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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奴隶制在西方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学者们早已从法制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视角出发对它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作为对西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教父思想家，作为传世作品数量最多的古代作家[1—p192]，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关于奴隶制的论述具有两方面的学术意义：其一，就社会史的视角而言，由于他的许多作品细致、形象地描绘了罗马北非① 的社会生活场景，奴隶在晚期罗马社会中的地位在他的笔下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其二，就思想史的视角而言，奥古斯丁关于奴隶和奴隶制的论述，在西方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他的相关论述是最有影响力的。② 就思想史的视角而言，奥古斯丁最受关注的论述集中在奴隶制与人类自然本性（human nature）③ 的关系上。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中盛行的主流认识是，他认为奴隶制是违背人类自然本性的，是一项起源于罪的制度。著名思想史家卡莱尔[2—p114]、马库斯[3—p198～199] 等人就是这种经典学说的代表人物。但在较长时期内，除上述观点以外，奥古斯丁关于奴隶制的其他论述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较为传统的观点或是认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新意不多，或是简单地认为他对奴隶制过于容忍，并无多少值得取法之处。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奥古斯丁的奴隶制观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科科伦[4]、克莱因[5]、加恩西[6] 等学者各自撰写了较为全面的专著，较为体系性地诠释了他的奴隶制观。可以说，以往过于简单的观点逐步得到了纠正和深化，他对于奴隶制问题的深刻论述逐步得到了认识。研究古代奴隶制的著名学者布拉德利甚至认为，奥古斯丁在这方面的影响是“革命性”的[7—p278]。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奥地利学者迪夫雅克（Johannes Divjak）于1975年发现的奥古斯丁新书信④ 中，有2封比较集中地涉及了奴隶制的问题（Ep.10*, Ep.24*)。在这些新发现的带动下，研究者们对其奴隶制观的兴趣又有所提高。尽管如此，总的来看，虽然奥古斯丁的奴隶制观十分重要，但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仍然为数不多。 奴隶制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人对人的统治。按照帕特森的看法，极端的暴力、对亲属关系的剥夺、对人的荣誉的否定，构成了奴隶制的三项基本特征[8—p1～14]。芬利[9—p73～77] 和加恩西[6—p1～2] 将奴隶制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将奴隶作为财产；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和劳动拥有完全的权力；奴隶被剥夺亲属关系和原有的社会身份。按照戴维斯的说法，奴隶的特征则被概括为：他的人身成为他人的财产；他的意愿服从于主人的权威；他的劳动或服务是靠强制得到的[10—p31]。不论古今，奴隶制的存在都相当普遍，而古代罗马的奴隶制正是其典型之一。在罗马奴隶制中，暴力与强制的性质十分突出。奴隶主可以比较随意地用鞭打、枷锁、刺字等各种暴力手段来惩罚奴隶，有时还可以对奴婢进行性虐待[11—p113～117]。总之，奴隶制是一种对他人人身的彻底控制，是一种极端的权威与强制关系。 在罗马时代，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现实。究竟罗马帝国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奴隶社会”？虽然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奴隶被广泛地运用于家务、农业、手工业、采矿、商业经营等各个领域。虽然奴隶制体现了赤裸裸的强制和压迫，但它却在西方古代社会中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在古典文化中并不构成一个需要争论的严重问题。⑤在奥古斯丁时代的北非，奴隶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在家务劳动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奥古斯丁对奴隶问题的关注，主要也限于家内奴隶。