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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日双方各方面对比 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中日战争可以说是是一场典型‘跨越时代’的遭遇战，其主要的关键，不仅在于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更在于总体国力，举凡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上的差别。当时的日本，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无论是社会组织与国民观念，都已能适应现代化的总体作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却仍在落后与农业化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下，因此难以发挥总体作战的能力。同时日本对外的作战力量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则有着国、共对立以及各地山头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讨论中日双方的有形战力对比，虽然可以作出数量化的分析，但是由于其中结构的不同，很难单凭数量化的对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各国的军事专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能力的评估，与事实的表现，会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过中国军民所付出的血、泪、牺牲，才能发现真正事实的层面。 中日双方总体国力的比较 当时，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征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复杂的个人关系做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的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终于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于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1] 为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做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占到绝对的优势。[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对于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冲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型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援。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 双方军力的对比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于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比‘八国联军’还要复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源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援，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劣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援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于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于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架，布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援，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复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4]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布，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占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日本与德国、义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欧洲强国的呼应。虽然苏联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当时，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吁与九国公约(NinePowerTreaty)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国，而不至于担心自己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孤立。而在当时，除了苏联要利用国民政府来消耗日本战力，因此决定给予中国一些实质的战争后勤支援之外（还是在国民政府容共之后才开始），德国是考虑到蒋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但是关键的三十个整编师、全德式武器的交易，并未成功），并且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拟定战略，而美国、英国都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除了这些国家不愿与日本爆发战争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据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中日之战，日本将居于绝对的优势，中日战争的时间单位将是以月来计算，因此任何对华的实质军事援助，在时间上都来不及发挥功效，而只会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持这种论点的‘专家’之一，当然包括当时美国使馆驻华武官史迪威（JosephStilwell）上校，后来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时西方国家的评估是，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三月亡华’论，并非日本强硬派军方一厢情愿的夸大说法而已，而是有科学分析、实际数据来支持的专家共识。 中国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潜能 不过，这些‘科学’与‘数量’的作战能力对比，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中国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与侵略已经够多了；中国人有着宁愿战死，也不愿屈服的共识与决心，虽然中国军队在训练、装备与后勤方面，的确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中国军民在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与尊严的自卫作战中，所表现出来优秀的潜能，的确改变了许多战前的预估，中国能够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与战力下，遭受到近乎无法计算的死伤与打击，却竟然能够坚忍不拔、支撑下去，甚至能多次反击而让日军遭到重创，因而的确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日军大本营对于侵华战争预估，以及让西方军事专家感到震惊甚至是尊敬。中国能够孤军与日进行长达四年又五个月的全面战争，让日本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数不尽的牺牲所换来的成果。 事实上，日本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之时，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中日之间历史大决战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坚决认为，日本的世仇大敌绝对是苏联，而日苏之间的历史决战随时可能展开；其次是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升高到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此日本应该尽量减少在华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扩大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纵深，日军最多可以考虑攻占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就可立刻设法结束中国事变，而全力为与美、苏的决战准备。但是来自陆军省的看法是，日军在华北，最多只要经过一场或是几场主力决战，它就可以迫使中国放弃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当时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如下：最好的情况是在日军攻占平津之后，中国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让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顺势攻占内蒙，控制华北。不然日军可在黄河以北，捕捉并歼灭华军的主力兵团，顺带攻占内蒙古，中国也必然屈服。最坏的打算是，主力仍在华北决战，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击长江三角洲，拿下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么中国绝对会投降的。但是日本绝对没有想到，它就是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又深入攻占通往四川的外围，中国仍然不放弃作战的意志。 战略上由中国主导全局 而在中国方面，若是从战略准备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愿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冲突，而提前展开与日本的历史决战，但是在政治与民心而言，卢沟桥事变一旦被日本扩大为华北事变之后，就已经突破了中国抗日最后关头的底线，迫使中国不得不就此进行全面抗战了。 蒋介石深知中日之战，原本是全球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此时与日本作战，成为日苏与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序战，所以拟定了非常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中国在做出重大牺牲之后，将会成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种战而不决，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必然是经历屡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以完全牺牲的悲壮方式，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要想坚持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国领袖之领导能力，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考验了。 当时在中国的各路诸侯与人民，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以重大的牺牲，打出民心士气的支持，然后再不断地回避决战，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等到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变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对日本进行反攻了。 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在战场上，日本几乎是占到战术的绝对优势，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日军都能以寡击众、发挥凌厉的攻势，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援（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武器攻击华军。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残忍，不过相对的也呆板与缺乏变化，日军在居于优势与陷入绝望的玉碎表现，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 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战略的层面，却是中国在主导全局，日本只是不断在被迫跟进。由于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精神，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然不屈不挠的抵抗下去。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因此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导致它最后战败亡国的下场。 中、日领导层面的评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帅’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政府的大政方针，却是由有如‘走马灯式’的不同军政势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都是以效忠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中心的。 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这和希特勒、史达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政府与元老、皇族之间的妥协意见，虽然裕仁对于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也感到震惊与不满，但是基本上，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对于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他对于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做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纳属下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做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做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订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画，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托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做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有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疑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的考虑，因此不能做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总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帅的是一支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世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础，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破坏，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中伤，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史氏又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盟国也就顺理成章地阴谋出卖了中国应有的权益。 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速战速决，演变为以战养战，最后企图以击败中国做为决战的筹码，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过度的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都没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布局，从血战牺牲以建立抗日决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坚忍，从委屈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出卖的‘惨胜’下场。 平心而论，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除了少数几场的防御作战的胜利之外（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几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当然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仍然坚持的打下去，这种民族的毅力，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在和、战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国格局。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至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参考资料 刘凤翰的《抗日史论集》与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有更为详细的兵力资料与分析。 附注： [1]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实际控制了根本是中国领土的钓鱼台岛屿。 [2]苏联对中国的侵略，还是经由两个自诩为世界上最民主、最先进的国家秘密同意与授权的。 [3]日本军方的对华作战计划，就是采取八比一的中、日军队数量比率，进行规划的。 [4]在决定全面抗战之前，蒋介石曾经实在地告诉胡适，中国若全面抗战，后勤生产最多可以支撑六个月的作战消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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