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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先生在《五百年来谁着史》中说,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的确,拜读此书后,我们感到作者也正是以此三重视野观察和解读五百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历史问题的。作者学识之渊博、立志之高远、气势之恢宏、启迪之深刻,令读者深感折服和敬佩。笔者囿于学识,斗胆地来谈一点浅陋的读后感,且作抛砖,以引方家吐玉之论。 一、读韩着借历史之鉴察现实问题 顺着韩先生治史的“三重视野”阅读其大作就不难看出,作者正是以热忱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剑气纵横的大手笔,深邃犀利的哲学目光,深沉激越的人道主义情怀,对500年来中国和世界历史进行较为详细的审视和剖析,从而提出了一系列设问:中国自1567年(隆庆元年)来为什么会由长期的经济领先而走向近代的积弱积贫?而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今天又为什么会再次走向伟大复兴?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漫长的16世纪”逐渐赶超中国,并在19世纪横扫世界、所向披靡?今天的欧美各国又为什么会陷入空前的、难以自拔的金融危机与动荡?[1]P161等等。作者正是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开始了以其“三重视野”方式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具有创造价值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韩先生以他的三重视野方式深入地探究了中国明朝就已经具有的,较之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方式及其走向衰败的深层原因,并指出:明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它的经济的崩溃,而其经济崩溃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代对于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从而导致过度市场化。”……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将这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用今天的话说,明朝问题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由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造成的”[1]P136。基于这种观点,作者指出:当代中国流行的另一个观念,是将发展的动力简单化地归结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伟大,而中国历史上的落伍,也被解释为前人长期以来全然不知市场,不知“市场经济”为何物(所谓“闭关自守”论的基础,其实质就是认为中国从来“无市场”)。他又指出:“此说涉及当下问题,或许不能一概而论,但若涉及历史,则可以肯定就是无道理的臆测。”[1]P166弗朗西斯?培根曾指出:“读史使人明智。”不难看出,作者也正是以此明智的拳拳爱国之心,借助明朝案例警示世人。其实,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些“新自由主义市场教旨主义”的鼓吹者或“精英”们嘴边常挂的一句口号就是所谓“市场进,政府退”。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先进与发达,似乎就是“没有政府管制的、亦即一切由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才促成的一种结果”。然而在现实中,事实已经无数次地教训了我们: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一次次频繁的“惩罚性关税”或贸易壁垒事实,使我们看不到所谓的“政府退”的丝毫迹象,倒是相反,西方国家时时处处都在进行不间断的十分严厉的政府干预。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上世纪90年代后,“精英”们紧锣密鼓地配合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险恶用心。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网民们为何要抨击那些所谓“精英”为“疑似美国间谍”了。 二、读韩着看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韩先生在书中严厉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所掀起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狂潮。其实我们尽管也有过批评新自由主义的撰文《新自由主义的风行及其本质》,但与韩先生相比,那只不过是仅仅涉及新自由主义皮毛的小文章而已。而《五百年来谁着史》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力度更大、更深刻,同时它也符合历史和客观的逻辑。从作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仅从作者结合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多边多角“菱形结构”抨击新自由主义之举,就足以使新自由主义的所谓“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世界简史》的观点)的学说根基崩塌。因为,作者结合“Frank模型”对新自由主义学说观点的揭露,就足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者以“结构增熵”方式强盗式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的险恶用心,同时也能暴露出“芝加哥学派”的所谓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哈耶克等人的罪恶目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只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者政策主张行事,毫无疑问,其发展过程必然导致弗兰克所说的“无发展的增长”,亦即对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其GDP的增值无一例外地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是以“外包加工”导致的非西方国家生态环境严重破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自然”)为代价;是以资本导致的非西方国家的劳动畸变(马克思说的“异化劳动”)及廉价的自然资源不断地落入资本主义诸国手中为代价。