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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1999）04—0094—06 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国，亨利八世发动的宗教改革虽然不象路德和加尔文所领导的宗教改革那样声势浩大，但却使整个英国改变良多。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首先伴随着官方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呈现在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然而，一种新教派的确立也势必会对当时的民众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民众宗教生活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就是在普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也会打上宗教的烙印。这些变化正是本文将要进行考察的内容。 （一） 宗教改革期间，英国民众的宗教生活相对于其他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巨变而言，其变化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亨利八世在16世纪30年代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既代表着宗教改革的肇端，也使英国宗教实现了一种由罗马到英民族自身的转换，其影响可以说至为深刻。然而，同样是这一时期，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许多人认为亨利八世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禁止上诉法案》和《至尊法案》的出现，都是国王与教皇发生磨擦而暂时用来施加压力的手段，它们和以前历史上国王和教皇之间争权夺利的闹剧没有什么两样，也许用不着多久，双方又会言归于好，所有旧的宗教秩序则会恢复如初。正是在这种看法支配下，大多数人对于亨利发动的宗教改革持一种漠然的态度，他们不认为这会对他们由来已久的宗教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亨利八世虽然成为英国教会的首领，但在宗教生活方面他仍然维持着旧传统，大多数教义与礼仪一仍其旧，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宗教体制的巨变与宗教生活的连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爱德华六世时，新教运动进一步深入，颁布了新的《划一法》与《祈祷书》，它们的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宗教生活开始发生转变，逐渐带上了新教的色彩。这方面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例子，爱德华六世时期不少人立有遗嘱，从遗嘱的内容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些人受到了新教学说的影响，哪些人还坚持着传统。对1547年北部和中部约克郡及诺丁汉郡的遗嘱的分析表明，当时大约60%的人还坚持传统，其余人则部分地受到了宗教改革的影响。到1553年，受改革影响的人的比例上升到60%。而从英国南方得到的数据更为惊人，1547年在肯特郡已有60%的遗嘱受到了改革者的影响，到了1553年该比例上升到90%。（注：Alan A. G.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 State, P.75, Longman GroupLimited[M], 1984）虽然英国当时只有人口的小部分，即主要是绅士、教士、城市及农村的富有者，才有习惯立遗嘱，因而遗嘱反映的并不是人口的主体，但它所提示的倾向却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到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宗教改革已对社会的上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朝着新教方向的变化同时也是对许多年以来的传统的一种破坏。许多民众感到自己早已熟悉的生活被打乱，世界变得没有秩序，他们并不赞成新教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他们从内心深处眷念着过去的好时光。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玛丽上台恢复与罗马的关系，其亲西班牙政策固然遭到人们的憎恨，但对于传统宗教生活的一种回归却使人们感到欣然。至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她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国民，虽然她成功地再次实施了《划一法》和《至尊法案》，但在民众生活方面她也不可能取得一蹴而就的成功。然而，宗教改革毕竟还是给英国人的宗教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一方面由于多年持续不缀的新教运动逐渐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许多平民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少新教的学说与思想，新的宗教生活逐渐取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玛丽所恢复的天主教由于与西班牙的关系而遭到人们的厌恶，人们痛恨这种对民族利益的出卖，于是传统的天主教成了与民族对立的标志，这也使得不少人逐渐开始背离他们早已习惯的天主教生活，而走到民族宗教的一边。正是在上述的双重作用之下，英国民众的宗教生活实现了一种缓慢的转变，如果说在30年代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新教，也不喜欢它所提倡的新的宗教生活方式，那么经过多年时光的流逝，到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特别是到了与西班牙战争之后的16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都开始支持新教，也乐于过新的宗教生活，而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为民族教会乃至民族国家的发展真正奠定了基础。 民众宗教生活的变化也表现在一些具体的方面。经过宗教改革，在城市中教堂的外观与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只要走进去就会发现许多不同。往日华丽的装饰已不复存在，虽然这也常常勾起人们追忆时的一种伤感。古老的壁画大多被粉刷遮盖，特别是一些宗教题材的肖像与绘画已不见踪影，它们因为有违新教的反偶像崇拜的主张而遭到清除。教堂中的祭坛除了最主要的一个其余都被移走，代替它们的是一种移动方便的祭台。如果参加礼拜仪式，人们会发现牧师不再穿华丽的祭袍，而改穿一件朴素的白色的法衣，甚至在布道前也会脱去。布道时所用的语言不再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的拉丁语，而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母语——英语。从教士本身来说，其婚姻也成了新的宗教生活的一个侧面，不少教士在宗教改革时期娶了妻子，这可以说是对传统宗教生活的一个最大的反动。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新教的宗教生活方式的兴起。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宗教给人们带来的一些危害，其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安立甘教会成立后，教区教士的数量长期以来一直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着的俗人的需要。在1540年到1560年这20年间，牧师人数急剧减少，教会经受着一种人员不足的考验，如在牛津大主教区，1526年那儿有371 个各种教士，而到了1586年，则只剩下了271 名。 （注：Lawrence Stone, The Cause of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P.80, Harper & Row[M], 1972 ）这种教士人数的减少使得许多教会原先承担的事务无法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会的职能，也使得人们的宗教生活变得不便。不过，就算有着这样一些不足，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整个宗教改革期间一种民族化的宗教生活方式逐渐形成，而这与民族国家的兴盛是相互吻合的。 （二） 如果说宗教生活的变化是宗教改革的直接后果，那么宗教改革时期民众物质生活方面的一些具体变化则间接与宗教改革相关，对于这些变化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民众现实生活的了解，从而对宗教改革有更深刻的认识。要了解物质生活的变化，首先应该注意到经受着这些变化的主体——英国民众本身也是变化着的，也就是说，英国人口在宗教改革时期同样在发生变化。据有关学者统计，宗教改革时期英国人口的增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早在1315～1317年饥馑和1348～1349年黑死病袭击英国之前，英国的人口大约在400万到500万之间，也可能高达550万到600万，但到了1377年，其人口下降到250万，到了1450 年人口更进一步下降到200万，然后稳定在这个水平上并逐渐恢复。 即使这样，至1525年，不包括威尔士， 英国人口仍不超过226 万。 （注：John Guy, Tudor England, P.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 ], 1988）若是连威尔士在内，宗教改革前英国的人口也大约只有250万。 （注：S. Atkins, England and Wales under the Tudors, P. 4, Edward Arnold Ltd. [M], 1975）而在欧洲大陆，1500年法国人口已达到1 500万， 就是意大利在1550 年其人口也达到近900 万。 （注：Peter Ramsey , Tudor Economic Problems, P. 15, VictoryGollancz Ltd[M], 1963）不过，整个宗教改革时期， 英国人口开始逐步增长，到1541年英国人口达到了近300万，16世纪50年代晚期由于可怕的流行病人口有所回落，但不久又继续上升，在70年代晚期则达到了350万之多。 本文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1999年04期第94～9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