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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什么是史学方法论，产生史学方法论问题的认识论根据是什么？联系当前史学认识的实际，探讨历史研究中运用理论与方法存在的认识问题、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史学方法的运用与历史宏大叙事的关系问题，可以论证出唯物史观的有效性。 关键词：史学方法论 价值判断 思辨历史哲学 史学方法论问题源于什么途径而产生？研究史学方法论问题的理论视角从哪里切人？本文将这些问题作为史学方法论问题域看待，并作出初步探讨。史学方法论是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实践中产生的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概括。这些问题的产生可以归结为：具体的历史研究运用了哪种理论和方法，其适用度如何？如在题材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上，体现着理论和方法的选择问题。对于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到了哪种程度，是一知半解，还是在精神实质上领会？这体现着认识主体与思维规定之间的关系。站在什么立场、具备什么心态运用理论和方法？这体现着运用理论和方法与研究目的的关系。理论和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如何与历史实际相结合，是创造性地运用理论和方法，还是模仿性运用？这体现着认知主体与认识能力的关系问题。运用理论和方法所得到的历史认识有多大价值，包含多少历史真理？这体现着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开展史学方法论问题域研究，对于建立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范畴、概念、研究范式，是必要的、有益的。 首先，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来源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具有相同的要求，它们都是经过分析与综合，探明事物的因果联系，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的。这种共性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研究不过是用理性整理感性材料而已。这决定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遍性，即一切科学理论和方法都能为历史研究所用。在历史研究方法面前，牢不可破的学科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知识的有限性对人们的限制。卡西尔曾经指出：历史学家在探讨真理时像科学家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形式规则。在他的思考和议论方式中，在他的归纳推理中，在他对原因的追查中，他都像一个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那样服从于同样的普遍思想法则。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思想，包含着一切理论和方法都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规定。一切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理论都可以而且应该应用于历史研究，这首先是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理论就是对事物的理性的认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是不一样的。感性认识是具体的，理性认识是抽象的。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普遍性进行认识的方式。认识事物的普遍性是科学认识的本质。历史研究要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没有理性认识是不可能的。因此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理论。 其次，是由历史的本质所决定的。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发展历程，而生活即涉及自然也涉及社会，所谓的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总结。既然理论来自于生活，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历史学的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论指的是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研究。狭义的理论指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抽象，即历史哲学，以及对历史学发展过程的理论抽象，即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恩格斯指出，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分析、综合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都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只有辩证思维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也就是只有哲学的思维才把动物和人分开。辩证思维以概念的分析为前提。也就是说，哲学思维是应用抽象的范畴进行思维的。它的过程是：首先把个别的东西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普遍性，这样便可以从有限找到无限，从暂时找到永久，而这也就找到了事物的规律，这样的认识就是理性的认识。 虽然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研究，但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理论和方法虽然是对现实世界的概括和抽象，但这种概括和抽象又是从独特的理论视角进行的，每个理论家都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中得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总结，他对生活的态度、情感、立场都参与了他的理论建构，并融入其中。因此，每一种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人的精神的反映。原始时期的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总结之所以是狭隘的，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部落看做整个世界。中世纪的人之所以从天命、神意总结世界，是因为他们把虚幻的世界看做真实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理论总结之所以是不同的，是因为看待世界的立场发生了变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用理性概括世界的发展，并将国家观念的实现看做历史发展的最终表现，反映的是德意志国家实现统一过程的现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明历史进程，反映的是劳动大众对文明进步的要求。福柯用社会权力理论解释历史的进化，反映的是西方知识分子争取社会权力的愿望。福山用黑格尔争取人的认可的人性观概括历史发展，反映出当代资产阶级用西方文化实现全球化的心态。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认识世界的价值。如果一种理论能够反映出占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能够对时代的需求进行准确的概括，反映出时代的精神，能对现实世界的运动产生最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就能说明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具有整体性、基本性、现实性、有效性，因而具有最科学的价值。相反，则只能在支流的、局部的、次要的方面反映世界，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例如弗洛伊德用人的潜意识说明人的行为与文明的发展，从心理结构层次上解释历史，这种价值就有很大的局限。又如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会得出不同的历史结论，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认识价值也会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存在高低不同的层次，它们的价值是不完全相等的，这反映在它们对事物概括的深度和广度上，能对事物进行较大范围的概括和较深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具有较大的价值，反之则只具有较小的价值。研究事物的个别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低层次，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中间层次，研究事物的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高层次。