[4—p19～22,25～26,30～31] 对他来说，奴隶制这种极端形式的强制权威，是家中基本的结构性因素。他曾在《〈诗篇〉释义》[12] 中说道：“最基本、寻常的人对人的权力就是主奴之间的”，“几乎每一家中都有这种权力”。⑥ 那么，奴隶制是否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社会制度？教会与普通基督徒应当如何对待它？身为奴隶或奴隶主的基督徒是应当接受奴隶制还是反抗它？围绕着奴隶制的起源、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邪恶的掠奴活动等问题，奥古斯丁在言、行两方面反复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总的来说，他对奴隶制的看法相当复杂，大致而言包括三类倾向。这三类倾向侧重不同，但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情感的厌恶：“可悲的奴役！”⑦ 首先，必须看到，在个人情感的层面上，奥古斯丁对奴隶制是十分反感和厌恶的。⑧ “所有奴役都是非常痛苦的。”⑨ 他如此概括道。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都表达了对奴隶制的负面看法。 在神学理论上，奥古斯丁鲜明地将奴隶制的起源归因于人类自身的罪恶。在《上帝之城》[13] 第19卷第15章中（类似文本见Questiones in Heptateuchum, 1.153,in CCL, vol.33)，他从《创世记》第1章第26节中的经文⑩ 入手，比较深入地阐述了奴隶制源于罪的理论。他认为：根据上帝所创立的自然秩序（naturalis ordo），上帝“只希望按其自身形象受造的理性造物［即人类］去统治非理性的造物；不是人对人，而是人对兽。”(11) 因此，奴隶制的存在并不符合人类的自然本性，而是人类自身违背上帝的意旨，不断地作恶、犯罪的后果。如奥古斯丁之言，人变为奴隶，不是由于他的自然本性（natura），而是由于他的罪恶（culpa）。他认为，按照拉丁文“奴隶”（servus）一词的词根，最初“奴隶”指的是那些战败被俘，得到胜利者的宽恕而苟延生命的人。可见，若不是由于罪，这种奴役就不会出现。他据此指出：“奴役的状态是正当地加诸罪人之上的。”(12) 或者说，“奴役的起因就是罪，它使人在束缚的状态中服属于他人。”(13) 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所谓的“罪”的“起因”（causa）作用。奥古斯丁并没有说：每个奴隶的受奴役状态都应当归咎于他们自身的罪恶，所有的奴隶都是罪有应得的。更准确地说，他的观点应被理解为：是人类自身的罪改变了全人类所处的状态，使他们无法摆脱妄图支配他人的“统治欲”（libido dominandi），从而为奴隶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或环境[4—p70～71]。无论如何，奥古斯丁认为奴隶制是罪的后果，是一种悲惨的、痛苦的制度。在他眼中，它无论如何都带有极其阴暗的色彩，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 在教会工作的实践中，奥古斯丁对奴隶制的态度也是负面性的。首先，他相信释放奴隶是显示爱心的有益行为，支持和鼓励释奴的做法[4—p39～40,46～52]。在401年的迦太基宗教会议上，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主教们一致赞成教会对释奴行为的介入，接受了“教会释奴”（manumissio in ecclesia）的制度[4～p47～49]。在主教的职权范围内，他更是积极鼓励释奴的做法。他不仅极力要求希波的神职人员释放个人所有的奴隶（Sermo 356,3—7,in SPM, vol.1），还鼓励奴隶或前奴隶加入他的修院（De opere monachorum,25.in CSEL,vol.41）。 其次，奥古斯丁公开地表达了对奴隶贩子的厌恶和反对。对于那些进入教堂的奴隶贩子（mangones），他公开地宣称，他们不是教会的真正成员，不是“葡萄藤”（vinea）而是“荆棘”（spina）[12—127.11]。晚近发现的《书信10*》[14] 更是鲜明地说明了他的态度。在这封信中，他以较长的篇幅谈到了在希波地区为害一时的奴隶贩子的不法活动。根据该信的记载，当时的奴隶贩子经常将自由民贩卖为奴，或者非法地将本来只是契约性的奴仆(14) 作为永久性的奴隶贩卖出去，有的甚至以暴力手段掠夺人口，将他们贩卖到海外为奴[14—2～3]。 对于这种行径，奥古斯丁十分痛恨。一方面，他企图以罗马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不法的奴隶贩子。为此，他希望运用教会的政治影响力，以“罗马的自由”（pro libertate Romana）来号召政府，劝说罗马政府修改相关的法令，使得对奴隶贩子的惩罚更有分寸、更加有效[14—3～5]。另一方面，希波的教会保持着警惕，时刻关注着经过当地海港的奴隶船，努力使被拐卖的人口重获自由。这样做不仅可以挽救一部分落难者，还可以使奴隶贩子亏本，从而受到打击（Ep.10*,3—8;Io.ev.tr.,41.4）。为了赎出被拐卖的人口，奥古斯丁不惜熔化希波教堂中的圣器[15—24]，可见其决心之坚定. 【本文摘自】《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7年3期第61～6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