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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乃耀，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王乃耀(1948— )，男，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研究。 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李宏图(1958— )，男，安徽砀山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研究。 阎照祥，河南大学 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阎照祥(1949— )，男，山东成武人，河南大学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英国史研究。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黄安年(1936— )，男，江苏武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美国、世界现当代史研究。 【编 者 按】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涌现出了像六卷本《美国通史》、“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世界文明史》等或具有里程碑意义、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成果，同时出现了若干令人欣慰的新变化与新趋向，如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视野的开阔，新的学术生长点如世界现代化史、经济—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兴起等。由于许多新的史学生长点在中国世界史领域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全面总结近十余年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变化也许为时过早，但对其中的个别领域进行初步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高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和水平进行大胆的新构想，或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新建议，还是可为的。鉴此，《史学月刊》编辑部约请了王乃耀、李宏图、阎照祥、黄安年等先生就他们各自所关注的史学领域，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近年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变化、如何提升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观感、思考和建议。我们诚恳希望有更多的世界史学者来密切关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新变化与新趋向，提出更多的新思考和新建议，并将观察和思考所得惠赐本刊，以飨读者。来稿径寄《史学月刊》编辑部，或将电子稿发至本刊电子信箱：sxyk@henu. edu. cn。 近年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新变化与新趋向 王乃耀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近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在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新变化与新趋向。2002年姚玉民、舒建军二位学者发表了《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文(姚玉民、舒建军：《新世纪之初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对我国21世初的世界史的研究状况作了概述。为了节省篇幅，凡是上文提到的一些研究动态，本文不再赘述。 下面仅就笔者所知道的近几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状况的新动态加以综述，涉及的内容有：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政治文化史新视角；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研究的新动向；国别史、世界通史研究的新气象等等。因为篇幅的限制只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他几个问题从简。由于资料收集所限，因此本文的论述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动态 最近几年，将经济史和社会史进行综合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目前在西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发展势头强劲，正在形成一门成熟的学科，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正如侯建新所指出的，“经济—社会史在西欧颇有学术渊源，而新一代经济—社会史学家的出现则在西方史学界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今方兴未艾。经济—社会史的英文原文是‘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经济与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侯建新：《经济—社会史：整体的和民众的历史》，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经济—社会史”这一译法是齐世荣先生在天津2001年9月13～16日召开的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关于经济—社会史的界定，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般意义上的严格概念。侯建新认为：“经济—社会史即是，从个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出发，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中叙述和诠释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侯建新：《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22页)在西方史学界，经济—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可谓源远流长，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的经济史。19世纪之后，经济史在西欧史学界日益普及，首先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开设了经济史课程。随后，西欧其他国家，如法、德，和美国，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将经济史与社会史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比如英国的历史学家托尼(R. H. Tawney)在他所著的《十六世纪的土地问题》、《乡绅的兴起》和《社会生活》等著作中，就将经济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法国的年鉴学派也提出研究经济史要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费弗尔将他们创办的杂志定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此学派对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社会史在研究的侧重点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着重研究经济史的问题，以美国学者迈耶(J. R. Meyer)和康拉德(A. H. Conrad)为代表的计量史学派将数学某些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掀起了“计量革命”。但是，到了70～80年代，西方学者们对计量史学的研究前景产生了质疑，他们认为计量史学方法不能使史学成为“科学”。为了摆脱困境，西方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又强调研究社会史的重要性，主张将社会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深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方学者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论著。 目前，经济—社会史在西方学术界从学科教育体系角度来看，它正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前景十分看好。我国传统的史学虽然以政治史为中心，但是古代某些杰出的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还是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齐世荣：《可喜的创新之路》，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8页)就这点来说，我国古代史学家还是要高于西方古典史学家一筹的。当前，我国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社会史的新理论、新方法加以引进，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近年来，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的学者除了对经济史和社会史进行综合研究外，还对传统的经济史、社会史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并获得可喜的成就。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马克垚《论地主经济》一文对世界性的“封建地主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研究成果使人耳目一新。他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虽然千差万别，但在大致相同的经济条件下，有其大致相同的发展规律。地主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主经济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它存在着一种二元结构，即自然经济部分和商品经济部分。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封建地主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问题。再则，在肯定了封建主和农民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上的作用之时，如何认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要求，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垚：《论地主经济》，《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4页) 陈曦文、王乃耀主编的《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一书，对16～18世纪中叶的英国经济史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作者指出：16～18世纪中叶是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双重的历史过渡时期，英国无论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英国一跃而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工业强国。《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着重探讨这个时期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变革问题，认为它是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作者指出，这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商业的扩张、农业生产的变革和政府财政改革等。(陈曦文、王乃耀主编；《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刘景华在《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一文中指出：在西欧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在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商业和商人资本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对商人资本的作用应该有辩证的认识，在充分肯定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忘记它存在消极性的一面。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工商业特别是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等地，反而难以较早和较快地实现向资本主义化、工业化的全面过渡了。(刘景华：《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第56～64页)厉以宁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专著，以新的视角诠释了资本主义起源这个国际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作者以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眼光，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坚实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理论体系，即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大体上属于前者，其特点是一种刚性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社会等级和身份制严格，社会流动不易，看似稳固，实则应变能力极差，一击即溃；日本和亚、非、拉的一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后者，其特点是一种弹性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社会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身份制，纵向和横向社会流动都可以进行，权力结构可以变化，权力的行使方式也灵活多样，所以这种社会的应变能力很强，遇到危机可以自我调整，从而长期存活下来。而在刚性体制中，权力结构固定，权力行使方式也僵化，由此各权力之间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成长，再发展壮大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诞生。所以说，只有在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这几年关于中世纪经济史的论著还有很多，例如，张卫良的《中世纪晚期西欧乡村工业及乡村纺织业的兴起》(《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王越旺的《中世纪后期西欧修道院衰落的经济原因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谢丰斋的《从“长途贸易”论到“内部根源”论》(《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赵立行的《中世纪西欧庄园人口变动与商业复兴基础的形成》(《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张卫良的《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加丰等人的《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北京：中国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龙秀清的《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施诚的《论中古英国“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郭爱民的《土地产权的变革与英国农业革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王晋新的《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王亚平的《关于中世纪德意志“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向荣的《英国“过渡时期”的贫困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再做一一介绍了。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刘新成的《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一文以新的视角对西方新兴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进行评介。文章指出，学术界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终于形成了共识：日常生活乃是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但是，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大部分著作还停留在简单描述的层面。1996年出版的汉斯—维尔纳.格茨的《欧洲中世纪生活》是惟一一部对中世纪日常生活进行综合性批判分析的著作。30年来，对日常生活史学派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其距离实现自身的使命仍然很远。日常生活史研究应将目光向下移，深入“架构”之中，去捕捉生活于其间的个体，那些普通的、然而活泼生动的人。日常生活史研究下一步应向说明个人感受方向拓展，因为归根结底，生活是感受的，个人体验乃是生活的本质。(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第47页) 中世纪妇女史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俞金尧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一文以新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历史事实表明，寡妇对于是否改嫁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且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欧洲较为开放的文化和舆论氛围以及寡妇拥有的财产处置权使她们改嫁成为可能。(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38页)对中世纪妇女史研究的文章还有薄洁萍的《乱伦禁忌：中世纪基督教会对世俗婚姻的限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孙艳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婚姻特点》(《世界历史》2003年第2期)、石德才的《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和倪世光的《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专著中的骑士婚姻，等等。 【本文摘自】《史学月刊》(开封)2005年10期第13～2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