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成绩。大势所趋，学术似乎是集体化与世界化。东西人士的才智没有优劣之殊，然若干专门研究，我们还是愧不如人，这是事实，然而正是正在过去的事实。 姑举一事为例：我们知道自有历史以后，人类存留了两部最伟大的史诗，在西方流传了三千年。欧洲近代语文多有译本，华文则无。这是一崇高亦又渊深的文化源泉，我们也忽略了，我们从何深透西洋学术思想的背景呢？通常我们钦重西方学术的发展，多只知道现在的成果，而起羡慕，很少注及其产生此果之由来。若稍究其由来，则不但是各各的历史，亦且其整个精神思想之背景宜加探讨。我们期望有一日精工出版一套希腊丛书，中收各种哲学文学等名著的译本。其第一、二部当然是荷马这两大杰作，《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了。 许多世界名著尚没有中文译本，也许将来渐渐会有译本出现的。希腊神话，早已有绍介；哲学，亦有过一些研究、著述。但至今希腊古典，没有在文化界得到适当的处理。因此没有得到正确的估价，加以应有的推重，大是憾事。现状还是学术风气不甚开通。我们约略知道巴勒斯坦这一文化源流，大有造于西方文化，玛修安诺德称之为“希伯莱主义”，没有那，则西洋决不能成就许多伟大事业，随处可以见到的。但我们时常忽略了这希腊文化主流，没有它，则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现代的一切工业、技术、商业、科学的西方世界决不会存在。那么，其重要可想了。而且，甚至还有人假定――在推理上自然有应当容纳的假定――设若世纪初的罗马对基督教的反对更彻底，一切基督教信仰早已断根。则当时希腊文化渐渐陶镌了外邦，其斯多葛学说必支配了统治者，共和政体必已代替了罗马大帝国，奴隶制亦必早已废除。则欧洲在九世纪中必已进步到十九世纪的境况或更前了（此说见Sir R. W. Livingstone讲录）。其然，岂其然？ 历史的发展未尝如此，基督教的兴起也不是偶然，有其必然之理，学人自可讨论。新旧之兴替随时代之推迁，那结果使人感觉苍茫得很。雅典哲人讲学的檐廊，早已化为尘土，雕花石柱头和柱础，以及出土的一些破缺大理石像，于今散在各处博物院里，竖琴歌声早消歇了，在哲学方面，至少到公元后四世纪，希腊人已完全退出世界剧场。不妨假定那整个文化起始自公元前一千年。譬之于一日，曙光微启，渐次黎明，哲人讲学时代，渐近于日丽中天，光明盛大不过三百多年。残阳之美见于新柏拉图学派之兴起，以后呢？渐渐沦入黑夜了。 这是西方文化的昨日，其光华发越，如何可为后世忽略，遽尔遗忘？我们是神明华胄，所处远在天之一方，未曾参加其文化工事。中国的蚕丝输入古罗马，有一位暴君赫里阿加巴鲁斯（卒于公元后二二二年）最初着一件丝织袍，起初是一两黄金换一两丝织品，后来输往渐多，价低了，做成了元老之流的华服。那只算是物质上的一点交易，不算怎样是文化接触，双方古典皆只有稀微的纪录，彼此略有传闻，中间隔了文化较低的若干民族。造纸、雕版从中国输入，则是中世纪之事。事实上古希腊罗马人决不知道我们，我们的祖先也不知道他们。穆天子之八骏西游纵使不是完全荒诞之故事，则所遇之“西王母”也许是中央亚细亚某部落的女王，决未尝是游到欧洲何处。荷马史诗中记载Tityus尸横九亩，与春秋时叔孙得臣射杀的长狄，其大相同，但后者是历史，前者乃神话，时代相距亦远，其间难说有何关系。那么我们看西方，自然不及西方人看自己之亲切、深透，然正因为有距离，时间的和空间的，两个决不可少之“缘”，使我们见物，又或可见其全。 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个普通问题：即古不可复。古，无由复，不能复，亦不应当复，人类须是生活在现在而望着将来。但刻刻进步或说转变，现在旋即成为过去，三时一贯，了无间歇。罗马人造扬鲁斯神像，一面正对过去，向后，一面正向未来，向前。我们不正望过去，则无由确立现在，因为将来不可知。不正望将来，则现在已成断灭更无由立。凡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原则是表之于此一象征。无论从东西方我们摄得其文化菁华，正有以供现代与将来的发展。夸张点说，我们是在创造将来，即算模仿过去。但谁也不能在现代创造过去。重生是新生，新生是旧的死掉了，文艺复兴即是重生，复兴是新者兴而旧的废掉了。例如十三、十四世纪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现在回看是新起一创局，它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 转载自 中国世界历史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