理论和方法的使用与研究目的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研究某一民族、地区或国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就要用哲学方法论和比较方法进行才能做到，而如果只是对某一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考证，运用实证的方法也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如有的人写一部某一民族的通史，由于他只能用考据的方法去写，结果是把一部通史写成了罗列事件的过程，这样的通史充其量只是一部史料汇编，也就是克罗齐所批评的编年史。理论和方法的层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高层次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自然地包含着在其之下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而低层次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却包含不了高层次理论和方法。如研究历史的规律问题时，运用较高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排除实证方法的应用，而是将其包含在其中了。德国历史学家戚美尔曼写过一部反映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著作《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看到后认为该书所收集的历史材料十分可贵，但缺乏对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揭示，于是根据书中的材料进行了改写，完成了《德国农民战争》。两本书的材料是一样的，但由于恩格斯应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得到了较高的历史认识价值。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研究实践的结合中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存在于几个方面。 第一，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不一样的历史结论，这里所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对于某一既定的历史题材，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否能达到目的？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存在理论和方法使用不当的问题，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的人将其运用于人类的原始时期，就比较合理，有的人运用到文明时期，将一部人类历史描述为生存竞争的历史就不尽合理。其次，也可能存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脱离价值判断的问题。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仅仅凭其方法不能达到历史研究的客观化，因为历史研究包含着价值判断，这就产生了历史理论和方法运用的目的性。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是通过历史观的应用而实现的，历史观在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目的的时候，包含着人们应当如何创造历史的说明，这种对历史主动性的阐述，就是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价值判断。如当代西方的一些史学研究，运用信息论、控制论、数学模型、数量经济等自然科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期望历史科学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产生精确的、客观的结论，其结果却是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历史观对历史方法的制约表现在方法的应用具有了实现一定目的的特殊性，使一般科学理论具有了历史学的特性。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普遍的，但历史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如果历史观不能正确反映历史客观实际，科学理论和方法并不能保证历史研究的正确性。只注重理论的普遍性而忽略理论应用中的特殊性，是一些历史研究陷入非科学困境的原因。同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这是因为理论和方法本身没有价值判断，而它们的运用却包含着价值判断。例如阶级分析方法是资产阶级史学家首先使用的，这一方法本身并不包含阶级的目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使用，但用它来实现研究的目的时，却是因人而异的。 第二，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相同的历史结论。正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对于同一题材的问题可以从多种途径去解决，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实现同一目的的多种途径。例如，傅立叶、圣西门、欧文这三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同一题材，就通过应用不一样的理论和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傅立叶应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哲学方法论，圣西门应用的是社会学理论，欧文应用的是经济学理论，但他们都得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还有摩尔根通过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人类社会的前途将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活，但是在更高历史阶段上的复活的结论，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应用唯物史观理论研究原始公社后得出的历史结论是一样的。为什么在不同的空间地域，人们互相不联系，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也不同，却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相同的结论？这首先是因为时代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并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需要思想家从各个方面进行解答。这是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相同的历史结论的现实合理性。其次，是因为虽然各个思想家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不同，但却持有相同的立场、观点所致。上述各位思想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和改造者，他们都主张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的社会，主张有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资本主义，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从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历史研究方法的中性价值。在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中，前者居于主导地位，而后者具有从属性。要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大的成就，首先要做到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 第三，应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由于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应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首先表现为理论修养不足，即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不能满足研究目的的要求。恩格斯曾经批评年轻的考茨基、拉法格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们由于唯物史观理论修养不足，过早地去研究还不具备研究能力的题材，所写出的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历史起源的著作，并没有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达不到唯物史观理论所要求的高度。又如有些人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或归结为对人的实践能力发展过程的揭示，或归结为生产力一元的决定作用，这样，他们虽然都是在应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却得出了不同的历史结论。其次，是不能应用理论中所包含的方法论去研究问题，拘泥于原有理论的结论。如有的人只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应用到研究中，而不会应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导致这些研究不会产生新的理论观点等。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基本的原因是，理论的语境发生了变化。