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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的播出，大国崛起近来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急切地需要获取相关的知识，以便判断中国在自己的大国之路上走了多远。 发达国家与大国 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国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增加其内涵，已经从单纯的人口、土地、财富和军事力量扩展到了很多其他领域。在当今世界，大国的含义是与强国密切相连的，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首先必须是发达的强国与富国。虽然发达国家未必是大国，但大国必定是发达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的第六大经济实体，具有了相当的国际影响，并且正在大踏步前进，但以目前的现代化标准衡量，仍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只能说是一个具有了大国基础的国家，或者说是正在崛起的大国。 由于大国标准与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对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国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探讨如何成为发达国家，第二是探讨如何成为一个大国。一般而言，能够被世界其他国家公认的现代发达国家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共同标准，即它们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国家，是一个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富裕国家，是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也是一个拥有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其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都得到了有效的维护。要符合这些标准，完成一个民族的现代化任务，我们就必须认真学习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因此，探讨如何成为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世界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这实际上也是央视“大国崛起”引起人们关注的主要原因。 现代化——大国的入场券 世界发达国家最初都产生在欧洲西部，它们的起步条件并不一样，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也不一样，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还走过了不少弯路。但最终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国家显然具有某种共同的特性，概略地看，这些国家都做好了以下一些工作。 首先是必须发展经济，并且要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做这一工作。因为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这些国家出现最初的市场经济萌芽，到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学术界一般认为经过了150年到200年的时间。从其经济增长的阶段看，一般经历了从规模增长型向质量进步型的转变，然后再从质量进步型向创新福利型转变。而这种转变能够顺利进行，在于其有一个稳定的制度支撑。同时，还在于国家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发展战略，不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决策。 因此，这些国家能够顺利发展，又与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游戏规则有关。这种游戏规则，就是社会的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法规，无论他具有什么身份，在法律的规则方面都不能例外。换言之，法治化是一个国家发达的重要指标，建立法治化的政治体系，是一个社会能否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前提。无论从人类社会经济史的历史长河来看，还是从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腐败横生的格局中能够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尽管在一定的市场初成时期，几乎所有国家和社会都经历过一段由于法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市场混乱和一些人趁机发财暴富，而经济却实现了一个高速增长的“转型过程”，但这种转型过程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正常”过程。无论从人类近现代经济史的经验来看，还是从法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在法制建设上真正有所作为，市场运行的诚信体系建设和腐败问题将迟早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羁绊。因此，建立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否随意违反的游戏规则，建立其社会应有的诚信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够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 有了这样的游戏规则，还不能完全保证一个国家能成功发展，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尽管很早就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治体系，但经济上却长期停滞不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未能确定好基本的发展战略，突出自身的优势。因此，如何量体裁衣，因势利导，按照自己的优势发展自己的产业，并能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及时地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也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或者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在一段时期内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却无法长期保持这种领先的优势，一个原因就在于过于急功近利，未能将自己的短期和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地协调起来。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成功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都能够及时地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其现代化的进程很可能被各种暴力冲突，甚至暴力革命所打断。可以说，福利国家制度是西方国家在协调社会矛盾方面的一个重要工具。福利国家作为防止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推翻政府进行革命的手段在西欧许多国家推广开来（福利项目让那些穷人起来造反的可能性降低，因为他们生活好起来，国家显得对国民很关怀爱护）。福利国家对精英阶层有利，因为它是防止革命，减少动荡，确保他们保持政权和利益的手段。国家机构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将一定数量的企业收归国有作为防止革命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持资本主义继续维持的手段（在市场萧条的时候，将不赢利的部门卖给政府对企业和投资者来说是个弥补损失的有效方法）。 某种类似宗教信仰一样的精神支撑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没有一种精神的动力，这种精神的支持，无论其名称如何，对一个特定民族的发展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看法，对此做了最好的解释。韦伯十分强调加尔文教和清教伦理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正是清教徒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而这种精神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这就是加尔文教的兴起。加尔文教反对只有教会才有权力解释圣经的传统的非理性的观点，而认为个人的良知有领悟圣经的优先权。同时，加尔文教认为人的命运已经由上帝注定，只有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进入天堂。而选民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表现在对日常生活作系统的安排并勤奋地工作。因此，韦伯指出，对于已在西欧发展起来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来说，适当的经济环境是必需的，但其自身并未为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本身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事先或同时发生的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清教精神尽管还不是意识形态，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认为，它对英国的，尤其是美国的发展，起着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并推动了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其他的国家，则往往以各种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口号作为现代化旗帜，无论成败如何，这种原发性的社会动员观念对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认清这一点，从中寻找一些对于发展而言具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对于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是十分有益的。 适时转型与产业升级也是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优势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逐步丧失，必须通过新的创新来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而这往往要求经济的转型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相应调整。只有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从历史上看，在“空的世界”（自然状态）的经济中，人造资本是限制性的，而自然资产是极其充裕的。今天，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满的世界”的经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作用颠倒了。要使人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用循环经济的思路来制定发展战略。昔日英国工业革命的重镇，往往以丰富的煤矿资源作为发展的基础，但今天在这些地区已全然看不到当时的巨大烟囱，听不到机器的轰鸣，进入人们视野的，是田园风光似的软件产业园区。这种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一个严酷的现实：现代化犹如逆水行舟，一种不能保持持续创新的生产方式，都会最终被历史淘汰。