功利。但是，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价值在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了纯思辨的哲学领域。而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关于我们如何获得知识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使得科学和哲学在后来的日子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佛朗西斯.培根在英国进行着关于科学的认识方法的重新思考；而笛卡尔则在法国进行着关于哲学的认识方法的重新思考。 不过，在描述他们的对于思想领域的影响重大的转折之前，我想先比较一下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这两个政治哲学家的思想。 马基雅维利是个意大利人，他的风格很像意大利足球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至少，同时也是至多，在他的著名的《君主论》中所体现的是这种思想。 《君主论》貌似外文版的《韩非子》，它似乎就是“外儒内法”这一中国近两千年来统治范式的理论总结：对民众施以道德礼法规范，君主则施行着赤裸裸的权谋。统治者可以不受任何道德法则的约束，马基雅维利建议统治者，只要是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所必需的事情，可以无所不为。在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中，权力，或者说君主的地位本身，对于君主来说，是唯一的追求。为此，君主可以无可非议地运用无论多么不道德的手段。 马基雅维利的哲学，与其说是政治哲学，不如说是政治家哲学；与其说是统治哲学，不如说是统治者哲学。我们应当确定了统治者要做什么再确定统治者应当怎样做，在马氏看来，统治者应当做的事只有维持他的统治，所以，他所确定的统治者应当怎样做的答案就只剩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维持他的统治者的地位。 这些都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集中体现的思想。 其实，如果抛开我们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统治者哲学的价值判断不谈，他的思想也多少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科学的兴起，让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由理想（也许用遐想更确切）转入了现实。而现实当中，实用主义代替或者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似乎多少也成为了一种必然。 马基雅维利是典型的君主集权思想者。在他之后，出现了一批契约论者，比如，让.博丹认为国家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通过这种契约，人民主权无可改变地转移给统治者；约翰.阿耳图西乌斯相比他所处年代的政治家更象一个现代的思想者，他认为契约式有条件的，要看统治者遵守契约与否。在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契约论者则是托马斯.霍布斯。 托马斯.霍布斯比马基雅维利更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工作者。在他的思想中，涉及到哲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触及。 他应该算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形而上学上，他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认为运动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事物，无论是自然物体还是政治物体，都可以用运动来进行解释。自然，这将他引入到了机械论。甚至在对于人的自由与意志上，他的逻辑是：人有行动的自由，即人可以按他最后的考虑来做决定进而采取行动，但是，人所做的决定并不像其所表现的那样是完全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看似自由实际上是被原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意志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引起的。所以，他的行动自由也是被决定的机械论的。 霍布斯同时也是一个唯名论者，所以形式、理念这些东西入不了他的法眼，无法成为他的理论所依据的真正的原则。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何会给推理下定义为一种计算，即：理性无非是计算。这多少处于英国功利主义的传统之中。基于这一传统，他不承认有形而上意义上的绝对的善与恶，善、恶总是相对的。哪怕是上帝的善，也只是相对于人类来说的。 任何物体，无论是自然物体和人为物体，在霍布斯看来，都是他的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是人所创制的物体，因此，政治哲学也是霍布斯所研究的，而且对于现代人们来说是他研究的主要的，课题。 霍布斯的政治学主要体现着他的《利维坦》中。 利维坦这个名字出自《圣经》，是一种巨大的怪物。说怪物可能不太合适，霍布斯用这个名称显然是想表达，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动物或者说是一种巨大的事物，这样一个概念。 他对于国家的分析是从对自然人，在没有国家的纯天然环境中存在的人，入手的。 很显然，对于自然人来说，他与生俱来的必需是生存和发展。生存，按照霍布斯的术语是自我保全；发展，则是追求一切他希望追求、他可以追求的东西。这对于一个自然人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所有的自然人都依据这一共同的原则时，问题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当所有的人都要追求他们想要追求的东西时，尤其是这种追求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时，势必会造成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势必会形成，按照霍布斯的说法“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这，对于每一个人的发展的权利的最充分的放任，显然会对每一个人的生存的权利构成最大的威胁。