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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体系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历史学家、汉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津津乐道于古代东亚的国际体系。有关东亚国际体系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比较典型的就有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说”①、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说”②、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学说”③和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说”④。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对东亚古代的国际关系进行阐述和解读，为非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或者说没有认真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否将古代东亚看成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或者说用体系的方法去研究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是否具有必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秦汉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和东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来考察秦汉两朝，特别是两汉时期的东亚历史。 “秦王扫六合、壮气何雄哉！”秦朝虽然国祚短蹴，但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新纪元。不仅如此，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也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汉承秦制，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并使其最终确定下来，秦汉两朝奠定了古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秦汉两朝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那就是思想上的大一统，在儒家独尊的前提下而杂用百家。 秦汉两朝时期也是东亚地区历史发展的新起点或分水岭。从秦到汉，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日趋成熟，其对外关系也从无到有地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同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匈奴也结束了混沌状态，其政治、军事和外交也到达了一个顶点。以汉与匈奴为核心、周边其他政权参与的东亚互动达到了古代社会的巅峰，延续了近四百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互动具有非常强的示范意义：秦汉两朝确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段时期内，后世中原政权对这些制度的继承远远超过创新；同样，匈奴人的生活习惯、组织模式和民族特征也被蒙古利亚后来的主人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所继承。以汉匈为主体的互动实际上也就代表了东亚两千多年来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互动的样式。 二、国际体系的概念及国际体系的一般标准 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国际体系理论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显学，体系的研究方法尤其为人所称道。不过颇为尴尬的是，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国际体系的概念的争议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迄今为止，人们并未就国际体系的含义达成任何共识。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不论国际关系学界对体系的思考给人们留下了多么令人惊叹的进展，国际关系理论家依然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这不仅使那些相互竞争的、对国际关系体系进行概念化的不同方法间的差异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不同方法所包含的思考范围也常常没有被完全勾勒出来[1](P35)。 首先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系统才是国际体系？我们怎样认定国际体系？什么样的系统才符合体系的基本研究方法？虽然体系思想是一个分析的概念，分析者有权设定严密程度的标准[1](P81)，但我们依然需要明确一些国际体系形成、存在所必备的条件和要素；我们必须有一些标准来测量体系效应是否足够大，以至于我们是否可以使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知道进行这样的体系研究是否具有必要的意义。 体系首先得有单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存在的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行为体⑤。又因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多是构筑在1648年后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因此这里的国家主要指民族国家。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也认为，国际体系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型单位——国家的发展，在本质上，它们是比采猎部落和在其之前的新石器时期的村落更为明确的军事政治单位[1](P167)。但是国家的概念和属性同样需要澄清，历史上有太多的国家形态，究竟什么形态的国家才是基本单元呢？首先，是要有独立的对内管理权和对外交往权，且单元之上再无高一级权力单位。民族国家的主权就符合这个特征，而欧洲中世纪的那些国家，由于权力受到教皇的节制，因此它们不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同样的道理，西周的那些诸侯国也算不上国际体系基本单元；其次，必须有直接管理和控制的国土与人口。教皇虽然有独立的权威，但其需要假手封建领主来管理土地和人口，因此也不能算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只有这种类主权国家或是主权国家存在，才会有国际体系，但并不是说只有这种形式的实体才是国际体系的单元。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国际体系的单元从来都是多样的。帝国、王国、城邦、部落等行为体经常同时出现在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也不是唯一的一类体系单元，其他单元，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互动是体系之所以存在的第二大基础。就国际体系任何广义上的理解而言，有军事互动、政治互动、经济互动和社会互动这四种基本类型。其中军事互动和政治互动需要很高的互动能力，经济互动次之，社会文化互动需要的能力条件最少，单个的传教士和宗教使者就能完成比较远距离的互动。互动规模实际上也是与互动能力相辅相成的：古代骑兵的使用使得整个欧亚大陆开始了洲际规模的军事与政治互动；大航海时代开创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因此，互动类型和互动规模是衡量互动能力的两大标准。互动能力通常还受到地理因素、物质技术的影响和制约⑥，由于地理因素的相对固定，物质技术就成了影响互动能力的最大因素。所以我们也可以根据物质技术来判断互动能力的大小。 除了互动能力，互动产生的体系效应大小也是体系存在与否的重要依据。如果一个体系存在，那么任何互动都会产生连锁效应（系统效应）。单元A与单元B的互动会影响到单元C、单元D甚至整个体系。如何判断这种结构性效应的强弱呢？ 体系中的互动有着自己的独特样式，而一定的互动模式往往是体系结构形成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互动模式来确定体系结构压力的大小，进而判断体系效应的强弱。一般说来，主要有两种互动模式，分别是线型模式和多线型纵坐标模式。人们往往认为只有每个行为体都直接与其他所有行为体互动的多线纵坐标模式才能形成国际体系。线型模式的互动是以一种类似链状的形式发生的（图1），每一个单位和直接相邻的单位发生互动，但不与距离遥远的单位发生互动[1](P97)。线型互动模式需要的互动能力和产生的影响要远逊于多线纵坐标模式，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体系的互动应该是多线纵坐标模式的互动。受制于地理条件和物质技术，线型互动模式在古代历史中比较常见，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线型互动模式。如果我们遵循严格的结构定义，单纯的线型互动模式显然不能成为体系存在的依据。在这种互动模式下，每个行为体的机会和权力相对均等，任何一个行为体都不易绕开与他相邻的两个行为体而与第三个行为体发生有价值的互动。这样，除了线型两端的行为体外，其他人都有两个互动的对象；互动起点和终点的行为体虽然只有一个互动对象，但因为其有影响整个互动的能力，因此少一个互动对象对其权力并没有太大的削弱。这种互动产生了一个利益集合体，各行为体较平等地分享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也就没有一个行为体的权力特别占优，所以这种接力式的互动很难产生结构性的影响。而多线纵坐标模式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每个行为体都与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发生互动（图2），自然就会出现机会不均等和权力不平衡的问题，因而总会出现权力相对比较大的中心和权力相对小的边缘。因此我们可以将多线型坐标模式的互动的出现当作国际体系形成的一大结构标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历史中，混合的互动模式也是常见的。此外，还有一种互动模式就是辐射型互动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中心单元，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只和这个中心单元发生实质性交往（图3），因而，这个中心单元往往具有最强的权力和最多的选择机会。 图1 线型互动模式图 图2 多线纵坐标互动模式图 图3 辐射型互动模式图 判断体系效应大小的另外一大标准是核心区与边缘地带的分化。既然是体系，是一个系统，就一定存在核心——边缘结构，因为在一个体系中，权力和机会分配必然是不均衡的。尽管国家平等一直是人类的理想，然而不平等是国家系统内固有的特性，无法加以消除[2](P176)。这里说的核心——边缘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边缘概念并不相同，前者主要是指由于自身的能力禀赋差异而导致的权力分配不均匀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而后者主要是由国际分工而形成的经济体系。对于结构的概念，笔者认同沃尔兹的界定方法，在排列原则一定的前提下，权力分配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沃尔兹的权力结构主要是物质结构，尤其考虑军事与政治的结构，这不太符合国际关系的现实。这里的权力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权力，也包括经济、文化等权力。经济的权力分配主要是指行为体在国际贸易或经济交往中所具备的优势；文化的权力分配则是指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吸引力。这两者同样存在核心与边缘结构。因而，同军事政治一样，经济和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着核心与边缘的结构。 【本文摘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08年1期第50～5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