在这个意义上，创新式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在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验进行了粗略的小结后，我们的结论是，一个民族只有在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后，才有可能获得成为大国的入场券。 由发达国家崛起为大国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探讨问题的第二个层次：即一个发达国家如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应该说，并非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因为一个大国的现代化与一个小国的现代化相比，除开国土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之外，它们对世界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小国的现代化基本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而大国的现代化就不仅是国内事务，也是国际事务。因此，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要引起周边和世界其他原有大国的关注乃至敌意。这就使大国的发展面临比小国更为严峻的挑战，小国只要低眉顺眼，或许还可能获得“搭车发展”的待遇，而大国不仅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遇，甚至往往在起步阶段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一个大国要真正发展起来，它在处理自身内部事务的同时，还必须有一个明智的对外政策，能够用高超的智慧处理好国际关系问题。 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会给既有的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荡，发展与争霸是大国崛起不可回避的话题。由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始终生活在“霍布斯时代”，所以，原有的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总是充满疑虑。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新兴大国要想顺利成长，就特别需要冷静对待自己的国力，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尽可能地遵守既有的国际行为规则，在捍卫自身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不去主动挑战现有大国的利益，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广交朋友，争取在各种地区合作或多方合作的事务中做到双赢和多赢。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最终总是会给自己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即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如果滥用国力，一意孤行，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 而这样的态势，表明了大国发展与如何处理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不仅是国际体系中最有效的经济单位，也是最有效的战争机器。这是因为在战争中，它们被证实比其他的竞争者更为成功。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作保障，就只能让本国成为其他列强掠夺的对象，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事实上，不断地对外战争几乎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然而，西方学者在对类似战争的分析中往往有意无意地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即民主国家的战争是可取的，专制或威权国家的战争是不可取的。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富于侵略性的，而民主国家则是合理的，主张公正的，有利于世界发展的。事实上，这样的观点经不起分析。由于欧美现代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存在着对外扩张和争霸的问题，所以，无论这些国家是民主体制还是专制体制，它们发动的战争，尤其是对外战争，大多是非正义的。对这些战争的性质进行分析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另一个事实，即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往往能最终获益，而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则在大国较量的战争中最后失败。从决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可以说，西方大国的战争机器基本可分为两类，民主国家是具有更好的战争决策机制的战争机器，而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则是具有较差的战争决策机制的战争机器。如果我们再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战争，对这一点就会有更加明晰的认识。民主国家类似于一个股东享有充分权益的有限股份公司，如果战争能够获益（无论是经济上的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收益），那么，这样的生意就可以做，如果赔本或收益甚微，那么，这样的生意就不要去做，因为它有损大部分股东的利益，股东们就有权否认国家的战争行为。美英等国的大规模反战和平运动，往往都是在战争持续不利的时候爆发，其中的原因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反观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其战争决策往往由几个主要决策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拍板决定，作为国民的股东却毫无权利。战争顺利还好，战争不顺利，广大的股东却没有制止战争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破产，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国家走向毁灭。从这样的角度看，民主国家是更为高效而合理的战争机器，而专制和威权国家，即便从战争的费效比来看，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说，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发展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体制建设问题，这也是大国崛起过程中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民主体制不仅对于政治现代化是必须的，甚至对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所有有关大国兴起的因素中，还涉及到一个民族有无创新能力的问题。大致而言，创新可分为两个部分：制度性的创新与实际生产或管理能力的创新。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而言，前一种能力显然高于后一种能力。英国创立的议会民主制，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于是它奠定了英国现代发展领先的基础，美国通过联邦制将民主和法治原则推广到了一个广阔的国土中，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历史已经证明，所有新制度的建立，都不是一项能够简单从外部移植的工作，而是要与本民族的传统契合，进行根本性的创新才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一创新工作的成败，基本上决定着这个民族是否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凡是能够成功进行这种体制性创新的民族，都能够获得较长时间的发展红利：英国称霸世界近200年，美国也已经获得了将近100年的优势，而且还会在很长的时期内维持下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只获得部分成功，但依然不能否认其历史功绩的创新，比如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尽管其创新度和彻底性不如英美，但对原有的社会体制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动力，所以也为它们自己的国家争得了一份十分有价值的发展红利。 当然，所有这一切工作的成效，都最终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精英集团能否因势利导，带领自己的民族走上大国之路。在一个民族发展的关键时期，精英人物和核心集团的领导的作用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便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大国，人们也无法想象，如果华盛顿在被拥戴的情况下成为国王（即便是英国式的虚君），林肯对南北的分裂熟视无睹，会不会有今日之美国。也不能想象，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嫁给任何一个欧洲大陆的君主，英吉利民族能否渡过成长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俾斯麦，德意志能否在19世纪完成统一。而一个民族能否在适当的时机出现适当的精英人物或者集团，带领整个民族从事历史性的跨越，始终是一个难以解答的谜，因为它既受制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的框架，国际关系的态势，甚至也受制于某些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取决于多种因素，既要有历史的机遇，也要看本民族是否在各方面做好了应付现代化挑战的准备。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的现代化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角度看，小国的发展，如果不涉及到主权独立等问题，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少，而大国的发展，遇到的阻力则相对较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点尤为突出：中国还处于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初级阶段，但却已经被世界作为一个大国对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块头太大。中国的人口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而是一个世界的现代化。而我们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将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与大国崛起的目标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也是极为艰难的事业，它不仅在改变13亿中国人口的命运，也已经开始改变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命运：中国已经在各种国际场合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争取自己的权益，包括制定世界市场的游戏规则。因此，这样的事业必然会遇到空前的阻力，能否完成这一艰难的任务也意味着对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一场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够以如履薄冰的心态认真处理好这一大转折时期的内部与外部的种种问题，认真学习它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且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沉稳地对待可能发生的政治与经济的风暴，那么，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就可能不会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了。 （原载《观察与思考》2006，24） (责任编辑：admin) |