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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义 梭伦改革既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级不享有担任政府官职和参选“四百人会议”的权利。这种中立政策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这些改革，使雅典贫苦公民摆脱了遭受债务奴役的威胁，打击了贵族统治，使城邦体制更加巩固。同时，梭伦通过规定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了土地的过分集中，使城邦体制得到健康发展，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措施又使工商奴隶主地位迅速上升，奴隶制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改革影响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为雅典的奴隶主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1、开辟了一条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 2、克里斯提尼在其基础上使雅典民主化进一步完成。 3、伯利克里时，雅典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 梭伦改革局限性： 梭伦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本身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局限，没有满足下层平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使他们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梭伦还期望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但其结果是，下层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贵族也因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心生怨恨，于是梭伦对平民与贵族是两面不讨好。获利最多的是工商业奴隶主。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梭伦经济改革稳定了雅典公民团体，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使雅典阶级结构发展为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政治措施使下层平民得以参与国家政治，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也开启了西方权力划分的先河；渗透在改革中的“中庸”精神与东方“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雅典民主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价值基础。 梭伦改革触及了当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对旧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恩格斯称它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旧势力没有被彻底清除，下层人民的要求也没有很好地满足。梭伦推崇“中庸”，企图用妥协的办法来求得斗争双方的和解，一方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保护贵族的政治特权，他形容自己“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但结果两面都不讨好，最后自己被迫远走埃及。 历史评价梭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是雅典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对雅典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备的公民群体。 其次，财产等级制度的确立，使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从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且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再次，改组国家权力机构的措施，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最后，梭伦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大大促进了雅典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其很快成为古代希腊最繁荣的工商业城邦。同时，加强了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的经济实力，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 改革局限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改革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梭伦以财产资格确定公民不同的政治权利，富有的第一、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下层公民没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 梭伦改革后，贵族的实力虽有所削弱，但仍然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氏族制度残余仍得以存续。贵族凭借血缘门第，照样拥有世袭占有土地的特权。 结果，贵族对权力的剥削不满，下层平民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实现，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导致非公民没有享有民主的权利，女性没有政治权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