很清楚,“结构增熵”将会使发展中国家因此而不断被边缘化。相反地,“Frank模型”揭示的另外情形则是:全球超额利润都会源源不断地流往中心地带,即强势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书中,作者又以“三重视野”方式,抨击了极力推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论调,他指出:“甚至今天,更有‘土地私有化’方略之呼吁,以为现代化就等于把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后备大军。”[1]P164对于“私有化”的批评,在国际上经常出现,它被着名学者郎咸平批评为西方的“第二个圈套”[2]P119。而世界上最公允的组织———罗马俱乐部,针对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私有化”的风行及其导致的灾难性结果,在全球范围作了全面调查后,以“私有化的局限”为题,于2006年发出了最新“报告”。该报告向世界各国政府提出忠告: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在创新与维持之间,以及———如本书主题所述———在私营部门与公共领域之间“谨防极端!我们所需的是适度的平衡。”[3]P3在书中,作者同样以“三重视野”方式,批评了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效率主义”逻辑。他指出:“如此产业劳动大军……他们一旦被圈到工厂里,日夜重复一件机械性的劳动动作,其‘精神异化’更是不可避免”[1]P164。事实上,这就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机器对人和劳动力的排斥”的当代版本。而在韩先生的大作之中,它被批评为“只讲效率不讲人道的血腥的资本逻辑”[1]P164。其实,在管理思想史上,所谓“效率主义”逻辑管理学思想的发起人泰罗及其追随者卡尔?巴、H?L?甘特、弗兰克?吉尔布雷斯、莫利斯?库克、哈林顿?埃默森等人的许多相关观点,早在1927年就已经被深受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社会系统管理学思想影响的埃尔顿?梅奥的那次着名的“霍桑试验”所证伪。而帕累托的社会系统理论正是以探讨“效率逻辑”和“情感逻辑”的二元效应关系及动态平衡为主旨。相比较而言,这比单纯意义的所谓“效率主义”要全面和科学得多。但是,也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起,才使得那种片面的非人性化的所谓“效率主义”逻辑迄今未能被改变。在当今,不要说远的,只要你看看那些频发的矿难和闻名全球的富士康“13连跳事件”,就足以使人心惊肉跳。这血腥的资本逻辑连帕累托所说的“情感逻辑”都难能办到,更不要说它是否有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生态系统平衡的丝毫要求了。 三、读韩着看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 作者还以其“三重视野”方式,客观地、也是历史地得出结论:听凭金融依赖外国,这是自1567年(隆庆元年)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衰败的根本原因。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更是通过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借款、贷款的方式控制了中国。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连同军事失败的接踵而至,使得其财政更无独立可言。因此,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成为造成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持续数百年根本困局的关键性问题。对此,作者认为,“500年来认识最清楚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1]P158-163。今天,我们所处的全球环境仍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支配的环境,这是一个危险和危机并存,并且严重不平等的世界。其基本特征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风行和肆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就是:在全球范围全面推行“华盛顿共识”的10项内容,这些具体内容可压缩表述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其核心思想就是弗兰克所说的以多角多边“菱形结构”榨取和剥削非西方国家。换言之,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即发达资本本主义国家藉此结构,通过“结构增熵”方式,从周边,亦即非西方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用于自身发展。显然,这正是一种新的不平等的支配和剥削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处理这一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借助韩先生所说的“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的三重视野认识问题,毛泽东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不盲目地受新自由主义鼓惑,走出了一条有原则的又能与世界协调发展的道路,在适度承受“结构增熵”方式不可避免的支配和剥削的同时,又为自身的发展争得了巨大的空间和动力,他们创造的可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共融的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及其时代不仅得到了诸如韩丁等诸多进步的国际友人的高度赞扬,而且受到了有国民党背景的海外学术巨擘黄仁宇、邹谠先生的高调称赞[1]P31,150。这使韩毓海先生由衷地发出感慨:“在我看来,黄先生和另外一位海外学术巨擘邹谠先生,虽然都有国民党的背景,却高调赞扬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他们从民族大义出发。诚哉斯言!”拜读此书者均不难看出,作者正是以其所说的治史的“三重视野”,探析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在本“读后感”结束时,笔者对《五百年来谁着史》将发出同样的感慨: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