每一种理论产生时都是从一定的经验事实中总结出来的，这种经验事实就构成了这一理论的语境，在这一情形下，理论所指涉的对象与经验事实之间存在对象关系。当这一理论被用来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理论，用来说明其他的经验事实时，它就脱离了原有的语境，与其他的经验事实发生了对象关系且相互作用。这就产生了理论与新的语境如何适应的问题。如果仅仅用原有理论的结论去考察新的经验事实，那么，所得到的历史认识自然不会超出原有的理论，也就是说不会产生新的历史结论。如果用原有理论产生时的方法论去考察新的经验事实，那么就会产生新的历史结论，而原有理论也就得到发展。由于理论中的方法论往往是蕴涵在理论的表述中，掌握它需要确确实实地下工夫，要对理论的体系、结构、叙述方式等方面都有所领会才能做到，因此理解一个理论的结论容易，而掌握其中的方法论不易。正是这一要求产生了同一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原有理论一旦应用到新的经验事实中，将发生一种转化，这时，它已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应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从已知发现未知，从理论的应用中得到新的结论。这样一来原有的理论所涉及的知识将会得到发展。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理论是在研究印第安人的部落中建立起来的，它包括了原始社会的家庭、部落、时代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所包含的方法论原则，如亲属制度反映现实的社会关系，工具的进步体现社会进步等，被恩格斯用来解释古代希腊的历史起源时所采用，为阐明古希腊原始社会的家庭和部落形式产生了作用。恩格斯在应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理论时，并没有拘泥于从这一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结论，而是用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进行了改造，这样原来的理论中所涵盖的知识面就扩大了，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理论由于有了新的历史结论的补充而得到了发展。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在这里就表现为是把一个理论作为方法来使用，还是囿于原有理论的结论从而不会产生新的理论建树的问题。 第四，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理论之所以对历史研究是重要的，是因为理论可以使历史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这个上升的过程却受制于思维规定。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或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研究同一题材，也会得出不一样的历史结论。一般说来，东方人的思维擅长直观、顿悟，而短于逻辑推理；擅长综合，短于分析。但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已经经过理论学习的历史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问题，即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或辩证思维方式去应用理论并进行历史研究，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的问题。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而辩证思维方式是从相互联系、全面性、运动过程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是否能看到事物的相互作用与转化。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中形成的方法论问题，首先表现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和方法，对理论和方法的掌握采用取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态度进行肢解后为我所用，理论和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工具性的。其次表现为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非此即彼的割裂，要么是黑，要么是白，不能发现事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出的历史结论，不仅不能解决历史问题，相反，是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应用辩证思维方式掌握理论和方法能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大的成就。如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由于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他关于德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就比兰克的研究更为科学，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福柯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也由于其深厚的辩证法素养，产生了广泛影响。伊格尔斯正确地评论道：“尽管福柯强调历史并没有统一性而是被‘断裂’所标志的，然而他有关精神病、诊疗所和监狱的那些著作却又设定近代史的历程是以日常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规范为其特征的。”看起来似乎成为悖论的是，“福柯那么多著作（主要的是他有关精神病、诊疗、判刑和性关系的著作，但也包括他主要的理论作品《知识考古学》和《事物的秩序》）却反映了一种彻底的历史眼光”。①通过学习哲学来掌握理论，提升自身的理论思维水平，这在当代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提起的话题。 史学方法论问题还来源于史学发展史中总结出来的认识论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就成为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阐明这些问题可以改变以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认识，对人们如何掌握史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产生作用。如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发展趋势的明显特征是，跨学科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成为一种潮流，社会科学的很多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重点介绍了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认为法国年鉴学派是跨学科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成功代表。为此他总结到，20世纪的史学成就主要是通过方法的革新而获得的，认为“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到来”。② ———————— ①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l39—140页。 ②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页。 巴勒克拉夫认为这是一种从伟大事件、伟大人物及其思想的叙事，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使历史科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历史学从叙述的、个别性研究范式中脱身而出，走上了定量的、概念化的轨道。与19世纪历史学不同的是，这一史学潮流在它们的范式中不是说明而是理解历史，在理解时不用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考察一个特定时段的历史。从下层理解历史变化，用社会史研究取代政治史研究。用概念解释历史，超越叙事，使历史学也成为一门如同社会科学的科学。从巴勒克拉夫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使历史研究的方向发生了一个改变，即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这一潮流中出现了很多的认识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就产生了史学方法论问题。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潮流对中国新时期的历史学产生了影响，它推动着中国的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更新着自身的结构和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也积累了很多的史学方法论问题亟需探讨。这些问题有多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促成了历史学知识的创新，一些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得以形成或壮大，需要对这些新知识的属性与作用进行理论上的认定。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促成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知识的形成。