如果每个人都从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始，并以之作为唯一的行动准则，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每个人都无法保证能够保护住自己的利益。于是，利维坦，国家，应运而生。 国家，它的存在的首要并且是最根本的目的，是使得每个在国家之内的自然人能够满足他们最根本的对于“自我保全”的需求。以此作为出发点，每个人势必要适度的放弃他们的部分权利。这样，每个人都能够“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同时，如果别人放弃反对我们的权利我们也放弃反对别人的权利。这种对于天赋权利的放弃，以契约的形式为所有自然人所接受，这样，利维坦，这一国家的形式被创建。 值得注意的是，订立契约的各方共同许诺放弃他们自己的部分权利，而把这个权利交给国家，或者说交给国家的主权者；更重要的是，在霍布斯的思想中，这种由自然人向主权者转让权利的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同时，这种权利转让的契约，只是产生国家的过程，是一个为了证明主权者甚至说是掌权者合法性的过程。它的作用，只在于证明主权者应当拥有权力。而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契约的使命便告终结，它不再出现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所以，霍布斯的契约论还是为他的君权思想服务的，在这一点上，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对于自然人来说，放弃部分天赋的权利，实际只是人从一个自然人过渡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中放弃了不适宜于社会属性的部分权利而拿它作为投名状。当一个自然人过渡为一个社会人并承认利维坦的合法性之后，我们便已自由的选择了被限制自由的自由。 霍布斯的利维坦，如果我们将之放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的话，它更像是对教会权利的否定。利维坦，在霍布斯的解释中是作为一个上帝的合理的创造物而存在的。于是，君王成为了人间上帝——利维坦的代言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上帝的代言人。 文艺复兴，我们这样翻译这个历史时期，实际上它的英文是Renaissance ，这个英文倒是直接来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重新”和nascere“出生”构成。重生，如果这样来看，倒比局限于文艺的复兴要贴切许多。它更鲜明的体现在思想上的，思想方式上的抛弃掉中世纪的束缚。 科学研究方法上的重生，可以有代表性的体现在佛朗西斯.培根身上。这个说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英国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主张重新清理人类的知识，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搜集和解释事实。 培根总结了以往，尤其是中世纪中突出反映的思想弊端，他将之归纳为三个“学术弊病”：异想天开的学术，我理解，指不是基于事实和问题而是基于文字的学术偏好，可能指那些基于雄辩而非基于事实的学术倾向；好争辩的学术，我理解，指基于权威的，基于将固有或者古有观点而非事实作为其逻辑起点的学术倾向，就像儒家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方式；爱挑剔的学术，我理解，是那种他们宣称的结论比他们能够证明的结论要多的学术方式，也就是说，我理解，这一类学者，凭籍着他们的学术地位，成为了权威，而他们作为学者的权威成为了他们的那些并不能够被哪怕是他们自己证明的学术成为权威的条件。 在这些思想弊端的影响下，培根指出，人类的思维中有有待清除的四种“幻象”，也就是影响我们对事物正确认知的四种错误的认知的潜意识。 这四种幻想包括： 种族幻象，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常识给我们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偏见，它们来自“人的感觉是事物的尺度这一错误的论断”。实际上，我认为，培根在这里指的是来源于我们的情感、直觉所带给我们的可能的认知错误； 洞穴幻象，指没有经过训练的心灵的局限性，它来自于柏拉图的洞穴的比喻。它来自于，我认为，学术的病状中好争辩的学术和脆弱不堪的学术，亦即，来源于一个人所涉猎的各种作为权威被该人所接受的观念、知识，这个人的心灵被封闭在这个权威意见作为背景的洞穴中；培根说这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心灵，很显然，他在这里说的训练，是新的、当时正在兴起的、科学方法的训练； 市场幻象，毋宁说是货币幻象没准更贴切些。这主要是指在学术交流中所使用的词汇，就像在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当然，这只是在流通和交流的意义上所做的类比。这种词汇所造成的幻象，主要体现在，一些词汇被用来做不存在事物的名称，或者含义混乱、含糊。在我看来，培根所指出的市场幻象，深层次上，是唯名论对于唯实论的冷嘲热讽的延续； 剧场幻象，是指“模仿一种不真实的不经模型而创造的世界”。它是一种，从不真实的公理出发，使用不正确的论证规律，最终被系统化了的思想体系。 从这四种幻象，培根质疑了单凭知觉的可靠性，质疑了将权威的理性作为理性的可靠性，质疑了权威的思想体系的可靠性，同时捎带脚挤兑了一下唯实论。 在对这些心灵的幻象进行批评的同时，培根提出了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当然，他得首先否定在当时还通用的方法——三段论法。培根认为三段论法无法为人们提供新的知识，因为，在使用三段论的过程中，结论必然的包含在前提之中。所以，我们要想获取新的知识，培根为我们给出的建议是——归纳法。培根大体上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所以对他来说，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来源于感觉经验的对象，具体事物。自然中除去按照固定规律活动的个体事物外别无他物，故而，研究、发现和解释固定规律是认识的基础。而我们欲要发现这个规律就要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进行归纳而达到。培根的归纳法，极端的看，是通过穷举事实来发现结论。相较于现代的通过设定假说，进而靠实验事实验证，最终作出对假说的论定这一归纳法而言，他更多的是依赖于感官认识和天才的灵光一现，而少了些许的科学性。但不管怎么说，培根毕竟让科学研究发生了根本的范式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