例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类型概念的作用，通过理论预设进行数据归纳，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这种方法省略了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通过对类型的归纳，直接得出对历史本质的看法。传统的“历史学注重从史料出发来叙述历史，强调历时性和空间方位，进而分析和解释历史变迁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断裂和连续性即因果关系”。社会学“总是从理论预设出发，利用使用系统方法获得的共时性调查数据和受控制的观察结果，通过个案和分类研究来抽象出普遍原理”。①这使传统的历史学发生了改变。 又如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通过不同性质的文化的比较，发现族群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形成，解释一定人群的历史存在方式。这种方法突出了主体记忆在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即主体的参与对历史事实形成的意义，发掘出了新的历史认识路径。在人类学看来，史料是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对史料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获得“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这样的研究取向，揭示了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重新建构了对史实的了解，实现了“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②通过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研究的方式扩大了，领域扩展了，对史料的解释与应用更为科学和丰富了。 再如人口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数据测算与逻辑推理的结合，以统计方法、概率方法等构成历史事实。这种方法通过对公式和模型的运用，弥补了历史数据信息量的不足，对于再现历史事实的完整性提供了帮助。有学者利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对夏商邑聚集约人口合理密度指数、早期社会人口清查统计特色、人口的分布移动、人口流动变化性质作了论述，分层探讨了夏商王邑、方国邑臣属诸侯邑及一般村落的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口构成等关涉人口总体量方面诸问题，如其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性别年龄组比、经济抚养比系数、社会人口平均寿命、儿童死亡比率等一系列夏商人口学要素”，得出这样的结论：“夏商人口总量，夏初约为240万—270万人，商初约为400万—450万人，晚商约为780万人，人口平均年自然增长率约为l‰—l.2‰，儿童死亡率高达30％左右，女性寿命普遍较男性为低，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调现象较为明显。”③采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作者做到了如果仅凭现有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所不可能完成的定量研究。 ———————— 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③宋镇豪、谢宝耿：《古史研究：会通多学科与启动现代思维》，《学术月刊》2001年第l2期。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有人认为，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中产生的历史学新分支学科，展现了历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规定了今后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如有人提出，社会史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研究，通史编纂就是社会史编纂。这种观念中附着的认识问题是，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可以促成历史学体系的更新转换。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史学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规定性是什么？它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度如何？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是对历史事实的定量化、精确化起作用，它不可能对历史的本质进行定性。为此，采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主要是丰富了研究方法的手段，它们使历史学成为了概念分析性的历史学，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这就是它的内在规定性。由于历史数据通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整理而完整、丰富了，为此，这就有助于历史本质的揭示，这即是它们的适用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当前研究经济史的三种主要理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应等精确的分析方法，从而对唯物史观形成补充，为研究经济史提供了新的方法。但由于忽视所有制、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对经济史研究体系也就不会形成重大突破。新制度经济学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继承了唯物史观的上述概念，对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制度历史观念，从而成为一种新的解释历史上重大变革的工具。这说明，仅凭方法的创新在历史学体系的更新转换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杨念群等主编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事例。这部书是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会议发起人的主观愿望是，通过邀集九个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阐明跨学科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实例，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明晰的路径，推动其结构和体系的转换。可是会议的结果恰恰与组织者的初衷相违背，“原先以为不同学科的进入会使历史学这具骨架上的血肉更加丰满，没想到最后好像被其他学科吃得连骨头也没有了。历史学自身的特性何在似乎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事实，会议组织者感叹道：“如何确立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可能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学家必须努力关注的问题。”①这一事例显露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仅仅用历史方法的更新能不能实现历史学的体系转换？ 第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手段，开拓出了新的研究领域，推进了历史认识的理性化。在成就面前，一些人认为，历史方法的通用性表明，淡化历史学的意识形态成分，使历史学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是可行的。这显现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是否存在统一性的问题。在这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例如，西方社会学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的理论，能否运用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对这一问题，就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开阔宏观的研究视野，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既是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②另一种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分析范式在国内学术界大行其道，它不仅被用来作为解释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分析工具，而且被用来作为构建未来中国‘市民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并不具有合理性。 ———————— ①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83页。 ②赵世瑜：《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现代化理论的应用中。有人主张，现代化理论可以用来说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过程，因为现代化就是全球化，它的内涵是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等人类的自然权利。“当今时代是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时代。换言之，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而“任何现代化都是对现代文明的获取”。“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是对于人类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一种空前的意识觉醒，以及一种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①但有人认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内含着西方化的含义，虽然科学的本质是实事求是，但在历史学中，“科学与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可能分开”。“不能因强调全球性，而失去了民族性或时代性，以至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话语权，在这种意义上，就如同没有全球性的文化一样，也没有全球化的历史观。”② 史学方法的价值中立立场，是与历史观的缺乏为依托的，这种观念与近代中国史学方法的传统有关。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的史学大家，诸如，梁启超认为史家要“有心识”、“怀哲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寅恪的“诗史互证”，顾颉刚的“考而信古”，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些基本上是一些新的史学方法论，虽不乏真知灼见，却较少涉及“历史的性质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③这指出了，作为历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也许可以是价值中立的，比如在考证史料的确凿性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但是否能够由此延伸出整体上史学方法可以是价值中立的，值得讨论。但确实存在这种观点。如有人在构建历史学方法的新体系时，认为史学方法新体系包括：第一层次是通用的方法，包括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系统的方法。第二层次是保留的方法，即史料学方法、历史表述法。其他还包括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这样一种观点，价值判断问题被忽略了。④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受到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在谈论史学方法论问题时，较少考虑到历史观念的作用。 实际上一旦历史研究涉及对历史过程的性质进行判断，是不能缺少价值判断的。史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同史学题材的范围相联系。要对历史的本质作出判断，对历史过程的趋势进行探测，就必须将价值判断作为引导方法的尺度。这在西方史学中同样如此。例如，美国史学家柯文正确地发现，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论是对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史的研究，都深深地陷于源自西方的现代话语叙事中。“最大的传统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化的主要阻碍因素。”他“要求美国中国史学界摒弃旧有的研究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性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发现历史”。⑤柯文所发现的史学方法论问题表明，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 ①高毅：《现代文明历史演进中的断裂与延续》，《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②于沛：《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学术研究》2005年第l期。 ③冯金朋：《论雷海宗的理论史学与实践史学思想》，《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④赵兴彬：《论史学方法体系的重建》，《齐鲁学刊》2003年第4期。 ⑤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很明显这里可以继续深究的方法论问题是，有人认为历史真理只存在于事实中，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仅是主观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事实认定作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了，割裂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其造成的后果是，历史研究只做事实性研究，不必进行价值评价。对此，庞卓恒先生指出：“历史学，总要对各种历史事物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做出一定的判断，总要对历史人物作为的成败原因或国家民族兴衰做出一定的阐释”；那种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站在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向读者提供真实而不是虚假的纯事实的历史陈述或纯客观的历史真相”的观念，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念。①吴承明先生也指出：“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史学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②目前历史研究缺乏问题意识，不能回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受欢迎的史学著作不多，与这种认识的存在是相关的。比如社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将一部社会史变成了社会生活现象的胪列、描述和常识化的解释”的问题。由于忽视价值判断，在当前史学界的历史观念中，实证主义史学被推崇到历史科学代名词的地步。 还有人指出，“以取自西方的社会理论与问题思路，来切人中国历史，是否能取得有效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视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等概念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如何掌握其适用度？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只掌握历史方法，不要历史理论能不能推动历史学的进步？近几年，中国历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普遍降低，这导致整个历史学界的理论水平普遍降低。这一问题呈现的后果表现为，历史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按照巴勒克拉夫的研究，唯物史观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力的历史理论，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批评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简单化做法时，几乎丢掉了这一理论。而目前唯物史观理论不受重视，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就减弱了，历史研究工作者都忙于去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又和现实脱节，历史学的影响就少了。对此，许纪霖尖锐地谈到，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填补空白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史的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很多人除了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外，在其他知识领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③ 第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开阔了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更新了历史观念，丰富了历史思维，对于中国历史学跟上世界历史学的潮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味模仿与简单套用概念的问题，“与当代中国史学界急于创新的浮躁学风相应，对理论的运用却不断地走进陷阱和危机”。④“总体而言，中国内地的历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以回应西方中国学的论题来奠定自身的分布格局的。”“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与早期美国中国学的主题相吻合，几乎达到了相互呼应的程度。”其后果体现为，史学界“没有针对自身的问题形成独立的设问方式和知识诠释的品格”，“总是亦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